有一天，我进洗手间站在瓷盆前洗了手，又对着大镜子理了理鬓发，压了压警帽，整了整警服。我们赵监狱长要求干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警容整肃，仪表端庄，一丝不苟；作为一个姑娘，我当然也非常重视自己的直观形象。也就是说，我在洗手之后，对着大镜子像鸟儿修饰自己的羽毛那样，认真地修饰自己足足有两三分钟。这时，我意外地听到从蹲坑里传来一场非常有趣的对话，或者也可以说，我听到了一场非常有趣的“厕所评论”。
我在这里得事先向读者致歉。非常遗憾，你看，我又提到蹲坑或“厕所评论”，这显然非常不雅。但是，我们得老实承认，这是机关文化之一绝，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这类琐事，它与我们的故事又大有关系，我就不能不实录不误。
“林红，你说怪不怪，关飞鸾那篇文章早不出，晚不出，恰恰在年终考评的时候出来了。”我听出用尖尖的嗓音说话的是董雪。
另一个在邻座蹲坑的林红压低嗓音回答：“是啊，我也有这个想法：这时候在报刊上发一篇文章，让女犯自己现身说话，比起本大队干警说上十句一百句好话还管用呢！”
“没想到章副做事这样有心计”董雪的声音低得像苍蝇。
“我听说那篇文章是任思嘉布置关飞鸾写的，真的吗？”林红的声音轻得像蚊子。
“可不是，任思嘉自己都承认，那篇文章是经过她的修改，又由她亲手寄出去的。听说洪队为这件事还批评过她，说她无组织无纪律。”
“没想到这事还这样复杂”
“听说洪队很恼火，咱们可得当心点，别卷入头头们之间的矛盾，，
我的心怦怦剧跳不止，深感偷听别人的谈话是不道德的。她们还聊了些啥，我不敢往下听。同时，又听到蹲坑那边响起哗哗水声，董雪和林红“办公”已毕。我往大镜子里的自己匆匆一瞥，便大步离开这是非之地。但是，董雪和林红的“厕所评论”
留给我的气愤久久不能消除。说什么“想不到章副很有心计”，说什么“听说那篇文章是任思嘉布置关飞鸾写的”这些议论跟洪月娥对我的盘问如出一辙。如果说得明确一点，就是在章彬彬的授意下，我任思嘉去布置关飞鸾写了《冬天的阳光》，好在年终考评中为章彬彬制造舆论。看看，她们在背地里也不知啐了多少唾沫，洒了多少油彩，轻而易举把章彬彬描绘成沽名钓誉的阴谋家，把我勾画成抱头头大腿的小丑？我气得好几晚没睡好觉，真想找她们理论理论。但是，人家不是当面说的，也不是在会上说的，仅仅是一种“厕所评论”，我怎能去找人家的岔子？
像鲁迅说的那样，我如入无人之阵，感到彷徨而孤独。
我认真细想，趋炎附势的小人在我们大队也是有的，那正是董雪自己。我前面说过，董雪是刚从狱警专科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父母兄弟都在农村务农，上无靠山，下无地盘，出身底层的境遇使这一类女孩子，比起城市姑娘要懂事得多，机敏得多，也更加会察颜观色和保护自己。她每回回老家探亲，总要带一点土特产“孝敬”大队长；在队务上大队长有什么吩咐，第一个积极表态的肯定是她；甚至在节假日，也会主动到洪月娥家帮着洗洗刷刷收拾屋子。这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是没有的，凡事利己就是最高的原则。有啥办法，董雪是一名没有多少本钱的新兵，她的告假探亲、路费报销、入党提级、警衔晋升一切都掌握在洪月娥手中，怎么能不在年终考评的关键时刻，给大队长抬抬“轿子”呢？
这次年终考评是我走上社会后，头一次亲眼目睹人们在名利这块试金石面前不加掩饰的大亮相。临近考评的十来天，我就开始看出人们像卡通片上的人物，有点夸张而变形了。董雪过去是一条懒虫，出早操十次有六七次要迟到，现在她忽然非常振作，大队长的哨音一响，她第一个就在队列中站好；林红过去最怕打开水扫地，现在却成了我们三中队的打开水的“专业户”；洪月娥过去只埋头抓生产，管教这一摊都撂给章彬彬，现在常常在监室里转悠，一会儿找女犯谈话，一会儿找管教员谈话，好像离了她五大队就玩不转。甚至，我想起上个星期天洪月娥慷慨解囊请年轻干警吃了一顿饺子，很可能也是一种“感情投资”。人啊，是一种多有心计的动物！
我发现不少干警都人模狗样假模假式地装起正经来。不管在大队还是在中队的办公室里，嘻笑怒骂的声音几乎绝迹了，调侃和玩笑的话也不敢说了，干警们变得谨慎小心，少言寡语。我像一只刚刚出壳的雏雁，渐渐感到肃杀而严寒的冬天正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大步逼近。
年终考评动员开始，我就明白它对人们有着何等意义了。它要经过个人述职、民主评议和群众测评这么几个阶段。述职和评议自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谁愿意说点真事。到了测评阶段，可就动真格的了，因为这是背靠背进行的，群众在一张表格的“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这四栏上，可以对领导行使惟一的一次民主权利，根据你自己的意愿打上个“√”，表示你对这个干部的总体评价。如果你对谁都能“√”他个优秀，那也好办，把好人主义贯彻到底好了。问题是“优秀”
的比例有限制。比如，我们五大队两位正副大队长之中，只能决出一名“优秀”，而连着三个年度都获得“优秀”的干部，又意味着可以晋升一级。这样，就往往把一个单位的人际矛盾人为地加剧起来。
我们五大队的年终考评，在干部述职、民主评议阶段，开头也是互相评功摆好走走过场。可是几天会开下来，洪月娥看见干警们对章彬彬竟是好评如潮，说她对群众关心，对女犯耐心，既有开拓意识又有文明风范，等等，等等，洪月娥黑着一张包公脸，慢慢的有些坐不住了。
洪月娥拿出那本《大墙内外》杂志往桌上一拍，说：“你们说章副这个好那个好，我都不反对，可是要是说起怎么管教关飞鸾，我可有不同看法。不就是给关飞鸾采些草药嘛，值得这么大吹大擂的，你们看，还上了大刊物，也不知宣扬了些啥思想？大家都看过关飞鸾的文章吧？”
大家声音参差不齐地回答：“看过。”
洪月娥说：“好吧，我们就先议一议这篇文章。要不，什么都要乱套了，是非曲直都没个标准，还搞啥考评？”
洪月娥这番话声音不高，却很有火药味，我和一些年轻干警都大吃一惊。会场上一片肃静，没有谁敢发言。洪月娥拿眼睛瞅董雪，示意要她带个头。
董雪一向是洪月娥的应声虫，要在以往，她会一套一套的长篇大论，附和大队长的意见。可这事叫她太作难了，她再怎么当跟屁虫儿，也不敢去得罪章彬彬呀！她就支支吾吾半天说：“那篇文章我也没有认真看，只觉得这个关飞鸾有些情况没有搞落实，比如，章副的职务是副大队长，口口声声称她大队长，这不好”
洪月娥又瞟林红一眼。林红就说：“我看那篇文章不一定是关飞鸾写的，你看那篇文章文字通顺，段落分明，还会引用古诗，关飞鸾能写得出？不，她只有高中文化，平时叫她写一篇墙报稿都写不好，她哪能写出这样的大文章？”
林红这家伙真是一箭双雕：既暗示章彬彬可能在暗中搞了名堂；又捎带着敲我一棒。
这原在我的意料中。我听过她们的“厕所评论”。林红平时也一直跟我过不去，她是来了三年的警校生，当不上中队长，而我一来就在她之上，她一直不大服气。
下面再没有人开口了，洪月娥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她振振有词地列举了《冬天的阳光》的三大罪状：一、它的“出笼”
（她真的就用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字眼）就不对头，没有经过她大队长审查，也不知道怎么发表出来的；二、宣扬对罪犯的温情主义，监狱是专政机关，不是慈善团体，对罪犯如此婆婆妈妈，哪天罪犯造起反来，叫你脑袋掉了都不知怎么掉的；三、历来只有把党比作红太阳，现在，把一个干警比作冬天的太阳，到底想宣扬什么思想？
我的妈呀，洪月娥一家伙给这篇文章扣了三顶大帽子，使用的语言大都跟“文革”时的常用语差不多，把大家都吓懵了。会场上一片肃静，有人在偷觑章彬彬的反映。大家都知道，洪月娥明的是批评关飞鸾的文章，暗的是要给章彬彬难堪。大队两位领导的矛盾已经表面化、白热化，下面的干警觉得得罪谁都不好，便在沉默中保持中立。
静场持续了许久，章彬彬才缓缓站起来发言。她首先声明，这篇文章寄出去发表，她事先不知道。如果知道，她决不会同意。因为对哪个女犯改造取得一点成绩，是大家的功劳，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威力，她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她不能同意说这篇文章宣扬温情主义。关飞鸾患了重病，管教干部给她找药送药，治病救人，那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
洪月娥接着反驳。她说：“章彬彬呀，我不得不提醒你，你搞温情主义是由来已久的，梁佩芬刚入监那会儿，一再让她的家属给她送好吃的东西，派活只给她派轻活。你看看，这是不是温情主义？这样下去，犯人在狱中都能过上幸福生活，还谈什么改造？”
洪月娥老这么无限上纲，我实在受不了，忍不住拍案而起。我说：“洪队，关心女犯不能跟温情主义画等号，倒是你老爱打骂犯人，是缺乏人道主义，是狱卒牢头的旧作风。”
好了，我这话一下子把洪月娥刺痛了。她气得把眼睛睁得溜圆：“小任，大家都知道你和章彬彬特别要好，可是在革命队伍里，好也不是这么个好法。听说关飞鸾那篇文章有很多就是你代她写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真值得大家想一想！”
洪月娥三言两语就把我描绘成章彬彬的小狗腿。我当然一百个不服气，就给以狠狠的反击。
这样一来，我们五大队这次民主评议就闹得不可开交，开了两天会也得不出个结论。但是，洪月娥的目的却达到了，戴在章彬彬头上的光环至少是砸碎了，她的威信不能不受到影响。最直接的结果，是接下来的群众测评，洪月娥以微弱的多数—１３票对１２票，险胜章彬彬。
也就是说，已经连续两年考评获得“优秀”的洪月娥，今年又再得个“优秀”，自然就晋升一级，成为三杠三星的一级警督，而章彬彬则原地踏步，仍然是三杠两星的二级警督。
章彬彬倒还能够泰然处之。但我觉得章彬彬这一分输得太窝囊，太不公平，气得我好些天不愿跟洪月娥、董雪和林红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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