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步入法庭的时候，感到法律至高无上的威严带着一股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审判台上，正中坐着身穿白色制服的审判长，左边坐着穿同样制服的书记员，右边坐着穿墨绿制服的公诉人。
审判席右侧的座位上，坐着被告的辩护律师。正对审判台的被告席上，站着我的仇人洪月娥。她身上的警服被扒下了，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便服，像只其丑无比的大灰狼。证人席在被告席旁边约三四步远。这样的距离使我想起追捕洪月娥的时候，她就在咫尺之间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但是，今天我们俩互换了位置，我的证词将像出膛的子弹，有足够的杀伤力把她置于死地！
我从容走上证人席的时候，听到听众席上掀起一阵细微的喧哗，随即有许多同情的目光向我集射过来。我知道，洪月娥被捕之后半个多月，一个小小的西源市，早把洪月娥的对立面—我的不幸的故事，传播得家喻户晓。正义的舆论站在我的一边那是肯定无疑的。我向右侧身，望了眼庄严的国徽；我向左侧身，正面对听众。听众席上座无虚席，坐满了新闻媒体的记者和各界代表；其中有一大片橄榄绿，因为洪月娥案发生在清水潭女监，女监理所当然来了许多代表。我看到了任思嘉、王莹、林红、董雪等等熟悉的面孔。越过黑压压的人群，我向她们投去匆匆一瞥，任思嘉等人把灼亮的目光迎了上来，传递着姐妹们冲天的义愤。
我在心里暗想：洪月娥的案子大概已经审得差不多了，也许我今天的证词就是要她小命儿的一颗子弹。于是顿时有一种临战前的亢奋，腰板挺得直溜溜地站在证人席上。
一会儿，审判长宣布开庭。他扼要地作了案情介绍。他说，通过半个多月的审理，被告对贪污盗窃罪、接受贿赂罪，已经供认不讳，并由谢芳、杨罗亭等作证坐实。现在，需要章彬彬出庭作证的，是被告的劫持儿童和持枪拒捕罪。审判长说，章彬彬是清水潭女监第五大队副大队长，既是擒获案犯的主要干警，又是被劫持儿童的母亲，她的证词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
刹那间，听众席上鸦雀无声。我觉得整个法庭，不，是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法官、检察官和所有听众都在凝神倾听我的叙述和证词。我从谢芳的丈夫高汉文如何向我报告，朱亦龙如何绑架我，我又如何逃脱他的魔爪，一直说到洪月娥劫持章黛仓皇出逃，说到她在半途被我们截住，说到她胁迫赵监狱长和女警官们放下武器，说到她一再叫嚷要向我们开枪事件的全过程和细枝末节，我都说得清清楚楚，人们就像听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按照我这些日子的情绪，我完全会用一种控诉的语调来叙述这一切，但是，当我面对庄严的国徽，面对代表法律权威的法官与检察官的时候，我已经渐渐忘记自己是被劫持儿童的母亲，也忘了自己就是那个被洪月娥用枪口指着脑门的警官，正义的良知提醒我，应当把事件叙述得百分之百真实，连语气也变得非常冷静、客观、平和。
审判长质问洪月娥：“被告，证人所说的证词，都是事实吗？”
洪月娥回答：“是事实，全部都是事实。”
听众席上掠过一阵轻微的私语。毫无疑问，人们觉得根据这些罪行，原告已经足够被法律钉在死刑柱上。
但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时站了起来。这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子，穿一身紫罗兰色西装套裙，白皙光鲜的前额显出一个知识女性的高贵，而职业的严谨使她的圆脸冷若冰霜。获准审判长的同意后，她对我进行一连串追问：
“请问证人：被告劫持儿童仓皇出逃的时候，她携带什么武器？”
“六四式手枪一支。”
“她的子弹盒里有多少发子弹？”
“两排，共２０发子弹。”
“被告胁迫追捕的女警官们放下武器之后，她真的想向女警官们开枪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看她当时的确有向我们开枪的念头。”
“可是，她最后有没有开枪？”
“开了一枪。”
“好，现在我要问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原告这一枪，是朝赵监狱长开的，还是朝证人你开的？是朝天开的，还是朝自己开的？请证人不要轻易回答，先想三分钟，想好了，才给法庭一个真实的回答！”
我立时看出这位律师是个富有经验的高手。她深知洪月娥罪孽深重，法网难逃，不可能完全为她开脱；她惟一能做的，仅仅是为被告作从宽辩护，争取她免于一死。
辩护人虽然是向我发问，但这个问题肯定在许多人心里引起震动，整个法庭一下陷入肃穆的沉默之中。我立时意识到，辩护人与其说是空出时间让我思考，还不如说，是让我事先进行一番灵魂的自我叩问。在这关键时刻，我是站在法律的公正的立场，还是偏执于一己私仇；是理智地面对事实，还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情绪，而对某个重要细节稍稍修正。我心灵的指针只要有那么一点偏差，也许就足以把一个大活人的生命一笔勾销。
刹那间，我想起洪月娥曾经给过小黛的许多母爱，想起她在工作上也有过许多成绩，想起她被我们截住之后，她挟持一个九岁儿童，胁迫监狱长、我和八名女警官都放下了手枪，而她的手枪里分明有２０颗子弹，要击中监狱长，击中我和我的女儿，击中其他所有的女警官，对于一个射击高手来说，那都是轻而易举的。她完全能够打死我们当中一个人或几个人而后与我们同归于尽。但是，洪月娥没有这样做。在最后时刻，她终于良心发现，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一事实，恰恰是在这些日子里，处于仇恨和痛苦熬煎之中的我所忽略的。此刻，面对庄严的法庭，在决定一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的关键时刻，我哪能把一个愿意悬崖勒马的人再从悬崖上推搡下去？
这一股思想风暴从我胸中掠过，也许是两分钟，不，或者还不到一分钟，我就完全改变了原先的复仇主意，郑重而坦然回答：“审判长，这个问题我根本无须思考就能回答。我记得很清楚，被告胁迫我们放下武器之后，原来一直把枪口对准我的脑门，但是，她在决定开枪的刹那间，忽然改变了主意，她飞快把枪口指向自己的脑袋，是我猛扑上去，擎住她握枪的手，她才把子弹射向天空。”
哗—像一阵大潮涌起，听众席上又掠过一阵喧哗。
“谢谢证人高贵的良知！”辩护律师不易觉察地轻笑一下，“我还想追问最后一个问题：被洪月娥劫持的儿童，也就是受害者和你的女儿章黛，经历这场惊吓之后，造成了怎样的严重后果？”
“后果极其严重！”怒火呼地一下又从我心头蹿起。“受到这场意外打击，我的女儿当即晕倒，患了脑腔隙梗阻，至今不会说话，不会叫妈妈，她、她、她也许会成为一个哑巴，一个白痴，一个废人！”
说这些话时我又失去了冷静，每个字都是一粒子弹，我的控诉就成了机枪的连发。
我看见洪月娥脸色煞白，摇摇晃晃地站也站不住了。听我说完最后一句话，她终于“哇”地大哭一声，身子一歪，摔倒在被告席上。
法庭上响起一片惊愕的喧哗，审判看来难以继续，审判长当即宣布休庭。
我走出法庭，任思嘉、林红、王莹、董雪等姐妹都围了上来，纷纷埋怨我：“章副，你怎么提供这样的证词？咳，你真是！”
我冷静回答：“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知道，我最后证实的两件事，对洪月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洪月娥的案子一时还不能判决，她的小命儿仍在法律的天平上晃晃悠悠地荡着秋千。
章彬彬——
真没想到，我在法庭上作证时提到小黛的病情，竟引起社会公众广泛的同情。一时间，有许多人给我打电话、写信表示关怀，还捐赠了不少钱物和药品。这件事让医生们大受感动，对小黛的治疗护理更加尽心尽力。他们不仅给小黛打针服药，还给小黛挂了两个疗程吊瓶，又让她每天进高压氧仓供氧一小时，改善微血管循环。半个多月下来，小黛的病情奇迹般好转。
这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病房，小黛从沉睡中醒来了，我发现，黑葡萄似的眼仁儿又回到她的眸子里，她的大眼睛一下子有了神彩。她眨巴眨巴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崔一峰，小嘴儿翕张好一会儿，终于叫了声：“妈妈！”又叫了声：“爸爸！”
我和崔一峰顿时心花怒放，泪如雨下。
小黛康复出院那天，女监的姐妹们像是庆祝节日一样高兴异常。任思嘉、王莹、董雪、林红等拎着许多水果，捧着一束鲜花来看小黛。小任把小黛揽在怀里，激动地问：“小黛，毛病都好了？”小黛说：“好了！”小任问：“看看，来看你的这些阿姨都是谁？”小黛一个一个指着她们亲昵地叫：“小任阿姨，小王阿姨，小董阿姨，小林阿姨，你们好！”
小任仍不放心，继续考小黛：“唱一支童谣给阿姨听，好不好？”
小黛眨巴眨巴黑眼睛，想了一会儿，唱起那支《月光光》：月光光，
照四方，
四方圆，
卖铜钱，
铜钱豆，
卖乌豆
小任她们高兴得拍手叫好，都说：“章姐，章黛还是那么聪明，没有一点后遗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
我说：“真是苍天有眼呀！洪月娥让我虚惊一场，但是，老天爷又还我个好端端的孩子！”
小黛大概把遭到洪月娥劫持的经历都回忆起来了，十分困惑地问道：“妈妈，我干妈干么要抓我？干么要开枪打你呀？”
我说：“洪月娥不是你干妈了，她是坏人，她犯了罪。”
小黛依然困惑不解，追问道：“我干妈怎么会是坏人？她是管罪犯的大队长嘛，自己怎么会犯罪？”
我无言以对，在座的女警官们只能陪着一阵干笑，像一个劣等生回答不了老师刁钻的考题，屋里的气氛甚是尴尬。一个九岁小女孩提出的问题，虽然有几分天真，但其尖锐性和深刻性，却是足够让我们这些活了一大把年纪的成年人冷静思考的。可我不愿刚刚出院的孩子接触如此严肃的问题，说：“傻孩子，你年纪太小，跟你说了，你现在也弄不明白。你今天刚出院，不能太累，快去睡觉吧！”
我安排小黛进房间睡下。再回到客厅，小任她们已经围绕着小黛刚才提出的问题，进行一场非常有趣的谈话。
“真没有想到呀，这个洪月娥！”董雪说，“我在她手下工作了两三年，她给我们的印象，总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总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谁想到她会成为一个大贪污犯！过去，我、我，我一直崇拜她，我真幼稚，唉，章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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