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钱大宇来到镇外一幢竹楼，我想这是家地下烟馆，主人可能认识钱大宇，因为我看见他们并没有打招呼，而是互相点点头。屋子里已经躺了几个大烟鬼，他们旁若无人的样子，跟前点着一盏烟灯，身体弯曲如大虾米，只顾闭着眼睛吞云吐雾。我吸吸鼻子，觉得鸦片烟雾有点发酸，气味像夏天的泔水桶，或者新鲜马粪，我疑惑地想这就是一百年来臭名昭著的鸦片么？它究竟有怎样的神秘魔力，一度令许多东方民族为之堕落？
主人以一种很熟练的动作很快替我安排好一套烟具。我小时候见过隔壁邻居婆婆抽水烟，那是一种黄澄澄的铜质烟具，精细乖巧，邻居婆婆手捏一根草纸火媒，边点边吸，于是烟筒里发出像鸽子一样咕噜噜的快乐响声。我看见面前的鸦片烟枪也是铜质，只是大些，烟管粗些，我学着旁边一个烟鬼用细铁钎挑起一颗黑糊糊药状东西，放在烟灯上边转动边烤起来。
钱大宇悄悄对我解释，这是熟膏，也就是熟鸦片。生鸦片称生膏，先得经过熬制。我摹仿他们姿势，身体蜷曲，“横竹直床”，意思是直着躺，横着抽。竹席子上散发一股难闻的人体馊味，我想那些大烟鬼，有烟吸就是幸福，哪管什么卫生不卫生？这些简陋的“直床”肯定传播许多疾病，比如皮肤病、跳蚤虱子、疮疱性病等等，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直犯恶心。烟泡烤好了，散发出新鲜马粪的气味，我闭上眼睛试吸一小口，觉得吸进一股陌生的空气，浓浓的，有点像门没有关好，闯进来隔壁中药铺起火的焦糊气味。再吸一口，还是没有快感，我想这可能同我不吸烟有关。我当然知道毒品上瘾有个过程，我只不过想体验一次吸毒。
谁知吸了半颗烟泡就出问题了。我感到头晕目眩，控制不住自己，身体飘飘然，好像宇航员失重，又好像在水中遭遇浮力阻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我们的祖先如何被鸦片毒害的滋味，我觉得鸦片这个魔鬼确实很狡猾，它趁你放松警惕一下子就把你打倒了。我躺在席子上腾云驾雾，努力使意识保持清醒，问题是我眼前起了许多灰雾，让你感觉恍恍惚惚，面前的人和屋子都变得不大真实。
我悲观地想我真没用，一个拙劣的摹仿者，一个冒牌瘾君子，因为我明明看见那些人纷纷转过头来，拿怀疑的眼光打量我，即使我雾里看花，也能感受到这些人的目光是威胁的，不友好的。钱大宇连忙用掸族话对老板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扶起醉鬼一样把我搀扶起来，摇摇晃晃往外走。金三角夜晚风大，我觉得自己踩在棉花堆里，头重脚轻，一阵恶心汹涌泛起，我只好蹲在地上哇哇大吐起来。
这时身后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听得出有人快步向我们赶来，而且不止一个人。一种本能提醒我来者不善，我刚刚叫出一声“有人”，钱大宇已经动作敏捷地闪到路边，并且掏出一把手枪来。
来人是三个掸族打扮的男人，我猜想他们可能是输光钱的赌徒或者夜晚出来打野食的烂仔，不大像江湖上的职业强盗，因为他们手中拿着木棒而不是枪，做出一副很穷凶极恶的样子，也许他们想在我这个外国人身上发笔横财。很明显我已经丧失战斗力，浑身软绵绵的，像个不中用的废物，所以他们的对手实际上只有一个钱大宇。我想要是他们一齐扑上来，乱棍齐下，钱大宇也会寡不敌众，反正形势不大妙。没想到钱大宇像个镇定自若的孤胆英雄，临危不惧地同他们说了一通当地土话，那三人立即放弃行暴，慌慌张张地顺来路逃掉了。
我瘫坐在地上，问：“钱大宇你究竟对他们说些什么？”钱大宇拽起我说：“你还是闭上嘴好不好？”我挣扎着说：“不成！莫非你跟他们是一伙的？”钱大宇口气淡淡地说：“也差不多吧，随你怎么想。”我说：“嗨，朋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干什么与你有什么关系？得了老兄，抓紧做你的事，别给我惹麻烦就是了。”
钱大宇手很硬，很铁，跟机器手差不多，拽得我胳膊好几天都在疼。我越发觉得钱大宇是个怪人，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名堂。他做什么生意，会不会跟贩毒集团是一伙的？在金三角，什么可能性都存在，什么人都不能完全相信。这一晚初尝大烟，又受到惊吓刺激，搞得神经很兴奋，脑子里出现许多幻觉，一夜没能睡好。
3
人说金三角遍地是宝，此话果然不假。对我来说，文学意义的宝藏就是人。未经过多少周折，我便打听到孟萨镇外有位武姓老者，居然是李弥的副官长（一说参谋长）！
老人住在山上一座汉人寨里，其实也就是一座难民村，山坡上种着茶叶。他家经济状况看上去不大好，木板房破旧不堪，铁皮瓦锈迹斑斑，屋里到处残留漏雨痕迹，我猜想他没有参与贩毒，否则他的生活不会如此贫困。当然在金三角，许多人生活都跟毒品有关，但是贩毒只是少部分人的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贩毒。老人已有八十岁高龄，眼不花耳不聋，他是云南玉溪人，保留着几乎地道的乡音，我们谈话基本上一问一答。我认为老人没有拒绝我的采访是因为他很寂寞，否则我还不知道要花多少精力来打开他的城门。他说自己并不是什么副官长参谋长，那是外面讹传，他不过是李主席身边一个无足轻重的幕僚。
幕僚！按现在时兴的话说就是顾问，智囊团。也就是说，他可能比一般军官参与更多内幕。我兴奋地说：“李弥接管金三角达两年之久，请问武老，您是不是一直都在为李弥出谋划策？”
老人回答：“李主席幕僚很多，有几十人，说不清他会听谁的主意。”
我问：“您参与策划反攻云南那次行动了吗？”
老人忽然警觉地看我一眼，他慢吞吞地说：“我没有去打共产党，反攻云南是台湾命令，以后我要叶落归根的，你不要断了我的后路。”
我连忙向他保证：“我绝不会将您的话见报。我只关心历史真相，与个人责任无关，这一点我向您保证。何况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大陆早已改革开放，我相信不会再有人计较。”
他这才稍稍放下心来。我问：“那次反攻云南，李弥为什么屯兵不前？他是因为延误战机才被台湾撤职吗？”
老人摇头说：“过去的事，讲起来就复杂了，不是一时半时说得清的。你问的是官场上的事，不是战场上的事。”
我有些茫然，问：“怎么是官场的事，怎么又是战场的事？”
老人说：“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是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战场。”
我说：“您的意思是说，李弥被撤职原因不在战场，而在官场？”
他面无表情，仿佛沉入遥远的历史。我换个话题问他：“您老什么时候退出国民党军队的？”
他眨巴眼睛，说：“大约是……民国四十二年（1953）秋天吧。”
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台湾呢？”
他变得愤愤然起来，说：“李主席在台湾被软禁，我去那边干什么？”
与武老先生的愤慨相印证的是，一周后我在金三角另一处地名叫做曼塘的难民村有幸采访到另一位历史见证人李崇文将军。李将军为国民党残军元老，名气很大，在金三角几乎无人不知。等我们见面，我才看见他其实是个朴素的老人，布衣布裳，个子不高，满头白发，耳不聋眼不花，腰板依然像军人一样挺直。他家有三间铁皮顶平房，地面略微有些潮湿，陈设简朴，同当地人一样，他的客厅也供奉一尊菩萨像，并且燃着长明灯。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云南人，而且是滇西方向人氏，因为我曾在那一带当过多年知青。果然他介绍自己是云南临沧人，十八岁投笔从戎，黄埔军校五分校十六期步兵科毕业。二十七岁任上校师参谋长，二十九岁兵败广西，混迹难民逃至香港。后遇李弥，被说服去金三角组织队伍反攻大陆。
五十年代初那次著名的反攻云南，李崇文任第十三纵队少将司令，一度踏上他家乡云南临沧的红土地，当然那次返乡之路注定是短暂和失败的。他经历和参与了李弥时代金三角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和战役，直到国民党残军大撤台，李崇文因对台湾内部争斗和前途悲观失望，选择解甲隐居的道路，从此在曼塘这座小山村一住就是将近半个世纪。李将军再次踏上家乡的红土地已经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他以华侨身份回乡祭祖，临沧政府和人民以友好态度欢迎远方游子归来。李将军没有加入外籍，他始终坚持自己是个中国人。
李将军时年七十九岁，他的几个儿女分别在台湾和美国定居。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台湾或者美国？他回答人老了，还是山里安静。
我向老人提出一个萦绕心头的疑问：“据说蒋介石怀疑李弥谋反，把他软禁在台湾，李弥真有这个意图吗？”
李将军叹道：“李主席在劫难逃啊。如果他要谋反，依他当时在金三角的声望和实力，台湾是鞭长莫及的。可是即使他有反骨，下面的军官会跟他跑吗？柳元麟、李国辉，还有多数纵队司令，恐怕都不会跟他走。”
我问：“是台湾找的政治借口？”
李将军摇头说：“也不全是吧。多半是美国人在其中捣鬼。你们年轻，不知道美国人干了多少坏事，真是惟恐天下不乱啊。”
我目瞪口呆。在我后来的采访中，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些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对美国人的深刻揭露，他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发自内心的仇恨甚至远远超过我这个大陆新生代，我感受到他们内心强烈的民族情绪和自尊。所以我想，这是一种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实很有必要，提醒我们认识帝国主义的丑恶本质。
李将军是个豁达和开通的老人，见多识广，对于我的提问，他不仅以自身经历和回忆一一作答，还向我展示了一些珍藏的历史照片。我几乎屏住呼吸，因为我看见许多蒙尘的画面复活了，这些活生生的中国军人从硝烟弥漫的历史战场上向我走来，走进五十年后一个大陆作家的书卷里……
4
五十年前，一队化装成马帮的卫兵将李弥悄悄护送到缅甸大其力（孟板），在一家简陋的华侨布店里，他见到等候已久的复兴部队总指挥李国辉、副总指挥谭忠诸人。自从半年前李长官座机在天空同队伍失之交臂，李弥以为自己的军事生涯从此结束，事实上大陆传来的噩耗也没法不令人沮丧：第八兵团全军覆没，陆军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汤尧、军长曹天戈等人均被俘，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李弥座机没有降落，否则十有八九他已经进了共军的战俘营。而今环顾面前一张张黝黑陌生的面孔，物是人非的感慨油然而生。他们中除李国辉外，其余的李弥全不认识，就是对李国辉也知之甚少，李国辉从前充其量是个不起眼的团长，兵团司令怎么可能对这个微不足道的下级留意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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