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天，所有重返云南的国民党官兵都为胜利欣喜若狂，李弥宣布在县城举行一场庆祝“光复”仪式，他迫不及待地骑着马，带领一群幕僚和台湾记者越过国境，意气风发地开进沧源县城。长官检阅了入城部队，国民党官兵举行分列式和阅兵式，喊了许多参差不齐的口号，可惜当地居民甚少，因为打仗又逃掉一些，所以掌声稀落无人喝彩。
台湾记者进行采访，许多官兵流下激动的眼泪，他们说早就盼望反攻这一天，我们一定要打到昆明去，打到南京去，光复整个大陆。记者把这些豪言壮语都记在本子上，用电台发回台湾，还附上传真照片，说明国军官兵士气高昂所向披靡。
李弥视察县城时险些被一发偷袭的子弹击中，他身后一个幕僚做了替死鬼，原来是沧源县民兵大队还在山上抵抗。民兵大队长是号称“岩帅王”的当地佤族山官田兴武，他同时还担任共产党沧源县长，本来经过秘密策反，田兴武已经答应里应外合消灭共军，不料战斗打响，他又出尔反尔站在共军一边战斗。李弥很恼火，叫“岩帅王”的亲戚“岩城王”去招降，这才弄明白佤族山官有顾虑，怕国民党不成气候，搞不好落个鸡飞蛋打的下场。于是李弥决定放下架子，亲自同田兴武谈话。
可怜佤族山官一辈子没有见过比团长更大的汉人军官，他甚至连一百公里外的临沧城也没有去过，所以当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省主席亲自同他谈话，这位立场不稳的山官吓得连汉话也说不清楚，结结巴巴像个小学生。他本是个世袭的部落首领，被中国历史剧变的潮流所挟裹，身不由己地卷入阶级斗争的激流旋涡中，所以他就没法不像个陀螺一样左右摇摆。李弥当然看出田兴武不是个人物，他只用了不出一袋烟工夫就说服他倒向国民党一边。李弥当场委任他为上校支队长，然后将他和他的四百多个佤族民兵派到战场去打头阵。
俘虏没有得到宽大。他们多数是工作队员，有人负了伤，打着赤脚，还有一个女俘虏，很年轻，戴着眼镜，据说是大城市来的大学生。他们来不及跟上部队撤退，也没有战斗经验，对于阶级斗争的严酷性估计不足，因此他们成为这些反攻倒算的国民党同胞的复仇对象。
我在沧源采访曾听当地人控诉国民党令人发指的暴行，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件，就是这些灭绝人性的国民党匪徒在沧源城里支起大锅，将水烧开，把俘虏和伤兵扔下锅去煮。当时的情形不难想象，开水翻滚着，冒着滋滋的水蒸气，许多人围观，发出快乐和满足的哄笑，俘虏捆得像粽子，但是那不是粽子，是活人，女大学生！这幅残酷的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曾为那位不知名的女大学生的悲惨命运暗暗揪心，悄悄垂泪。后来我在金三角质问当时参加反攻的国民党官兵：“你们这样做，不是跟日本人差不多吗？”
他们回答：“对不起，我保证我所在的部队没有发生这种暴行……枪毙俘虏的事是有的，但是煮活人没有听说过。”
我气愤地说：“难道是别人造谣，诬陷你们不成？”
他们安静回答：“可能因为仇恨太深，彼此都会有一些过激言论和误解。”
这回轮到我无话可说。我只好问：“现在……还有仇恨吗？”
他们摇头说：“都是中国人，过去的事想来很内疚。不管什么党，只要你把国家治好，中国强大，我们就拥护你。”
反攻沧源的初步胜利鼓舞了李弥，他下令乘胜进军，一路由李国辉率师进攻耿马和双江，另一路由钱运周指挥进攻西盟和澜沧，起侧翼屏护作用。“岩帅王”田兴武决心将功折罪，带领他的民兵冲在前面打头阵，解放军兵力薄弱，连连后退，滇西防线很快被击破。国民党残军相继占领四座县城，并在城头升起青天白日旗帜。这时大批守候在境外的马帮蜂拥而至，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这些小县城里可怜的百货商店、储蓄所、粮站以及一切可以搬走的财产驮上马背，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往金三角。这种盛况在当地持续了一段时间，络绎不绝的马帮很有耐心地将上述几座县城搬成空城。
对于兵败大陆的台湾国民党来说，他们太需要胜利，太需要精神鼓舞了，胜利是一道美味大餐，而他们是一群饥不择食的饿汉。于是台湾岛上所有报纸电台一齐欢呼滇西反攻的伟大胜利，好像他们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一样。军政要员频频发表讲话，政工部门组织民众上街游行，商会财界出资募捐，经过一番沸沸扬扬地炒作，李弥顿时身价倍增，从一个坐冷板凳的光杆司令变成家喻户晓的国军英雄，他俨然成了共产党的克星，战无不胜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或者巴顿将军。
台湾的胜利欢呼还有一个苦心，那就是做出姿态给美国人看。当时美国人在朝鲜战场陷入苦战，巴不得看到共产党后院起火天下大乱，如果李弥们一路高歌挺进昆明，共产党岂不是两面受敌首尾不顾么？朝鲜战场的局面不是很快会发生变化么？蒋介石这样做等于提醒傲慢的美国佬：你们与共产党打仗离不开我们国民党，离不开台湾！
然而就在台湾和美国盟军期待李弥胜利捷报频传的时候，李弥却下令反攻队伍在耿马县城停住脚步，一住就是三个月。
6
耿马县城以东四十公里，有一块山间平地叫猛撒，因为是半山腰，没有水源，所以也没有人居住。据说知青到来前几十年，这里森林茂密，是动植物的乐园，后来遭遇大炼钢铁，再后来伐木开荒，到处成了梯田，水土流失严重。当时我的同学王仕陆被分配到猛撒农场插队，番号是建设兵团第二师第八团，他兴奋地告诉我，八团居然有座飞机场！我讥笑他，你们八团知青回家探亲不是可以乘飞机了吗？他说是座报废了的机场，野战机场，也许还能起飞战斗机。我说莫非你们八团的橡胶树需要空军保卫？他说你别笑，都是真的。抗战时期，美国盟军为了保卫驼峰航线，对滇缅日军实施有效打击，曾在猛撒秘密修建了一座简易野战机场。机场只有一条砂石跑道，几间简易棚屋，仅供小型战斗机临时起降。机场即将完工之际，太平洋传来日军投降的胜利消息，机场于是尚未启用便荒芜下来。后来我查阅史料，同学说得不差，基本上与历史吻合。
1991年我为写作《中国知青梦》专程到猛撒采访，果然看见那座荒芜的飞机场。机场平整如故，没有树，跑道上长满荒草，像座天然的足球场。
但是当我的视线投向1951年春天，李弥命令他的反攻部队停在耿马、双江一线按兵不动时，我注意到他同时占领了这座废机场。国民党残军在废机场四周布下重兵，我从军事地图上看见，李弥部队的防卫重心事实上已经转移到这座没有人迹的废机场。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他们的对手解放军好像也睡着了，没有反击迹象，连民兵游击队骚扰也时断时续，有气无力。这就有点像姜太公钓鱼，人和鱼彼此漫不经心，玩着让外人看不懂的游戏。根据侦察报告，解放军一个团已经撤退到临沧，滇西方向没有大部队。还有情报说共产党政府机关也开始向大理撤退。一些将领和幕僚认为共军主力被调到朝鲜战场，后方空虚，正是长驱直入的大好机会，有人甚至乐观预言，半个月收复昆明，打败共产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像前途一片光明，共军不堪一击，需要的只是进攻。
李弥稳坐钓鱼台，不为人言所动，对大好形势视而不见，根本不理睬部下的焦急心情。他安之若素，每天与幕僚品茗论道，谈棋说画，好像他不是来打仗，而是来游山玩水一样。许多急于打回老家的国民党军官都沉不住气，猜不透老长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连师长李国辉也蒙在鼓里，跟别人一样干着急。
糊里糊涂过了十多天，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乌云的夜晚，星星在天空闪烁，李弥走出他在耿马县城的指挥部，骑上心爱的东洋大白马，率领一行部下和随从直奔猛撒机场。当他们翻过山坳，一个前所未有的灿烂景象突然像银河落九天一样展现在他们面前。黑夜沉沉，机场燃起熊熊火堆，将山间平地映得如同白昼。士兵戒备森严，骡马集合待命，树丛中隐蔽着大批民工。不久天空响起隆隆的马达声，一架没有国籍的美制飞机飞临人们头顶，这只黑色的巨鸟在天空低飞盘旋，沉重的呼吸响彻夜空。许多国民党官兵欢呼雀跃，他们激动万分，以为几年前抗战大反攻的辉煌场面将在猛撒重演：巨大的舱门打开，全副武装的空降兵和坦克大炮源源不断地从飞机肚子里开出来。
可惜时过境迁，飞机只投下几只降落伞就慌慌张张飞走了。人们找到这些挂在降落伞下面的木头箱子，箱子里躺着美国武器和弹药。不管怎么说，这也算个期待，美国人没有来，但是美国武器来了，抗战八年，大后方不就是靠着美国援助坚持下来的吗？民工忙碌起来，马帮将这些从天而降的大箱子分解开来，驮上牲口，然后运回金三角大本营孟萨去。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两个月，没有国籍的神秘飞机常常夜间光临猛撒机场，将各种各样的作战物资空投下来，有次还投下两名美国情报军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武器大多是美军二战中使用过的枪炮，美国人用旧武器支援盟友也不是什么新闻，何况是无偿支援。
直到这时，军官们开始省悟李弥肚子里的算盘。有一天钱运周对李国辉说：“什么反攻大陆？我看叫做反攻台湾，或者反攻美国更好。总指挥在同台湾做交易，我们都是他的道具。”
李国辉吓了一跳，连忙制止他说：“老弟，咱们都是军人，传出去就是谋反罪。再说长官不依靠美国不行啊。”
钱运周叹道：“师长，我敢打赌，咱们这辈子是不要指望打回老家了。你没见总指挥在积蓄他的家当么？好容易积攒的家当舍得同共军硬拼？……唉，反正当兵吃粮，脱了军装也饿不死，管他个鸟！”
钱运周的话不幸而言中。当隆隆作响的飞机将装备一个标准军（三万人）的美式装备空投下来之后，李弥不是宣布挺进昆明而是立即撤退，将主力部队从双江和耿马县城撤到国境上，作出随时准备退出国境的姿态。这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西线无战事，大家好像彼此谦让，而让战局以外的人摸不着头脑。当台湾和西方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把这场有名无实的反攻云南炒得沸沸扬扬时，李弥却让他的队伍躺在国境上睡大觉，而他自己为了保险，将指挥部先期撤过国境十公里。这个谜一直藏了许多年，直到我在金三角采访，一位老者才向我揭开这个谜底：美国要求台湾开辟第二战场，台湾命令李弥反攻云南，李弥则讨价还价要求美国援助武器。最后达成秘密协议，美国人同意援助武器，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空投地点必须在中国境内，也就是说必须在李弥反攻云南之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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