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丝毫没有尴尬或者恼羞成怒的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怪罪我的尖锐提问。我以为大凡有过不光彩经历的人，比如妓女、毒贩、抢劫杀人强奸犯，就像秃子头上的疮疤，一般都是碰不得的。但是这个超级毒贩（请原谅，事实就是如此）却很坦然，没有忌讳，我想他决不是头次碰上这种难堪问题。他回答说：“也许全世界都这样看待掸邦革命军，事实上我们并不仅仅贩毒，那只是一种革命手段，坤沙也决不是一个你们所说的大毒枭。坤沙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也不是个富人，但是他给将近一千万掸邦人民带来福利，为他们做了多少好事！没有坤沙和掸邦革命军，金三角会比现在落后得多，这是金三角以外的世界所不知道的，这不正好是你们大陆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吗？如果能够帮助一千万掸邦人民独立，摆脱贫困，不受压迫，建立强盛的掸邦共和国，这不也是一种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抱负吗？”
他侃侃而谈，像给我上课，我简直被这种振振有词的“贩毒有理”论惊呆了。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冠冕堂皇的谬论，我接受的教育是“毒品是魔鬼，制造魔鬼的是魔王”，可是这个毒贩却用救世主的口吻向我宣传毒品救国的道理，宣扬为人民服务，真是岂有此理！我强压住怒火说：“梁先生，就算我承认坤沙贩毒集团给金三角部分人带来福利，可是您算过这笔账没有，全世界有三亿人吸毒，每天有多少无辜的人因为你们制造、贩卖毒品而陷入没顶之灾？多少家庭被吞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人间悲剧天天发生？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你们的罪过吗？全世界与金三角，好比一家人与一个城市，总不能说为一家人幸福而毁灭一座城市是正义的事业……”
我突然住了口，意识到自己太冲动。这里不是讲坛，不是辩论会，我要做的事是采访而非辩论，我应该保持冷静，客观记录。可惜我这人天生不冷静，有好冲动的毛病。
幸好老人没有生气，他宽宏大量地说：“年轻人，你讲的也是一种道理，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道理，可惜世界的存在是因为需要而不是道理。金三角为什么穷？是因为环境恶劣，高山密林，金三角生产的粮食不够养活自己，更不要说发展生产。金三角没有产品，只生产优质鸦片，如果谁把最后这点权利剥夺，一千万掸邦人民只好退回原始生活去，去同野兽一道生活，这就是生存权，西方人说的人权。西方人为什么喜欢吸毒？因为他们占据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富裕的欧洲和美洲，他们生活奢侈糜烂，退一步说，如果金三角像仰光或者曼谷，不用等一两百年，不用贩毒，老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我想没有人愿意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与毒品打交道。坤沙司令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把一百多年前西方人强加给我们的罂粟还给西方人罢了，这叫做物归原主。”
这明明是强词夺理，可是我的思维受到干扰，还得承认他的话并非胡言乱语，至少有些片面的道理。我换个话题问：“据说坤沙曾经建议美国政府出资购买金三角毒品，有这样的事吗？”
他点头回答：“是的，可惜美国人目光短浅，这正好说明他们并非真心禁毒。这件事反过来证明，坤沙才是真正禁毒的政治家，是为民族利益作出牺牲，而非外面所强加给他的毒枭之类。”
我简直被他的混帐逻辑弄得哭笑不得。因为角度不同，每一件事，每个举动都变成坤沙的功绩，为坤沙评功摆好歌功颂德，他难道真是民族英雄不成？这不是颠倒黑白吗？我想，世界是多极的，事物是多面的，正确的方向是，去接近事实本身。黑格尔大师说：存在即合理。这是不是说明，毒品存在的原因不仅仅由于少数人牟取暴利，而是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我冷静下来，小心绕开先入为主和固守成见的陷阱，拨开感情和道德的迷雾去寻找事实本身。我认为梁先生是个了不起的老人，他宽容地接纳我这个冒昧的采访者，带领我一头钻进扑朔迷离的坤沙集团迷宫里。
我问过他这样一句话：“您为什么要信任我，对我讲这么多事情？”
他回答：“让全世界都知道事实的真相不是更好吗？”
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也是许多金三角有识之士的心声。
顺便提一句，曼塘村有座风景奇特的“猴山”。猴山绝壁十数丈，藤葛纵横，林木繁茂，数以百计的野猴攀援其间，见有人来，便群起讨吃食。当然也不是跟强盗一样，四川峨嵋山的野猴，你不给吃食它们就把你的挎包照相机抢走作为报复，曼塘的猴群比较懂礼貌，给便给，不给也罢，有种谦谦的君子风度。
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猴山脚下有一个石洞，洞里有暗河涌出，时值雨季，水势浩大，哗哗有声，但是河水仍然清澈见底。我见河里游动着许多两三尺长的红鲤银鲤，一旦有人扔面包，那些鱼儿便跃出水面，嚯然有声。那天梁先生陪我走动，我无意中问了一个多余问题，我说：“请问有人伤害动物吗？”
梁先生遥指石洞一侧说：“你看那边，洞中有座佛像，人人都来烧香拜佛。在佛的面前，谁还敢想这些罪过的事情呢？”
我果然看见石洞里面有尊金佛，香烛点点，烟火缭绕。我想这些从前的铁血军人，以打仗杀人为业，现在都来烧香拜佛，人心向善，这是不是人类心灵的必然归宿？反过来讲，如果人人都来干坏事，在发动战争贩毒杀人之后忏悔，这个世界岂不是永无安宁之日？这个念头令我不安，赶紧燃起一炷香，祝愿曼塘永远和平如斯。
3
五十年代的一天，金三角国民党残军矛盾激化，副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吕维英与总指挥柳元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导火索是为一纸调令，背后原因则是为了争夺势力范围。
吕维英是云南人，军衔少将，按说吕是副手，是下级，下级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吕军长居然全副武装闯进总部，指着长官的鼻子破口大骂。吕军长的云南话语调粗野，既不像四川话调门响亮，也不似北方话语音优美行云流水，从他嘴里喷出来的脏话就像一连串霰弹轰然飞过去。柳元麟是浙江人，说话吴侬软语，尖声细嗓，像蚊子哼哼，很好听，很有情调，但是不具有杀伤力。两位将军此刻都怒火中烧暴跳如雷，他们互相将眼睛瞪得很圆，鼻孔张大呼哧喘气，彼此用语言而不是行动攻击对方。
柳长官盛怒之下做出一个不合时宜的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对于长官来说只是一种习惯，一种下意识，就像日本军官动不动就要打部下耳光一样。汉人军官的习惯就是动手去拔腰间的手枪。也许柳元麟并没有想用这支手枪去威胁或者枪毙吕军长，因为即使是下级也是一军之长，他只是下意识把手枪拔出来，然后重重拍在桌子上，拍出一种夸张和有威慑力的音响效果。因为这支德国造勃郎宁佩枪为蒋介石亲赐，相当于从前皇帝御赐上方宝剑，诛得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他想提醒下级的正是这种至高无上的特殊权力。
但是这个危险动作立刻诱发了高度危机。吕军长的卫士队当场误解了柳长官意图，一下子亮出十几支黑洞洞的冲锋枪，枪口全都如死神的眼睛恶狠狠地盯住总指挥。这些美国制造的杀人武器不仅精确度高，而且射速快，能将两人厚的木板击穿。卫士队全是杀人行家，他们的手指就是生死开关，现在他们把手指紧紧压在扳机触发点上，暴风骤雨的子弹仅差零点零一毫米就要被射出来。总部卫士营一看情形不妙，也拖出冲锋枪轻机枪把总部包围起来，做出射击动作，因此只要哪一方出现不该有的误会，或者某个卫士过度紧张扣响扳机，一瞬间总部就将弹如雨下血肉横飞，一场骇人听闻的火并势所难免。
幸好钱运周扑上去抱住柳元麟，夺下他的手枪，然后以身体护住总指挥，摇摆双手示意吕军长冷静。他大声呵斥门外的卫士营长，命令他们把枪收回去，他做这一切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脸上挂满紧张的汗珠，像个称职的消防队员。谁都清楚他内心一定比谁都紧张，因为一旦发生火并，他身上的窟窿一定比谁都多。
吕维英是情报系统出身，与台湾中央情报局大老板毛人凤关系密切，毛是继戴笠之后最令人生畏的特务头子。吕维英自恃有毛人凤作后台，平时根本不买柳元麟的账，加上四个军长都是云南人，结成云南帮，铁板一块，共同对付总部，因此平时与柳元麟矛盾不断。柳元麟深知面临被架空的危险，架空就等于傀儡，而傀儡的下场迟早会被赶走，所以他必须打破军长的云南联盟。
此时国民党内部人心涣散政令不一，美援早已停止，军队全靠就地筹措军费。各部队占山为王，谁的实力大，枪多人多，谁的势力范围就大。谁先抢占富庶防区，比如三岛、孟由、孟板、果敢，那里寨子多，鸦片种植也多，谁的税收保护费就多，经费就充足。经费充足就能买枪买装备，就财大气粗招兵买马，不用看上级脸色行事，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四个军都圈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有总部被扔在荒凉贫瘠的江口，能调动也只有两个直属团，人员不过千人，靠台湾拨给一点经费勉强度日。
吕维英第一军前身为原国民党第九十三师，长期驻防滇缅边境，在金三角很有势力。柳元麟指示钱运周暗中收买该军一个师长，许诺将来把该师扩编成军，由他当军长，然后柳长官就越过吕军长直接调动该师，名义上直属总部，实际上就是拉走队伍。谁知这道密令却被第二军军长甫景云截获。甫也是云南人，关键时刻自然站在云南人一边，将密令转交吕军长，于是才有了后来这场几乎造成大流血的火并事件。
吕军长羞辱了总指挥，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去，一行马队狂奔远去。好比暴风雨过去，但是受灾的人并没有笑脸，怒不可遏的柳元麟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像头受伤的狮子。钱运周明白，这位浙江人顶头上司容易把对吕军长的仇恨迁怒于所有云南人，所以他必须小心翼翼，主动与云南同盟划清界限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我问钱大宇：“你父亲为什么不参加云南人联盟？”
钱大宇回答：“那些历史上的事情，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何况云南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矛盾也很尖锐。归根结底，手中没有队伍，走到哪里都得看别人脸色吃饭。”
我惊讶地说：“钱大宇，这是你的高见还是你父亲的体会？”
钱大宇没有说话，那天他让我看了一本他父亲的工作笔记，不是日记，是一种类似杂记的心得，记在一个大笔记本上，字迹杂乱，日期跨度很大。多数只有几句话，比如“开会，长官作指示，尚有经费未落实”等等，个别地方却记得很详细。我果然看到这句话：手中没有队伍，走到哪里都要看别人脸色吃饭。还有一个惊叹号，表明当事人的心情。时间记载是1956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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