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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种种周折，我终于在金三角边境小城见到隐居多年的秦大力。
竹门嘎吱响了一下，一个男人探头向外张望，他的神色显得有些过敏。直到把我让进屋子，他还是很不放心地向后面看了一阵，这才仔细关上门。待他转过身来，我面前就站着这个名叫秦大力的原昆明老知青。
他的头上生着参差不齐的灰发，好像落下许多不干净的烟灰，这是时间给一代人留下的路标。当然他完全有理由年轻一些，比如染染发什么的，我知道他的实际年龄应当不超过五十岁，但是他看上去似乎更像一个家境破落的小贩。他的这座被称之为家的竹房相当简陋，铁皮顶、竹墙到处开裂，一望而知属于贫穷范围。因为屋子盖在河边，时值雨季涨水，我听见河水在屋子后面哗啦啦流过。秦太太是泰国人，按当地习惯向客人合十问候，沏了一壶茶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了。
我迫不及待地问他：“你在清迈逃脱追杀之后一直住在这里吗？”
他淡淡地说：“到处躲藏罢了。”
我说：“传闻你携带青龙帮的黑钱逃走，有这样的事吗？”
他苦笑一下说：“你看我活得这副模样，像洗黑钱的人吗？”
我认同他的说法。我说：“你现在怎么看待青龙帮的事？”
他回答：“团结就是力量。知青不靠自己靠谁？”
我说：“这么说，你认为选择暴力是一种必然？”
他答：“无所谓吧。”
我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亿人吸毒，中国也有数目日益增多的毒品受害者，你们参与贩毒，搞黑社会那一套，你后悔吗？”
秦大力没有回答。我看见他俯下身来，小心地将一粒大烟泡从烟盒里挑出来，填在一支粗糙的缅甸雪茄头上，然后就目光专注地吸起来，屋子里很快充满鸦片独有的甜雾。他的面部表情变得很满足，很轻松，直到吸完雪茄，这个从前的昆明知青才望着墙上的裂缝回答：“其实后来我才明白，人有没有知识都一样，知识并不能拯救灵魂。”
我说：“那么曾焰，她成了金三角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作家，你怎么看？”
他闭着眼睛不回答。我又说：“还有焦昆，他写诗、教书，自食其力，可见得知识还是有用吧？”
他睁开眼睛，那种怪异表情把我吓一跳。他简直是狞笑着说：“你以为焦昆是天使吗？错了，我们都要下地狱的，谁也逃不掉。告诉你，刘黑子拉队伍下山，焦昆为了划清界限，保全自己，就出卖知青，向总部告了密……那些知青都是他害死的。”
我如雷贯耳，目瞪口呆！焦昆，这是我认识的胆小怕事又正直善良的老知青焦昆吗？他为什么要出卖知青？刘黑子临死前他还去看望和安慰他啊！可是转念一想，他不这样做又怎么办？他也许活不到今天，早就扔下土洞喂蛇蝎了，这不也是一种生存需要吗？我换个轻松话题说：“你出来该有三十年了吧，昆明变化很大，明年要开世博会，想回去看看吗？”
秦大力摇摇头。我问他：“你没有亲人？”
他抬起头来，没有说话。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卧室里挂着一张发黄的全家福老照片，那是两个戴红卫兵袖章的中国男孩与父母合影。秦大力急促地笑笑说：“三十年了，没有音讯，不知道还在不在？我想是不在了。”
我说：“至少兄弟还在吧，我可以想法寻找他并替你转告口信。”
他断然地谢绝我的好意，坚定地吐出一个否定词：“不！”
我当然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我的意见，哪怕是好意也不成。后来我告辞出门，那个替我辗转联络的朋友告诉我，秦大力至今是个没有国籍的难民，既不算中国侨民（需正式国籍证明），也不是泰国人缅甸人，所以他只能是个金三角黑人，在国境之间的空白地带生活，并且还时时受到二十多年前那场清迈黑帮火并的惊吓。
我心里突然很难过，就像丢失了重要的东西。也许这些偷越国境的老知青注定永远漂泊，永无归宿，他们的命运就像天空的流星。中国人常说：人生无处不青山。可是秦大力、焦昆他们的青山在哪里呢？
第二十九章 理想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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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焦昆偷越国境遭遇相似的是，我的另一位朋友曾焰也在同一年被关进另一座腊戌拘押所，忍受了半年非人的折磨。她是与另一位女知青天真地到金三角走亲戚，结果被缅甸警察抓起来，从此改变了命运。她的未婚夫杨林听说未婚妻失踪，毅然深入金三角寻找，其间几度生生死死，发生无数曲折的故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对流浪知青终于完成漫长的爱情马拉松赛跑，三年之后，他们殊途同归，在一个名叫做美斯乐的山区学校结合并当上中国孩子的汉语先生。
曾焰说，她和丈夫杨林在美斯乐兴华学校教了整整七年书，她教国文，杨林教数学和物理。那时候，兴华学校的老师几乎都是大陆知青，他们在这里度过人生中一段年轻和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1980年，杨林决定离开妻子和家庭，独自到数十公里外的满星叠大同学校去教书。我问曾焰：“杨林为什么要到满星叠去教书？难道他不知道那里形势更复杂，更危险？”
曾焰默然一会儿，我看得出她的表情有些沉重。她说：“当时美斯乐有许多关于我的谣言，人怕出名猪怕壮，你一旦出了名，谣言就如影随形紧跟着你。中国人在哪里都一样，擅长搬弄是非制造谣言，惟恐别人比你过得好。杨林是为谣言所伤才决定去满星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林也是被谣言杀死的。”
我承认我在美斯乐采访时，确实听到一些对曾焰名声不利的说法。许多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地向我重复当年的绯闻流言，描述那些似是而非的桃色故事，好像那些事情都是昨天才发生一样。我怀疑地质问他们，难道曾焰给美斯乐留下的仅仅就是这些回忆么？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曾焰靠我们美斯乐出名，她凭哪样该在台湾享福？
焦昆解释说：“美斯乐跟世界上所有唐人街一样，窝里斗是一种特色，如果大家都平庸就相安无事，如果谁不同一般就会遭到攻击非议，所谓‘出头椽子先烂’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认识杨林时他已经变成了照片。杨林下乡前为云南大学的家属子弟，父母均在云大执教，恰好我在云大读书任教达十多年，因此当我前往母校采访时，不乏认识和熟悉杨林的人向我讲述往事。在我的印象中，杨林是个聪明、开朗、热情和脾气倔强的男知青，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对学生有责任感，属于那种广受学生爱戴的先生。被学生爱戴的前提是你必须加倍爱戴学生。杨林有一条腿瘸，那是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留下的残疾，当时按照政策可以照顾留城，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下了乡。曾焰深情地回忆说，杨林是为他们的爱情下乡的。几个月后，他又拖着一条瘸腿跨过国境寻找失踪的未婚妻，在往后的金三角岁月中历经漂泊艰辛。我为他们的经历感动。我私下认为他们是一对爱情鸟，他们为爱情活着或者死亡。
然而，妻子曾焰开始出名了。
曾焰说，她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悄悄写作，1976年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七彩玉》，此后又有以知青漂泊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风雨尘沙》等陆续问世。她的作品视角独特，基本上以金三角和大陆知青为题材，在台湾和东南亚华人中产生广泛影响。
我问她：“当时你还是个流浪知青，居无定所，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你那么年轻，怎么就想到写小说？动力是什么?想当作家，想出名吗？”
她回答：“也许这就是命运吧。越是漂泊，越是孤独，越是思乡，就越有一种倾诉的冲动。比如写信，一写就没个完，跟人聊天，越聊心中被触发的东西越多，就越想写作。渐渐这种冲动和愿望就在心里扎下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当时我们刚刚在美斯乐安定下来，住一间简陋的草棚，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床，一张竹饭桌。杨林在饭桌上批改学生作业，我就伏在床沿上写小说。如果说动力，恐怕就是这种倾诉的冲动和愿望，如果想出名，想当作家，名利双收，当时在金三角那样地方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说：“你第一部小说写了几年？”
曾焰答：“前后写写改改，大概五年多时间吧。我把它寄给台湾《联合报》，没想到顺利地发表了，准确说是连载，一下子在东南亚华人中引起很大反响。我没有想到一个作家居然就这样诞生了，是在草棚里写作的作家。”
我说：“你得了多少稿费？”
曾焰偏着头算了算，回答说：“扣除税后大约有六万泰铢（币）吧，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们教师的月工资才四百铢，所以在当地引起轰动，引起后来一些人嫉恨，恐怕经济收入是个重要原因。”
我说：“你们怎么使用这笔钱？”
曾焰对往事很伤感。她摇摇头说：“你知道，杨林虽然腿有残疾，但他是个生命力旺盛和有冒险精神的人，我们用这笔稿费买了一辆越野吉普车，正宗美国货，虽然当时美斯乐的土路难行，杨林还是把车开来开去，其乐无穷。后来他把别人的一辆新车撞坏了，就卖了自己的车赔别人。”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曾焰成为众矢之的。女人，作家，巨款，汽车，这一切炫目的名利在一个贫困和荒凉的山区，在一个以军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以及没有文化但是并不缺少欲望的汉人难民部落都是不可原谅，或者说不可饶恕的罪过。换种说法，女人出名必将成为是非和流言的靶子，这就是本世纪阮玲玉们的悲剧在中国层出不穷的原因所在。
我对曾焰的评价是，聪慧，文静，执著和有悟性。她在那样艰苦原始的地方伏床写作，一盏小油灯，孤军奋战，谁关心过她的艰辛求索？谁看到她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为写作付出的心血劳动？谁曾想到她在写作之余仍要做教师和母亲？如果她不成功，我想人们一定会宽容她，赞美她，他们会说，看她多可怜啊，付出那么大的努力，还是摔得头破血流。所以她是一个好女人。宽容和同情弱者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美德，也是我们中国人最优秀的民族性中的一部分。问题是曾焰不幸成功了，在外面出了名，有了巨款和汽车，所以她受到种种愤怒的中伤都是必然的，或者说必要的，不然你怎么让别人心理平衡呢？这时候有没有桃色绯闻男女私情都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决不肯饶恕她，谁叫曾焰不肯与大家一样共享平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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