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骄做得不肯逃避，或者沉重得不能逃避，怎么办呢？
剩下的唯一办法是忍。
我们终于发现，忍受不可忍受的灾难是人类的命运。接着我们又发现，只要咬牙忍受，世上并无不可忍受的灾难。
8
古人曾云：忍为众妙之门。事实上，对于人生种种不可躲避的灾祸和不可改变的苦难，除了忍，别无他法。忍也不是什么妙法，只是非如此不可罢了。不忍又能怎样？所谓超脱，不过是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支撑，从而较能够忍，并非不需要忍了。一切透彻的哲学解说都改变不了任何一个确凿的灾难事实。佛教教人看透生老病死之苦，但并不能消除生老病死本身，苦仍然是苦，无论怎么看透，身受时还是得忍。
当然，也有忍不了的时候，结果是肉体的崩溃——死亡，精神的崩溃——疯狂，最糟则是人格的崩溃——从此委靡不振。
如果不想毁于灾难，就只能忍。忍是一种自救，即使自救不了，至少也是一种自尊。以从容平静的态度忍受人生最悲惨的厄运，这是处世做人的基本功夫。
命运是一个沉重的词，幸运儿是不会想到命运的，唯单身陷苦难时，我们心中才会奏响起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命运所提示的苦难常具三个特征：不可思议，令人感到神秘而又荒谬；不可违抗，如同出于神的意志；不可轻视，拥有震撼乃至摧折人生根基的力量。
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对命运的态度。一则古斯拉夫祈祷文如此说："主啊，请赐我力量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物，请赐我力量去忍受不可改变的事物。"面对命运，忍似乎是唯一法门。
但是，有不同的忍。有英雄之忍，也有奴隶之忍。
俄狄浦斯一生都在逃避杀父娶母的可怕命运，但终未能逃脱，于是他刺瞎了自己的眼睛。这个举动既是对命运的无奈接受，又是对命运的愤怒抗议。他仿佛说：既然命运本身如此盲目，不受人的理性的指引，人要眼睛何用？从今以后，就让命运领着我这个瞎子走吧，只有作为一个瞎子，我才能跟从它。他的忍是英雄之忍。
上帝为了考验虔信的约伯，连连降灾于他，毁掉了他的全部儿女、财产和他自己的健康。约伯虽然对此大惑不解，却虔信如故，依然赞美上帝的仁慈。他的忍是奴隶的忍。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太简单一些了吧？活生生的人总是被领着也被拖着，抗争着但终于不得不屈服。
9
由于世事无常，命运莫测，梭伦便说："无人生前能称幸福。"这差不多是古希腊人的共同看法。尽管俄狄浦斯的厄运是极其特殊的，索福克勒斯仍把它视为人类普遍命运的象征，让歌队唱道："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灭了？不幸的俄狄浦斯，你的命运警告我不要说凡人是幸福的。"
确实，当我们回顾往事寻找幸福时，至多只能找到一些断片。一切幸福的故事都没有结尾。它没法有结尾。"运气是镜子，照得最明亮时便碎了。"不碎又怎么样？它会陈旧，暗淡，使人厌倦。一切幸福故事的结尾或是悲惨的，或是平庸的，所以被小说家删去了。
人死后就能称幸福了吗？针对梭伦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合乎逻辑地推论：对于死者来说，世俗意义上的命运仍是多变的，于是他将随着子孙的兴衰荣辱时而幸福，时而不幸了。盖棺也不能论定。
为了证明幸福的存在，哲学家们便重新定义幸福。语言是哲学家的魔杖，它能化有为无，也能无中生有。但是，此时此刻，所有这些讨论未免太复杂了。
一个苦难中的女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十分简单："现在我看别人，觉得谁都那么幸福。"别人的孩子活着，我的孩子却要死，幸福与不幸的界限泾渭分明。
有一回，我做一个小手术，麻醉剂使我暂时失去了排尿功能，尿憋得极难受却不能排出。这时候，当我听到身旁有人畅快地哗哗排尿时，我确实觉得那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那么，世上还是有幸福的，那就是我们业已失去的一些非常平凡的价值。在病人眼里，健康是福。在受难者眼里，平安是福。可是，在我们尚未失去它们时，我们却并不引以为幸福。人心固重难而轻易，舍近而求远，所以幸福是难的。
10
一个孩子患了绝症，她的父母曾经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可是，此刻，她的母亲眼睛盯着电视机，被一出喜剧小品逗得笑出了声。孩子听见妈妈笑，也笑了。她的父亲坐在桌旁，一支烟，一杯茶，读一本买了很久尚未开读的书，享受着午后的宁静。
我心里突然一惊。我为人们包括我自己对于苦难的冷漠感到震惊。
我的女儿不久于人世了。随后，无需太久，她的父母也会死去。岁月流逝，世代更替，总有一天，我和我的正在遭灾的小家庭将在世上消失得于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为事情这么简单感到震惊。
当我感到震惊时，我是抽身出来，做了一个旁观者。对于人生的苦难，也是旁观者清。只要痛苦有间隙，而最后的结局尚未临头，身受者就不可能一味悲伤。倒是在旁观者眼里，苦难永远直接呈现，一眼望到了头。
在一刹那问，我用旁观者的眼光异乎寻常地看清了我身受的苦难，于是感到震惊。
然而，看清了又能怎样？这种清醒除了绝望还能带来什么？那么，冷漠岂非生命本能的一种自卫？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有时悲观有时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说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到死时，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分外震惊。
11
一个过程突然失去了目的，人会感到荒谬。荒谬是清醒的人的感觉。这个失去了目的的过程长久延续下去，人就会疲乏，麻木，而荒谬感也就被无聊感取代了，仅在某些清醒的片刻浮现出来。
然而，什么是无聊感呢？它岂不就是打着磕睡的荒谬感？
表面上一切正常，仅仅是表面上。
我们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为一个预知的灾难结局悲伤。悲伤如同别的情绪一样，也会疲劳，也需要休息。
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会想象他们无一日得安生，其实不然。因为，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谁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无聊感麻痹我们对于灾难结局的注意力，阻断我们的悲伤，驱使我们在眼前的过程中寻求消遣，从而疏通和保护了我们尚存的生命力。
12
习惯，疲倦，遗忘，生活琐事……苦难有许多貌不惊人的救星。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
许多民族的宗教都规定了为死者哀悼的期限。其实，没有这些规定，哀伤也不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荷马告诉我们，尼俄柏在她的七子七女被杀尽之后，也曾经停止同恸哭，饥饿使她端起了饭碗。
人都是得过且过，事到临头才真急。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仍然不知道疼。砍下来，只要不死，好了伤疤又忘疼。最拗不过的是生存本能以及由之产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正是这些琐事分散了人对苦难的注意，使苦难者得以休养生息，走出泪谷。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该忘就得忘，难道要记一辈子？"
我想起很久以前的这一段对话，不禁微笑了。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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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苦难，我们可以用艺术、哲学、宗教的方式寻求安慰。在这三种场合，我们都是在想象中把自我从正在受苦的肉身凡胎分离出来，立足于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苦难。
艺术家自我对肉身说：你的一切遭遇，包括你正遭受的苦难，都只是我的体验。人生不过是我借造化之笔写的一部大作品，没有什么不可化作它的素材。我有时也许写得很投入，但我不会忘记，作品是作品，我是我，无论作品的某些章节多么悲惨，我依然故我。
哲学家自我对内身说：我站在超越时空的最高处，看见了你所看不见的一切。我看见了你身后的世界，在那里你不复存在，你生前是否受过苦还有何区别？在我无边广阔的视野里，你的苦难稍纵即逝，微不足道，不值得为之动心。
宗教家自我对肉身说：你是卑贱的，注定受苦，而我将升入天国，永享福乐。
但正在受苦的肉身忍无可忍了，它不能忍受对苦难的贬低甚于不能忍受苦难，于是怒喊道："我宁愿绝望，不要安慰！"
一切偶像都沉默下来了。
14
人生的终点是死，是空无，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
可是，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一样，何必在乎过程？
着眼于过程，人生才有幸福或痛苦可言。以死为背景，一切苦乐祸福的区别都无谓了。因此，当我们身在福中时，我们尽量不去想死的背景，以免败坏眼前的幸福。一旦苦难临头，我们又尽量去想死的背景，以求超脱当下的苦难。
生命连同它的快乐和痛苦都是虚幻的——这个观念对于快乐是一个打击，对于痛苦未尝不是一个安慰。用终极的虚无淡化日常的苦难，用彻底的悲观净化尘世的哀伤，这也许是悲观主义的智慧吧。
然而，我终究是过程中人，除了过程一无所有，我不能不执著于过程。人生如梦，却不是梦，诞生和死亡竟都沾满着血污，这血污不是仰望星空的眼睛回避得了的。
15
世上一切宗教中，佛教最彻悟人生的真相。它看破有，安于无，谓之空。
西方人始终没有达到空的境界。基督教执著于有，强以无为有。西方虚无主义求有不得，但不安于无，故充满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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