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貌打工女遭遇权贵后的多舛命运:魂断欲海 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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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直的提醒非常重要,我们文化局绝不应该站在反腐倡廉工作之外。”孙立国说。
“好了,这些事儿三言五语也说不清楚,我们还是商量商量举报信的事情怎么办吧。”华秉直说。
这时何婧英也早已看完了举报信,她说:“眼前最重要的就是抓紧时间把乐君请来,请他谈谈具体情况,该出证的还要让他给出一些证明,然后再找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和取证。如果动作慢了,乐君走了,有些事情再调查起来就困难了。”
“我的意见也是这么办。但首先要开个党组会,一是向大家通报一下情况,二是党组也要形成一个决定。这样才好行动。”孙立国说。
“我同意你们二位的意见。”华秉直端起写字台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说,“这件事情必须抓紧办。下午就开党组会,作出决定以后,明天你们二位就去把乐君请来,我们先共同听听情况。”
当天下午,华秉直就主持召开了局党组会。他在会上简单地将举报信的内容说了一下后,首先检讨说:“如果信中反映问题属实,这主要是我的责任,说明我们在干部的任命和使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等问题查实之后,我要在适当范围内向大家作出深刻检讨。今天主要是商量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好。”党组会上尽管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个别人希望不要采取查处的办法处理此事,而应当采取内部教育的办法,找计涪和吴贵谈谈话,教育教育就算了,但多数党组成员主张坚决予以查处,否则后患无穷。有了党组的决定,纪检和监察部门就好行动了。第二天上午,孙立国和何婧英就坐着局里的轿车,亲自把乐君请到华秉直办公室来。
乐君是个比较圆滑而又胆小的商人,他因受了一些窝囊气,终于鼓起勇气揭发了计涪等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又生怕遭到计涪和贾兰姿等人的报复。因此他进了华秉直的办公室之后,缄口不谈举报信的事,却东张西望起来。他一眼瞥见了华秉直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那上面写的是郑板桥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雨,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再往下看,清清楚楚一行小字:“书郑板桥诗以自励 华秉直”。看到这里,乐君像是讨好似地恭维道:“华局长的字写得很好啊,特别是敢把郑板桥这首诗写出来挂到墙上,这就等于向公众公示了您的从政理念,说明华局长真要做个清官,真为老百姓办事啊!”
“哎——不足为据。不知乐先生记不记得《镜花缘》里写的两面人,那人一面长得英俊俏丽,一面长得丑陋无比。现在不少人都是两面人,贪官污吏也可能抄几句名诗、名词、名句,用以装点自己。因此呢,清不清,看行动。”华秉直毫无做作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乐君又往另一面的墙上看,只见那里非常显眼地挂着一顶戏剧舞台上官员常戴的乌纱帽。乐君又好奇地问道:“华局长在墙上挂着一顶乌纱帽又是何意?”
“什么意思也没有,那是一个剧团送给我的一件工艺品,我觉得这工艺品做工精致,就随便把它挂在那里。”华秉直漫不经心地解释说。
“不过我理解这也是一种观念、态度的表现。我们秉直同志经常说,别人的乌纱帽是戴在头上的,他的乌纱帽挂在墙上,要是工作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或者是领导或群众对他不满意了,这乌纱帽随时都可以收回。”孙立国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谈了自己对这事儿的看法。
“难得呀,难得。时下许多人都花重金去买官帽,你却把乌纱帽挂到墙上。”乐君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
“乐先生,你是台湾人,听说台湾也有买官卖官的腐败风气,你感到这买来的乌纱帽戴到头上有意思吗?”华秉直不等乐君回答,便又接下去说,“那些买官的人,买的是官帽,出卖的却是灵魂,是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啊。这样的人还能踌躇满志地忝列于干部队伍之中,老百姓却很鄙夷他们啊!”
孙立国也是一个满身正气的纪检干部,他对当前一些人的买官行为也深恶痛绝,因此也跟着发起牢骚来:“可有的人说,花钱买官是为了担负更重要的职务,是为了给老百姓办更多的事情。”
“这是狗屁话!是袒护贪官的话!说这话的人已经无耻到了极点!”华秉直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又愤慨地接下去说,“逢买必贪,买官的人若不贪不搂,他上哪儿弄银子去买官呀。”说到这里,华秉直感到在乐君跟前说这些话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便赶紧又把话头儿拉了回来,“好了,买官卖官的事儿咱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是谈正题吧。”他将脸转向乐君诚恳地说:“乐先生,你写来的举报信,我们认真研究过了,非常感谢你对文化局的信任和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请你把情况谈得更具体些,同时也想请你帮助提供一些必要的证据。”
乐君对华秉直的为人平时也有所耳闻,今天见面之后通过对话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他对他还是信任的。但他对在场的另两个人心中似乎还不完全托底,左右顾盼了几眼,欲言又止。
华秉直看出了乐君的顾虑,因说道:“乐先生,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这两位同志都是很好的同志,这位是纪检组长孙立国,这位是监察室主任何婧英。”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孙、何二位同志,又接下去说,“今天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如果你在这里谈的问题透露了出去,我负完全责任。”
乐君听了华秉直的话,终于解除了思想上的一切顾虑,便将计涪与贾兰姿所做的一场权钱和权色交易和盘端了出来……又接着说,由于计处长那天晚上没有玩上蝴蝶兰心有不甘,所以最近一个时期他不断地打电话,叫我给安排蝴蝶兰陪宿。我看蝴蝶兰身体确实不好——她总发高烧,像是得了什么重病,就动了恻隐之心,没有给他安排。谁知计处长大为不满,就在贾老板那里不断地说我的坏话。我感到贾老板对我的看法越来越坏,早晚要炒我的鱿鱼,这里的工作不好干了。就在前几天,我辞去了夜总会经理的职务。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感到我应当把情况向贵局领导反映一下,所以我就给华局长写了那封举报信。
乐君谈完了整个事情的原委,又从衣兜里掏出了两份材料的复印件,一份是计涪和吴贵收取现金和手表时给夜总会出的收据,上面是吴贵签的字;一份是他买手表时商店给的发票,两只手表的价钱共为两万三千六百元。乐君说:“我怕将来有些事情说不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两份材料各复印两份,一份我还要留着,这份就提供给贵局作为我举报的证据。以上情况若有半句假话,我以性命担保。”乐君略停顿了一下,又强调了一句,“务请贵局为我保密。我已买好了飞机票,大后天我就要离开松江市。我要是仍在松江市就职,我有十个脑袋也不敢举报啊,现在打击报复可是厉害得很哪!”
华秉直听完了情况,看了孙立国与何婧英一眼,表示乐君说的情况是可信的,于是表态道:“非常感谢你呀,乐先生。你这是在帮助我们反腐败,确实应当感谢你呀!同时我也要代表文化局向你检讨,这都是我们平时对干部管理不严造成的恶果。你所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我们明天就派人前去调查,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请乐先生给予帮助。你毕竟在那里当了两三年的经理,人熟,情况也熟,所以还请你多多帮忙。”
“请乐先生放心,”孙立国接过去说,“第一,我们一定为乐先生保密,第二,我们还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好乐先生。”
“那就多谢了,多谢了。看来咱们文化局的领导还是可信任的领导。”乐君一迭声地道谢,一面站起身来离开华秉直的办公室。在孙立国、何婧英的陪同下下楼去了。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证明乐君所举报的情况均为事实。胡建兰和朝霞也都给文化局出了证明。只是贾兰姿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在铁证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她有行贿行为。文化局纪检、监察部门找计涪和吴贵核实情况,计涪的态度十分蛮横,瞪着眼睛矢口否认他的恶行。但后来在铁的证据面前他也不得不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并将收受的贿金和手表交了出来。文化局党组考虑计、吴二人年纪还轻,经过工作以后,他俩的认错态度还算较好,因此没有将他们送交司法机关,决定给予二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这本来是一个从轻的处理,但却遭到了陆方尧的干预。
就在文化局党组对计涪、吴贵刚刚作出处分决定后,陆方尧就得到信息了。照理,陆方尧是没有权力干涉文化局的具体工作的。但由于陆方尧又一次接受了计涪的请托,他就立即将他的老同学华秉直邀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陆方尧一见华秉直进门,赶忙热情地上前握手,让座,倒茶,一面说道:“你怎么总也不到我这里来,非得我请你才来。”
华秉直淡然一笑说:“当年我们是同窗就读,现在你是市里领导,工作又那么忙,我怎么好随便过来打扰你啊。”
“哎——咱俩就是岗位不同,同学永远是同学,这个同学关系永远不会改变。”别看陆方尧在下属面前经常声色俱厉,吹胡子瞪眼,在同学面前可是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的。陆方尧是本省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改革开放之后,由于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省里就从知识分子中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担负领导职务,而陆方尧的一些同学,由于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不少人都被选拔到各级党政机关和人大、政协、群众团体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当了领导干部。陆方尧感到处理好与这些同学的关系极为重要。陆方尧有著名的“三大注意”,其中就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他的“三大注意”是:一是注意穿戴仪表,以显示自己不是一般的人物。他的身上,从上到下,包括衣服、领带、腰带、皮鞋以及配戴的手表等物,无一不是名牌。仅是那只宝玑手表,就价值二十一万元人民币。二是注意媒体反映,以借舆论之势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陆方尧对于群众的议论,一般不太在意,但对媒体的反映却十分重视。他在新闻界有不少朋友,对那些名记者更是待之如宾。他希望媒体上能经常宣扬自己的政绩,尽量少说或不说自己所管工作的短处,这样才能使自己在上级领导那里摆上位置,以使自己尽快升迁。三是注意处理好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尽量给他们留下个好的印象。因为他感到他的同学在省里、市里都已形成势力,给这些人留下好的印象,他们将是对自己的一股强大支持力量;若是得罪了他们,他们吐口唾沫也会将自己淹死。正因如此,他对同学的接待从来都是满腔热情,他对同学的托请从来都是尽力而为,他对同学的批评从来都是高度重视。当然,对于华秉直这样的已经具有相当地位的同学就更不敢怠慢和轻易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