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怎么办？就这么放他走岂不是太便宜了他？”其中一个男的说。我不能确定是哪个，因为我疼得不行，双手护着脑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
“没钱就干活，找点儿活让他干干。”那小姐站在走廊上说。
“我们这儿有屁活可干呀！”高个长发男的声音。
“洗衣服！你们他妈的换下来的衣服都一大桶了，老娘我才懒得洗。”小姐说，“就这样吧。”
这事好像得由她说了算。事实也是这样，她同意之后我就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摆在了我面前，桶内满满地塞着散发着汗臭味与香水味混杂的衣物。
说句内心话，洗衣服我不讨厌，因为下岗后，我在家没少洗衣、做饭。但不同的是，今天这衣服洗得太伤人，太伤人的自尊。可能人太倒霉的时候，自尊心就会大大打折吧。那天，我只是稍稍感觉到心里委屈了一下，并没有更多的难过。
在房间里，他们留下矮个男看守我，其他一男一女到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
我先洗了洗自己的脸，然后开始洗衣服。看守我的那家伙时不时地叫一句：“你他妈的洗干净点儿！”
在洗衣服时，我闻到了一股香烟味，烟瘾顿时上来了。我边洗边想如何让那家伙赏我一根烟抽。
我这人挺贱，见烟贱。
我这辈子戒了无数次烟都没成功，我对烟的依赖性很重。哪怕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日子里，我也想方设法从老婆那里讨点钱来买劣质烟抽。有时羞于自己去买劣质烟，我就让住在隔壁的老头帮我去小巷口的旧杂货店中买。
我抬起头，一脸赔笑地问那个看守我的家伙：“兄弟……”我才讲了两个字，那家伙就朝我吼了：“哪个是你兄弟？你他妈皮痒痒了是吧？”
我连忙改口，说：“师傅，哪件衣服是你的？我帮你洗得更干净一点儿。”
那家伙听我这么一说，两只眼睛滴溜溜地在塑料桶与塑料盆之间来回瞅，“就那件青花的衬衣和那条红裤头，还有那条青牛仔裤。”
我按他说的，把三件衣物挑了出来优先搓洗。
那天，我感觉自己特能理解电视剧中跟在日本人后面混的汉奸，虽然行为可耻，但活着的确不容易，要会察言观色不说，还得学会收起自尊拿出一副做奴才的样儿来。那天的我就是这德行，活生生长着一副奴才相。
那家伙看我卖力、仔细又优先洗他的衣服，不再对我吼了。我趁机说：“师傅，你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真香啊。”
“红梅烟，四元一包的，你来根不？”他说。
我知道那家伙中计了，心想就让你显摆吧，反正我有烟抽就得了，于是我继续拍马屁说：“四元的红梅是好烟啊，我抽得很少，因为没钱买。”
我刚说完，人家就把烟递到我嘴边了，还主动掏出打火机为我点上了火。我双手尽是肥皂沫，不能以手指夹烟，就让烟一直在嘴边吊着。我一口一口贪婪地深深吸着烟碱与焦油。
慢慢腾腾，我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衣服洗完。很奇怪，洗完衣服我不想离开了，我觉得这里挺好的，最起码有可以说得上话的“熟人”。我相信事情都过去了，只要表现得好，他们是不会再打我的。
按照吩咐，我把洗好的衣服都晾在走廊上的铁丝上。
看守我洗衣服的那家伙见我晾好了衣服，便说：“你可以走了。”说完他也进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房门“咚”的一声关上时，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收了一下，好像一种希望瞬间被击碎了。我在心底对自己说，再等五分钟，五分钟内有人走出来，我就鼓足勇气说我想留下来，如果没人走出来，我就离开此地另谋生路。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大概就是这么个关头，有人开门出来了，是高个长发那家伙。他瞅了我一眼，问：“衣服洗好了？”
我“嗯”了一声。
他又问：“洗好了，你还不走在干吗？”
我红着脸说：“我想留下来可以不？”我知道这种请求的希望是渺茫的，但是我真的无处可去，我只想有饭吃，有地方住，干什么、怎么干，已经是次要的了。
“留下来？”
“是的，我想和你们一起干。”
“你能干什么？洗衣服？”
我无语了，我也想不出我能干什么。我是男人身，我留下来能干什么？我只是穷急了，急需一个地方安身，就像那句俗语说的，病急乱投医。
看我低头不语，那家伙吼了起来：“滚！滚！哪儿来的滚哪儿去！看见你，老子就烦！”
既然这样，还能说什么，我只好抬腿走人，走到楼下毒辣的烈日下，去寻找我能去的地方。
第三章 挣了一点儿给家里打电话的钱
我走到一颗梧桐树下坐了下来。时间对我而言是富余的，我可以随地休息或是无聊地胡思乱想。
那个下午，我特别地想家，想老婆，想孩子。我想打个电话回去，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混成这样，我太不是人了，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孩子，我不配为人夫为人父。
我在心底谴责着自己，但这于事无补。无论我怎么骂自己，都骂不来两元电话费。我坐了一下午，就这么想着恨着、恨着想着。后来，我想出招了，我得拼命弄些钱来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担心。
我在梧桐树下一直坐到了夜里两点左右。不是我能坐，而是因为我坐在这儿与坐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与其到处走消耗体力，还不如就在这儿坐着，最起码不会感觉肚子饿得难受。那时的义乌还没有联防队员，如果换成是现在，我可能早就被人客气地打扰了。
夜里两点多钟，我去了开除我的那家伞厂。轻车熟路，我用木棍撬开了伞厂仓库后窗户上的钢筋，爬了进去，然后抱出了五十把收折伞。很顺利，没有一点点不测。
那时的义乌工厂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门卫，甚至连像样的厂房都没有，都是自家院子或是租来的旧仓库什么的，然后挣了钱再盖，边挣边盖。仓库大多也是平房，利于搬运货物。我知道后来的大厂中就有这样的，比如二〇〇五年收购上海霞飞的某化妆品厂。
说实话，偷这家的产品我忐忑不安，虽然他们本来就欠我两个月工钱，但我知道这不道德。
从小到大，我都是乡亲们眼中的乖孩子，小偷小摸的事从来与我无关，这也是家教太严的缘故。但是，在义乌，我居然干起了小偷小摸之事，真是匪夷所思。虽然这算不了什么罪行，但又确实是被人所唾弃的行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要用行动来洗刷这次耻辱。（我完全可以省掉这节不写，把这些秘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心里。但是，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困境，也为了让大家更能明白我以后创业的动力与非凡的忍受力，我还是坚持写了出来，这更能讲得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如果省去这些劣迹，就不能让你们充分地去理解与感受我后面的爆发力。）
我把偷到的伞藏在我藏行李的那个破院里，用砖块掩得实实的，然后才开心地躺在一堆工地木板上睡去。夏天的蚊子特别多，我一晚上都要被叮醒十几回。二〇〇〇九年，义乌全市发动灭蝇、灭蚊活动，据说是为了防治一种什么病。我想，要是那时有这种病，我十有八九会染上，因为我接触的蚊蝇太多了。
早上醒来后，我感觉又很饿了，但我没打算去那家民工快餐店，因为那碗饭是我中午的午餐，不能轻易去动。我忍着饿寻思着这五十把雨伞如何脱手换成人民币：一是拿到市场或店里去转给店主；二是卖给快餐店老板娘；三是去昨天挨打的地方找那两个家伙转手。
思前想后，我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因为一的风险太大，二又没有把握，三没什么风险，最多得不到什么钱。钱的多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现在急需的是两元钱打电话回家。当然能有个几十元是最好的了，这样我可以住上旅馆，洗个澡、刷个牙什么的。
在去找他们前，我也想了很多，我知道钱对我的重要性。我不能不想，不能不考虑每个细节上的事，想得周全才能如愿以偿。
我在路边捡了个破蛇皮袋，装了五把伞打算先投石问路。如果真不测被他们扣了，我还有四十五把，大头在后面，还是有希望的。
我去的时候大概十点钟了，那几个家伙还在睡觉。这是正常的，他们都是夜间工作者。我敲了一个房间的门，出来一男一女，另外一个房间中也走出来了一男一女，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我，实在不明白我怎么又来了。我拉了拉曾经给我烟抽的那家伙的手，轻声说：“师傅，能不能一边去说个话，我有生意同你们做。”
“什么狗屁大事还不能在这儿说呀？老子还要睡觉呢。”那家伙伸了个懒腰，接着又打了个哈欠说。
“不是，这里人多，说话不太方便。”我小声解释说。
“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就在这儿说！”高个长发的家伙吼道。
没办法，我只能当着众人的面从蛇皮袋中取出了一把雨伞，然后说：“我有一批伞想找买家，但我不知道怎么找，于是我想到了你们。我觉得你们见多识广，人多面熟，这点儿小事肯定能行。”
“一批？有多少？”一个家伙问。
“具体我没数过，反正不少。”我故意这么说，目的有二：一是告诉他们这不是太小的生意；二是慢慢套他们。这样他们会为了下批以及下下批货，不至于不给我钱。
那两女的听说是这档子事，没兴趣听下去了，都打着哈欠回房继续睡觉去了。
下面为了叙事的方便，我给那俩家伙取个名字：看守我洗衣服的个矮些就叫小矮吧，另外一个就叫大高。从始至终我也不曾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我生命长河中匆匆而过的一对过客而已。
“你想卖多少钱一把？”大高问我。
“八九块一把就差不多了。”我说。
“八九块一把？你抢钱呀？我看就值五六块一把。”小矮说。
“胡扯个毛啊，五六块你给呀？这种伞顶多三块一把。”大高盯着小矮的脸说。
三块一把，说实话，这种价位是很低，但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我就是送货上门来让他们宰的，得乐意被他们宰，如果他们不狠狠地宰我，反倒不正常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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