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
“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的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
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
“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广播结束，教室内仿佛弥漫着炮火硝烟。静极了。同学们都一动不动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上失去了往常的自然神情，呈现着僵刻呆板过分的严肃，宛如一尊尊雕塑。
那个历史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
那篇彻底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战斗檄文”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班主任老师走入教室，她手拿一张报纸。她还没结婚，只比我们大七八岁。我从小学考入这所中学的那一年，也正是她从哈尔滨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这所中学的那一年。她出身于纯正的工人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同学们，”她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发抖：“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在这场清除资产阶级黑线的严峻斗争中，我们落后了！我们要奋勇冲上去！冲到第一线去！下面我再给大家读《解放军报》四月十八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这篇社论强调――“搞掉这条黑线，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话，是毛主席的话。
“同学们，”班主任读完社论又说：“过一会儿全校师生要在操场上召开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宣誓大会……”她的目光向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最后落在我身上，说：“梁晓声，你写一篇决心书，一会儿代表我们班发言。”说着她看了一眼手表，提醒我：“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不要写多长，要快！能表达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决心就行！今天的发言不排顺序，我们班是四好班，一定要争取第一个发言！……”
我的思想生了双翅，驾着这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荡宇长风翱翔，翱翔，“扶摇直上九万里”，根本无法降落在稿纸上。
我唯恐自己在十五分钟内写不完一篇象样的决心书，使我们这个“四好”班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丧失了第一个登台表决心的机会，正要举手推却，见语文老师走了进来。
“姚老师，”她对班主任说：“能不能让我占用几分钟时间？我有极其重要的话对同学们说！”
班主任皱起了眉头：“你想说些什么呀？”
“我……我要再次向同学们检讨自己……在课堂上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严重错误，不，不是错误，是罪行！我……”说话一向从容不迫的语文老师，因急切而结巴。
“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短了！”班主任不愿意。
“姚老师，我……我垦求你！……”语文老师的语调几乎带出了哭声。
“等开完全校大会你再对同学们说吧！”班主任的态度十分坚决，不容商量。
“可我一定要在开全校大会之前说的呀！姚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吧！……”语文老师真哭了起来。
班主任不忍心又不情愿地走到窗前，算是默许。
“同学们，”语文老师一边用手绢擦眼泪一边说：“同学们，我上次对你们的检讨很不深刻！上次的检讨中，我还认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不过是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去认识……他们是一伙黑帮，他们反动透顶，我也是‘三家村’中的一个，不，我不是，我虽然不是，但我是……但我是……”她越急于想说清楚她自己是什么，一时越说不清楚。她语无伦次起来。
我坐在第一排，离她最近。我看得很清楚，她眼中是真有眼泪不断涌出的。她手中那条小手绢已湿成了一团。我鼻子有点酸。我心里暗暗怜悯她。我知道，她绝不是存心要在课堂上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她不过就是想给同学们读几篇范文而已。如果我当时知道她因被划过右派，丈夫跟她离了婚，并带走了她唯一的一个女儿永远不许她相见，随后她在某农场被改造了四年，两年前才摘掉右派帽子，在不少人的联名担保下方得以回归教育队伍，我想我不仅会怜悯她，也许还会对她产生同情。
为了提高我们全班的作文水平，她曾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这是全班同学都不能否认的。
“梁晓声！”班主任猝然叫我。
我一惊，不由得站起。
“你还不快写！”班主任有几分生气了。
我又立刻坐下，从书包里翻出纸笔，一个字也写不出，头脑中混乱一片。
“庞老师，你不能再侵占我们班的时间了！”班主任的语调，与其说是不满，毋宁说是抗议了。
“我……我……”语文老师再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情不自禁地又抬起头，想再看她一眼，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她在教室门口似乎欲转过身来，也再看我们全班同学一眼。她那背影使我感觉她意识到了又一次厄运将落在自己头上，怅怅然若向我们继续解释什么，替自己辨护什么。她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并没转身，缓缓地离去了。
全体同学都望着教室门口。教室里鸦雀无声。
从此她再也没给我们讲过课。
“李元昌！”班主任叫起了班长，说：“开全校大会时，你要带领咱们班同学喊口号！”
“喊……哪些口号呀？”班长讷讷地问。
“按照我写的喊。”班主任说着，走到我跟前，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匆匆便写。
写好后，经同学们传到了班长手中。
班主任又说：“李元昌，现在你立刻组织同学们到操场上集合！梁晓声，你可以留在教室里写发言稿。”
走廊里传来了一片脚步声，不知是哪一个班离开教室到操场上去了。
“快，快！”班主任着急地催促大家。
于是同学们一窝蜂地拥出教室。
走廊里又是一片脚步声。
刚刚安静了半分钟，众多的脚步声再次响起。
脚步声中，我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盯着这行字我愣了几秒钟，意识到这一行字也正是刚刚听到的报上那篇声讨文章的标题，大有“照抄”之嫌，刷刷两笔划了去，重新写下“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打倒谁”一行字，又发愣。一句句充满战斗性的话在我头脑中飞旋，全是《解放军报》那两篇文章的话，没有一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且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集中思路，将那些话排列在一起，凑成决心书。
整个教学楼终于彻底安静了。
我的语文老师仍占据着我的心。她刚才那样子真使我难受。
握在我手中的笔就是她送给我的。
有一次作文时，她见我用蘸水笔写字，奇怪地问：“你怎么不用吸水笔？”
我回答：“吸水笔丢了。”
她说：“那你得买一支呀！”
我接连丢了两支吸水笔，不愿再向母亲要钱。难言之衷，也不愿向她解释，便低下头去继续写，不回答。
她见我使不惯蘸水笔，深一划浅一划的，便默默地将她这支金笔放在了我课桌上。
下课后，我到教员室去还她笔。
她问：“听同学们讲，你家生活很困难是不是？”
我点了一下头。
她又问：“我这支笔你使着还好吗？”
我又点了一下头。
她说：“就送给你吧。我倒是用蘸水笔用惯了，用得着吸水笔的时候不多。我还有一支圆珠笔呢！”
我说：“这是金笔呀，我怎么能……”
她打断了我的话：“快拿走了吧，别耽误我的时间了。我现在要批改几篇作文……”
也许因为这支笔是她送给我的，我再没丢过……
“梁晓声，你还坐在这儿发愣呢！老师都快让你给气死啦！”
一个女同学吁吁带喘地闯入教室，嚷完了话又一股旋风似地消失了。
糟糕！全校大会已经开始了！
一阵阵口号的声浪从外面扑入教室：
打倒邓拓！
打倒吴晗！
打倒廖沫沙！
打倒“三家村”黑店！
打倒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
……
虽然“决心书”除了标题还一个字没写，我也不敢再耽误一秒钟了，顾不上多想，扯下那页只有一行标题的纸，万分紧急地奔出教室，一口气从三楼跑到一楼，直跑到操场上才收稳脚。
操场上临时摆了几张桌子，算是个“台”。学校的领导们端坐在“台”上，全校学生一班班盘腿坐地。一个班级的代表正一手握麦克风，一手拿发言稿激昂地大声发言。十几个期待发言的学生身体紧挨着身体排在发言者后，生怕谁“夹楔”似的。那一天刮大风，操场刚垫过沙子，沙尘笼罩着所有的人。
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我跟前，极度失望地问：“你在教室里干什么来？决心书写好了没有？”
我不敢告诉她除了标题一个字都没有写，撒谎说：“写好了。”
她信了，就将我推向“台”那边：“快去吧，发言时要情绪饱满！”
轮到我发言，我先喊了一通“打倒”之类的口号，接着大声疾呼：“我们革命的学生，坚决战斗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我们向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要做阶级斗争前沿阵地上的敢死队！不怕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战斗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回合！有我们在，就有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在！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掌握着毛泽东思想这个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我们要象在农村消灭害虫一样，将危害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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