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总说：“是。”
吴桐说：“但问题是可以查清楚的呵。”
关总说：“不见得。”
吴桐问：“怎么说？”
关总说：“一是不见得去查，二是查也不见得查出结果。”
吴桐又问：“为什么？”
关总说：“因为处理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在他们手里。不查呢，拖到改制结束事情便不了了之。查呢，也完全可以得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比方认定那项投资确实失败，认定那家供货公司确已破产。当然，在被事实认证之前，我说的仅是推理。”
吴桐想想，说：“关总分析得合乎逻辑，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何总与王梅一直顶着，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一致？”
关总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推理，也可以这么认为，两人在这件事情上已达成协议，起码是达成默契。”
吴桐问：“什么默契？”
关总说：“从泰达这枚蛋糕上先切下两块，各自收藏，无论将来哪人出局，都可由此作为补偿，不至于两手空空。”
吴桐分析：“两人在争占泰达的同时，又在为自己的败北做准备？”
关总说：“是这样。”
吴桐说：“就像下棋，走一步看三步。”
关总说：“老百姓的说法是旱涝保收。”
吴桐感叹：“真是高手。”
没能再继续“畅谈”皆因“伯母”也是高手，饭菜很快上桌，宾主入席。
吴桐声明不喝酒，小汪开车无须声明，关总便不勉强，就吃起饭来。也许因为饭是泰国香米，话题又回到关总老两口的东南亚之行。也是志趣不同，伯母谈的多是风光风情、商品、物价，关总谈的多是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特别谈到他抽空去参观了几家企业公司。吴桐听着不由心生感动，想关总硬做出一副潇洒出世的姿态，实际上心里仍有放不下来的事。他想起小汪对他说的话，遂问：“关总，听说你制定了一份公司改制方案被否决了，能不能给我看一看？”
关总说：“不看也罢。”
吴桐问：“怎么？”
关总说：“以前我自以为我那个方案比较科学合理，现在又觉得存在不少缺陷。”
“什么缺陷？”
“经济制度不对。”关总索性放下筷子，“原先那个方案仍然没有跳出资本经济的窠臼。”
“资本经济有什么不对？”吴桐问。
“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利润被少数人占有，无法提高全体职工的积极性。”
“你那个方案不就是让每个职工都在企业中占有股份的么？这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吴桐问。
“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凸现另外一个问题：股份过于分散，经营者所占股份比例过低，个人利润空间被占，那又会影响其积极性，这又会回到国营企业的那种弊端。”关总说。
吴桐可以听明白关总的话，也基本能理解。事实上关总提出了一个资本分布的两难问题。现实情况是政府过多考虑的是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让这个阶层占绝对优势的股权，而关总的那个方案过多考虑的是普通职工的利益（也包括积极性），现在关总否定了自己，以同为资本经济的理由。在这方面吴桐有些概念模糊，遂问：“关总，你说不落资本经济窠臼，那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呢？”
见探讨问题影响了吃饭，伯母予以干涉，说先吃饭，不然菜一凉就不好吃了。然而响应的唯有小汪。
关总接着回答吴桐的问题：“知识经济的模式。”
吴桐感到陌生，问：“这个概念……”
关总说：“类似的概念首先是从《杰克威尔逊传》一书中看到的。称为劳动股份制，后来国内有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老板也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并且率先在他的企业里加以实施。”
吴桐很感兴趣，问：“这里面有什么诀窍？”
关总说：“诀窍在于实行知识经济的分配方式：资本占小头，知识占大头。比方那个老板提出，将他股权利润的80％分配给职工，同时也要求所有董事会的成员拿出各自利润的70％进行再分配。”
吴桐有些不解，问：“这不是又回到大锅饭？”
关总说：“起初我也有这种怀疑，但仔细一想，非但不是大锅饭，而是一种既科学，又合理的分配方式，可以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占有股份，一方不占股份却享有一定的股份利润。属没有股份的持股人，这样既解决了股份分散带来的问题，又解决了少数人持股的弊端，可以说各得其所。”
吴桐听得如坠五里雾中，但他极力拨开迷雾，力求看清事物的肌理。他似乎有所领悟所谓知识经济的“科学合理”（关总语），但又觉得在推行起来会遇到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关总道出。
关总沉吟片刻，说：“会有阻力。”
小汪问：“两全其美的事，为什么会有阻力？”
关总说：“阻力来自人的短视，急功近利。”
吴桐有些不解。
关总转向小汪说：“小汪我问你，你现在要是中彩五百万，是存银行还是进行投资？”
小汪真像中了大奖似的思考一番，后郑重说：“我存银行。”
“为什么选择存银行？”关总问。
小汪说：“存银行保险。”
关总说：“如果投资没准几年后能增值到一千万呵。”
小汪说：“我宁可守住这五百万，也不想冒风险得到那一千万。”
关总说：“这便是我说的短视，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我再打个比方，养一头猪，立马杀了，能卖一百块钱，全归你。雇个人再饲养一年，能卖四百块钱，扣除工本费二百块，能净得二百块。账怎么合算是很清楚的，但人们宁肯早杀早得一百块，也不愿迟杀迟得二百块。为什么？想早早把钱装进腰包里。现在的许多经营者就是这种心理，以一夜暴富为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便像阎王对待小鬼那般对待他的职工，压低工资，克扣工资，不改善劳动环境，甚至不顾职工死活。这样的事体如今比比皆是，已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完全丧失了人性！”关总说着说着不由愤慨起来，脸涨得通红，像喝多了酒似的。
“好了，好了，你又不是救世主，用得着操这么多心，伤肝动火？”伯母劝解说。
关总并不罢休，继续说下去：“必须认清，问题的实际并不在于那些经营者为富不仁，而在于他们是怎样发家致富的，我们经常能从媒体上看到对一些精英的这般赞颂，说他靠几百、几千元起家，几年后便成为亿万富翁，骄人的业绩呵，但从经济学来分析，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开办的是印钞厂，否则钱来不得这么快。但这些人又实实在在是暴富，当中必有蹊跷。”
吴桐不由想到王前进说到的尚作家写到的那个靠贿赂开赌场发家的冯朝阳。他说与关总听。
关总说：“冯不是个案。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做为私企老板，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招法，成为商界大鳄也毕竟费了几年时间，费了些周折。可现在有些人钻改制的空子，完完全全是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呵。比方何与王，无论是谁占有泰达，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富翁。”
吴桐想起曾与许点点的议论。说：“这有什么办法呢？就像买彩券，尽管中的概率极低，但最终总有一个人成为幸运者。”
关总不屑地哼了一声，说：“国家经济转轨怎能等同于彩券玩法？况且彩券靠碰运气，总有它的公正性。”
“公正？”吴桐心里打个激灵。
“目前的‘转轨’玩法恰恰是忽略了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准则——公正。”
吴桐说：“关于这一点，前些年高层似乎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明确了公平不能‘优先’的态度。”
关总说：“所以有人认为这种改革遵循了‘不道德经济学’的原则。”
吴桐吃不准问：“这种观点是不是有些偏颇呢？”
关总顿一下说：“这确是在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在私有制过程中，怎样认定公共资产的归属权。我本人还是认可‘起点公正’原则的。”
“起点公正原则？”
关总不客气地质问：“难道你没有读过诺齐克的论著？”
吴桐一下子红了脸。他听说过诺齐克这个名字，也知道他是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的书却没读过。
关总说：“诺齐克认为，进入市场经济产权的最初分配必须遵循‘获得正义’的原则。一个所有者，只要他最初的财产来源清白，随后的经营合法（即‘交易的正义’），那么以后即使他富可敌国，也完全合法，具有‘持有的正义’。可以心安理得地分配与享用其财富。”
吴桐点头表示赞成这个观点。
关总说：“在有些人看来，诺齐克的观点趋于保守，比如罗尔斯就认为即使财产的积累符合‘获得正义’与‘交易正义’，其结果也必须受到‘分配的正义’的限制。就是说即使是清白致富者国家也应该对其实行强制的二次分配措施。”
吴桐点点头说：“是的，这样才能体现出社会的公正。当然在现阶段首当其冲的是把握住‘获得正义’这一点。”
关总的神情变得黯淡起来，叹口气说：“当然，获得正义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忽视了必然后患无穷呵。”
伯母又一次催促吃饭。
“听伯母的，吃饭。”吴桐说。他本来还想就泰达目前的状况与关总做进一步探讨，见关总这样，就打消了这念头。
离开关总家，吴桐想：看来人有心“出世”也是不易的。比如关总。
一家三口服毒自杀事件，先是听到传闻，尔后这事又与泰达挂起钩。
传闻总能把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两口子一块下岗，失去生活来源。这一天儿子说馋水饺，当爹的手攥着仅有的两块钱去市场割肉，一刀割下来超过了两块，他要求从上面切下来一点，卖肉的不干，且出言不逊，说他是故意捣蛋，他如实说只有两块钱，卖肉的听了不料生出恻隐之心，没动刀便把肉丢给他，嘴里却说了句不三不四的话：像你这么活还有个什么劲呢。他回到家越想越窝囊，心一横把一包鼠药掺在饺子馅里。是学校老师发现班里的一名学生接连旷课，便去家访，敲门敲不开，产生怀疑报了派出所，民警去打开门发现一家三口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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