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两节课怎么下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都讲了些什么。他抱着讲义往教研室跑，只为能早早给金正打电话，打完了电话再联络陶楚，只能这样。吴桐全身心投入，正像他向陶楚所许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他这么说，也这么做。说起来吴桐就是这么一个人，不是乐于助人，也不是助人为乐，他没从中得到什么乐趣，更多的是苦，苦不堪言。
进了办公室坐下刚要抓电话，电话铃响了，接起来一听是小赵。他有些意外，也有些激动，想或许小赵有好消息告诉他吧，那就太好了。然而小赵说的不仅不是好消息，反倒是个坏消息。小赵说他又从所里摸了摸情况，所里正准备往分局报材料，案件性质定为合伙抢劫。情节是打斗之后“胜方”向“败方”索要“赔款”，说由于他们的挑衅耽误了回家吃饭，要出打的费，败方一个学生从兜里掏出二十元钱。钱没用来打的，一块买冰淇淋吃了，还没吃完就被抓。吴桐这才清楚所谓“抢劫”的过节，听过倒松了口气，他问小赵：“这构得上抢劫吗？”小赵说：“也许吧。”
吴桐说：“抢劫的对象应该是陌生人，抢认识的人，明明知道会被指认出来，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啊。”小赵说：“这看怎么理解了，说抢夺也可以。”吴桐问：“抢夺是什么性质呢？”小赵说：“轻，够不上刑事责任。”吴桐有些激动地问：“既然在两可之间，为什么一定要定抢劫呢？他们还是些孩子，为什么不能放一马？”
小赵说：“据说不够十六岁的就不追究刑事责任了，那个李赛十六岁，所以就报了拘捕，不过万幸的是被打的孩子伤得不重，只出了点血。”吴桐问：“不是说照出头骨有裂缝吗？”小赵说：“没这回事。”吴桐说：“单纯是二十块钱的事了。”小赵说：“不能这么说，抢劫不在于钱财多少，抢一块钱也是同等性质。”
吴桐说：“我还是想不通，法律对一个孩子为什么要这么严酷，谁家没有孩子呵。”小赵说：“吴老师我理解你的心情，我把这事告诉你，是觉得这个案子有可操作性，你就按我昨天说的，赶在派出所上报分局前把事化解。”吴桐说：“小赵，我明白了。真谢谢你了。”
挂了电话，吴桐没急于给金正挂电话，办公室许多老师都以诧异的目光盯着他看，再是他想根据小赵说的情况把思路理一理。他想，小赵说的有可操作性，是指案子的性质不是板上钉钉，可左可右，而执法者宁左勿右也是他们的职业定势，坐等当事人“操作”，事情视“操作”状况而定。
这是一个多么“高级”的职业啊。一切都冠冕堂皇，一切都严丝合缝又游刃有余，大家彼此彼此心照不宣。那个姓汪的家属能顺顺当当把不明巨款取走，就是最好的说明。吴桐大概是过于激动，才这么愤世嫉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他看看表，知道陶楚正在等自己与她联络，但事情没有着落他不能够。他走出办公室，下了楼，走到操场边上的一棵梧桐树下给金正家里拨了电话，铃响了长时间也没人接。他想金主席出发了吗？金主席经常下乡搜集民间故事，还参加一些活动，做协会兼职会计，金主席的行踪想瞒也瞒不了他的，当然是事后。他挂断手机，心里空落落的，可以说金正是他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且须立刻抓到，落空了，他的心也空了。
万般无奈时，吴桐忽然想，何不自己到派出所去一趟，摸摸情况，再讲讲自己的看法。关于案子的定性，他觉得自己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应该与公安方面沟通，理解万岁嘛。这么想定便速速赶到民安路派出所。
许是自己也觉得此举过于莽撞，吴桐进到门里心“噗噗”地加快跳动，像自己做了坏事一般。他轻轻走到一个年轻女民警桌前站下，又轻轻叫了声“同志”。年轻女民警抬头打量了他一眼，问：“你找谁？”他顿了顿，说：“谁都行。”女民警问：“你有什么事？”他说：“我是为那个学生打架的案子来的。”女民警又看了他一眼，问：“你是家长？”他稍一犹豫说：“不是。”不等女民警说话，一个四十多岁的男民警粗声粗气地说：“出去。”他吓了一跳，却没动，他对男民警说：“同志。”男民警又说：“出去。”他急中生智，说：“同志是小赵让我来的。”
“哪个小赵？”“分局财务科的小赵。”“不晓得。”“他，他来过电话的。”“来电话的多去了，谁记得。”男民警这么说口气倒缓下来了，再打量了一眼吴桐，又说：“回去等着吧，我们会依法办事的。”吴桐赶紧说：“知道知道，我相信法律，但我想说明一下情况。”
男民警一副努力耐着性子的样子，问：“什么情况？”吴桐松了口气，却也清楚人家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便言简意赅地讲出自己的两点看法：一是就案情实际情况定抢劫过重，定抢夺或者索要为宜。二是犯事的都是些孩子，而且属偶发事件，应以宽大为怀，给他们一个出路。吴桐这么说时，满屋的民警都像看怪物似的看着他，有的还在窃笑。“你说完了？”男民警问。他说：“是，是。”男民警面露讥诮说：“我倒觉得，你可以给嫌犯当律师，把刚才这套话拿到法庭说去。说在这儿没用。走吧走吧。”
吴桐只得出来了。
他懊恼万分，站在派出所门口他觉得自己不是什么人民教师、什么灵魂工程师，而是一条狗，被人从门里踢出来的癞皮狗。他觉得自己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事，自找。垂头丧气往学校返时，手机响了，他担心是陶楚，却又不能不接，硬着头皮问句：“哪位？”
“王梅。”
“啊，是，是你呀！”吴桐惊讶万分，连忙收住脚步。可谓一心不可二用，这一天来只顾忙陶楚，别的全丢脑后了。
“吴桐你在忙什么呐？”王梅问。
“我，我瞎忙。你，你好吗？”吴桐嘴里回应，脑子却在飞快旋转：王梅是催问去泰达的事吧？该怎么回复。
“我挺好，也是瞎忙。上次说的那个事考虑得怎么样呢？”王梅开门见山。
“差，差不多了……”吴桐胡乱回答，头上沁出汗珠。
电话里王梅笑了一下，说：“差不多是什么概念呢？该怎么去理解？”
“就是，就是很快会给你答复。”吴桐说。
“好吧，好吧。”
吴桐听出王梅平淡的声音中有一丝不悦，更增添了心中的不安，想人家这么提携自己，而自己却如此消极对待，可以说近乎无理，给谁谁也会不高兴呵，他想对王梅表达一下自己的歉意，一时又不知道怎么说，这时他听王梅又笑起来，说：“吴桐，人民教师的头衔就这么有吸引力么？”
“不是，不是。”吴桐连连说。又想到刚才受到的耻辱，想狗屁人民教师。自没说出口。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王梅问。
问题？吴桐的心一跳，眼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陶楚遇到的事情啊。他思忖，能不能求求王梅呢？以她的地位也算得上是神通广大，这样也许是不当的，可事到如今也顾不了许多了。他说：“王梅，我没顾上是有一桩没了的事。”
“什么没了的事。”
“一桩官司。”
“什么官司？”
见王梅接了茬，吴桐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王梅听。当然，“少犯”的家长他没说是陶楚。
“吴桐这事你非管不可吗？”听毕王梅顿了顿问。
“是的，是我的亲戚。”
“在哪个派出所？”王梅问。
“民安路派出所。”
“在哪个区。”
“长阳区。”
“行，我给问问。”王梅说。
“问谁呀？”吴桐问得挺傻。
“你说问谁呀，谁能解决问题问谁呀。”
“是的是的。”
王梅说：“你把那孩子的情况说说，我记下来，姓名、学校、年龄、家长姓名、工作单位。”
如果在一天之前，王梅之所问他还一概不知，可现在他清清楚楚，甚至包括陶楚前夫的名字。
“有了结果我会告诉你。拜拜。”王梅收电话。
吴桐松了口气。他觉得王梅能帮上这个忙。为什么开始没想到王梅呢？他想。
他觉得现在可以给陶楚打电话了。
不到中午，吴桐便接到了王梅的电话，告诉他事情解决了，她找的人给派出所打了招呼，要求这个案件从“关心下一代”的原则处理，于是派出所便把“抢劫”改为“索要”，由此批捕程序被中止，李赛可以和其他几个孩子一起回家了。至于留下的“民事”尾巴待与受伤孩子家长协商后再定。王梅口气平淡地把事情说完，吴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感谢的话都忘了说。
他赶紧给陶楚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了她。
他和陶楚是在派出所门口见面的。在电话里陶楚听他讲了事情转折立刻泣不成声，不知怎么当时他的眼也湿了，兀地很感动，却又不清楚感动之来由：王梅的帮忙？公安方面的宽大为怀？还是自己终于帮助陶楚得到了解脱？抑或是几者兼有吧。等陶楚收住哭，他对她说：告诉李海滨（陶楚前夫），让他和你一块去接李赛。陶楚顿了一下说吴桐你和我一块行吗？我？吴桐不知是问自己还是问陶楚，他觉得这样有些不合常规，李海滨毕竟是孩子的亲爸爸呀。陶楚哽咽说我害怕，真的很害怕。吴桐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聚集在这儿的还有其他孩子的家长，他们并非是陌生人，起码在学校的家长会上见过面，而此刻他们却如同路人，一齐把急切的眼光投向派出所大门。不知怎么，陶楚也和其他妻子那样偎依着吴桐，吴桐明显感到陶楚身子的颤栗，他真切地感到这件事对她的打击有多么深重。
当派出所的门被推开，“少犯”们垂头丧气地从里面走出来，家长们喊着叫着奔向前认领自己的孩子。吴桐站在原地没动，只是长长吁了一口气。
早晨离家的时候，双樱追到门口说：“下了班你去接萌萌，一块去他姥姥家。”吴桐刚要反问又幡然醒悟：今天是双樱的生日。说声：“知道。”心里却想：好玄，要是忘了又惹祸了，她会计较个没完。他有时觉得双樱就像电视剧《过把瘾》里的江珊扮演的那个妻子，刀架在丈夫脖子上让他说爱。虽然目前还没到这种程度，可有这种趋势。
下了班他急急赶到萌萌学校门口，放学好久了也没见萌萌出来，他有些急，给萌萌的同学打手机，接通后他从里面噼哩啪啦的声音猜到是网吧。他问吴萌在不在那儿，同学问叔叔要吴萌接电话吗，他说不要，叫他立刻到学校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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