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我写的中国字前前后后看了十几分钟的人，不是来自中国，至少也懂中文。”老板说：“没猜错吧？”
“不错。”老周说，“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你想必也是吧？”老板微微一笑算是回答，，我便问：“哪里人？”
“中国……一个县的。”我明白“中国”这样用，即表示云南。
“出来多久了？”
“81年底出来的，那时候刚中专毕业，还当过个把月的小学教师呢。”
“81年……”老周嘀咕了一句。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真是像他所说，老板今年最多也超不过30岁，可他看上去40有余。
老板猜到了我们的疑问，笑说道：“28岁，像38的，对吗？”
从他的笑容里我并没有看出多少轻松，倒是窥见了八年艰辛的境外生涯的一隅。后来，当他讲起自己这八年的经历时，这一隅便逐渐展开，直至沉沉地覆盖我的心。
在本节的开头和下面的这段文字，都是根据他的讲述整理的。
从小寨走的时候，张志国太仓促了，干粮、水，甚至连一件挡风雨的外衣都没有带。过境前，总算平安无事。可是一过境，他的心又悬起来：怕缅甸官方的盘查，怕遇上缅共的部队，怕掸邦独立军，怕乱七八糟的匪徒，怕自己即使没有饿死，也会被乱枪打死。饿了找野果，或者到人家地里去偷；渴了喝河水、雨水，甚至水洼里又黑又臭的死水。他还记得有一次他饿得要命，偷了人家地里的一段甘蔗充饥，没吃两口，主人便放狗出来又叫又咬，他像疯了一样飞跑，才得以活命。
那一阵他活得完全像个野人，只是疯狂地走，走得远一些，再远一些，仿佛这样就可以跟内心企盼的那份安全感近了些，又近了些。
后来，张志国不知自己染上了什么病，浑身冒冷汗，牙齿打颤，腿像灌了铅，迈不开步子。有一天，走到一片大烟地时，他再也支撑不住，扑倒在地，不省人事。
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个破旧的竹楼里了。一个克钦族的老太太对他比比划划，嘴里叽叽呱呱地讲一些他听不懂的当地话。老太太又采来不知名的植物，先放在嘴里嚼碎，再吐出来熬，再和什么搅拌在一起，最后喂张志国喝下去。当时，他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药，救命的也好，毒药也罢，任凭老太太给他灌了下去。
一连几天喝下这难以下咽的东西，他的身体虽然还很虚弱，病却好多了。老人一直给他喂药、喂饭，还打着手势安慰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老人生活也很清苦，只有几分甘蔗地，几分大烟地，孤身一人整日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着不挨饿。可是她却承担起照顾张志国的责任。躺在床上的张志国望着忙碌的老人，眼泪都涌出来了。他下决心认老人作母亲，从此守着她，报答她，直至她生命的尽头。
可是半个多月后，当张志国的身体慢慢恢复着，有一天黄昏，他坐在竹楼前，看着远方的山，落日，看着寨子里稀稀落落的几座竹楼，他的心抽搐了一下：不久前，自己曾这样坐在破庙的门口心绪不宁，发誓要走出一层一层的环；不久前，自己像野人一样穿行于少有人迹的山路，接雨水解渴，偷别人地里的甘蔗，仍没有停下脚步，为的就是这样像在破庙门前一样，在异国的另一副圈圈里看日落吗？！他不能就这样留在这里，他的生活不应该又是这样死水一般的没有一丝生气。可是老人呢？难道不报答老人的救命之恩便不辞而别？他对着太阳落下去的方向，内心痛苦地斗争着。
终于，他决定了。走是一定要走的，但是恩也要报。他准备留下来一段时间替老人承担起繁重的劳动，好在某一天离开时，良心上不至于太过不去。
一个月过去了，说不上是快是慢。张志国决定两天以后启程。可是就在他决定了行期的这天早晨，一个年轻的克钦族妇女怀抱一个小孩子愁苦地踏进竹楼。不等坐下来便抓住老人的手臂诉说起来，泪水流满面颊。这女人是老人唯一的女儿，两年前嫁给了当地反政府武装的一个小头目，一年后，她怀抱的那个女儿刚刚出世，丈夫便随马帮出门做生意，从此再无音信。半年后才有人传来消息说他被杀了。妻子无奈，只好带着待哺的女儿来投奔母亲。
自从女儿和外孙女迈进门，老人便满面愁容，这有老有小又有年轻小寡妇的一家三口可怎么生活呢？两天后，也就是张志国决定走的那天，老人便病倒了。张志国的行期也只能一拖再拖。老人把他叫到病床前，流着泪用手势和他刚刚能弄懂的几个简单语汇恳求他答应照顾好这一对孤儿寡母。张志国默默点了点头，那一刻他还能表示什么呢？面对一个救过自己的命，即将离开人世的老人的请求，面对身后可怜的一对母女，他只有承担下这一切，心里便把离开的打算撕成碎片。
老人去了。
20岁的张志国成了丈夫和父亲。白天，他像牲口一样干活，累得话都不多讲一句。在最初的那些黄昏里，他经常在竹楼前坐下来，就像在中国那间破庙前的情景，那些过境后的凄苦时刻便涌上来扯住他的心，扯得很疼很疼。可是慢慢的，孩子一个个出世，负担一天天加重，那些关于“应该如何生活”的想发，便离他越来越远了。他一心想的，是搬到镇上住家稍多一点的地方去，搭一座新的竹楼，攒下点钱给最大的两个孩子，他们该读书了……还得躲避不知从哪来的士兵或是匪徒的骚扰，保护一家人的生命……这样，这八年，过得差不多像十八年那么长。哎！
老板长叹一声，不再讲下去，伸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我和老周便都沉默着。我下意识地翻了翻那些写满了“福”、“财”的字幅，忽然想到在这样聊落的日月中，在火红火红的纸上写下这些热热闹闹的吉祥的祝福，不知道是怎样一种心境。
“现在，生意还好吗？”老周打破沉默，指了指我翻弄的那些字幅。
“也只是春节前一两个月才摆出来卖，平时，仍然要种地。”老板看着他写的字，“山上的少数民族虽然不认识，但知道是些吉祥话，偶尔也买几张。逢到每五、六天赶摆的时候，能卖得好些，其余的时间……反正每个月400多缅币，跟在中国差不多。我在中国，一个月30多块，也合400多缅币的。其实，在哪儿都是一样活着呗。”“这就是当时那个因为不愿给圈在破庙里而跑出国境的青年张志国讲的话么？
“最近到过中国么？”我问，因为听他刚才的口气，似乎并不晓得他走后中国变了。
“没有。我最近一次去中国是三四年前到中缅边境中国一方的一个小镇赶集，没久呆。”
“没看出有什么变化吗？”老周问。
“没有。”老板摇头，“会有变化么，难道？”
“变化太大了。”我跟老周抢着说，“现在城市里盖起了高楼大厦，老百姓……”
“有多高？”老板打断我们，好奇地问。
我们说比这条街口的那棵大榕树还高十倍。“真是这样？”他立时瞪起眼睛，“我没见过。这里没有，仰光肯定也没有。”这老兄自然是从来没到过仰光的。我们又告诉他，如果他没有走，如果他仍是中国的一名小学教师，他的工资决不会是三十几块。
“有多少？有六七十块吧？”老板探过来。
“有二百六七十块！”
“真是这样？！”他吃惊时只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这时候他的两个最大的孩子，一儿一女，上学回来了。一直默默地忙碌的妻子挺着至少五个月的大肚子挪过来说了几句，老板便拉我们去吃饭：“我老婆已经弄好了，山里没有好东西吃，不要客气，咱们边吃边聊吧！”显然他对中国的变化很好奇，他大概有八年没听到过什么新闻了吧？我想。
我们推辞不过，便坐在一家人当中吃饭。老板的妻子殷勤地朝我们的碗里拈放了不知多少盐巴，咸得不能入口的牛干巴，我们不便拒绝，装着吃得很香。“不想回去看看吗？”我问。因为吃得热了，我边说边脱外衣。
“听你们这么一讲，我很后悔跑出来。现在是没脸回去了，况且已经有了这么一大家子人口，我……”老板抬起头，紧紧盯住我，连要讲的话也哽在了喉咙，他们全家此刻都停下手来，鸦雀无声地盯着我，满脸惊惧。
我摸了摸手枪，明白了：“别怕。我们不是哪个组织或者哪个独立军的，枪是防身用的。我们都手普通的过境人，绝不会伤害你们……”我再三解释，气氛才有所缓和。
我们停留的时间不短了，再说又发生了枪的事。为这件事，我有些内疚。这家人想必是见够了暴力，听够了枪声的，我真应该注意一些，免得让他们刚有些安全感的心重又提到嗓子眼。
我跟老周起身告辞。在竹楼门口，我端起相机给他们一家人合了影，说不久后会托人把照片寄过来。然后，我向老板要一张他写的字幅作纪念，他欣然同意。
跟老板握手的时候，我掏出一张50元面值的人民币递给他。
“这是什么？”他好奇地接过来，“怎么，50块一张的人民币？”他接过去仔细端详，感慨地摇摇头。
“人民币还有一百块一张的呢。”我告诉他，“不过我没有随身带着……”
“50块，合五六百缅币，比我一个月的收入还多！我可不能要你这么多钱。”他像怕钱烫手似的给回我。“50块，现在在中国不算多大数额，你不必觉得怎么样，手下吧，你不是没见过这种面额的钞票么，留下作个纪念也好嘛。”我说。
一再相劝，他收下了钱。
一直到竹楼前一家人的脸看不清了，我们才放下挥动的手臂，朝镇外走去。
夕阳西下，把这条街，把街旁的竹楼、招牌都镀上了一层桔红色的光。街边的摊位，已纷纷收回竹楼去了。偶尔有几个玩耍的孩子跑过，一切依然都像是凝固住未曾改变似的。镇外的远处，是山和山围住的这一片天空，此外再无别的能看到。
我于是想到那位从中国出来的老板。八年前，他不顾一切地越过国境，为的是走出被群山围住的小寨和那间破庙，如今却在过境县另一侧一个几乎一样的环境中种地卖字，维持生计，是超然，还是辛酸？
我展开从老板那里要来的字幅，火红的纸上，是四个刺痛人眼的大字：前程似锦。不知我的那位中国同胞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有没有再看过日落。如果再次面对落下去的夕阳，那一刻，他又将是怎样的心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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