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佩芬好容易把自己包干的五棵柑橘树锄净了草，挖好了坑，下一步是挑粪施肥。这个活可把她难倒了。女犯们纷纷挑起了粪桶，她却坐在树下歇凉，连扁担也不想去摸。抡了半天锄头，她也确实累得不行。
洪月娥走了过来，直着脖子朝她喊：“梁佩芬，你还坐着干啥？快快去挑粪！”
梁佩芬坐着不动：“我、我、我挑不动！你看看我这手！”
她把双手伸出来，掌上至少打起了七、八门“炮”。不知是伤痛还是心痛，或者二者兼有，梁佩芬鼻翼一扇一扇的，快掉泪了。
我想如果这时有章彬彬在场，一定会说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软话。洪月娥却瞧也不往梁佩芬手上瞧，恶声恶气说：“这算个啥？
哪个刚入监的女犯干农活都是这样。”
“可我、我实在干不动了！让我歇一歇再干好吗？”梁佩芬在洪月娥面前不敢对抗，她的话里只有哀求的份儿。
“干不动？你早知道受不了这份苦，你还有本事去贪污受贿？”洪月娥睃了梁佩芬一眼，话里充满了讥讽。
梁佩芬翻起白眼，也把洪月娥瞟了一下，又低头坐着，就是不肯动弹。
“好呀！你敢违抗命令？”洪月娥一下子来了火，倏地抡起电警棍往梁佩芬肩上一“电”，啪啦啦炸开一串电火花。梁佩芬身上一麻，惊叫一声，摔倒在地，大声抗议：“你、你迫害犯人！
你知法犯法！”
“站起来，站起来！‘５８条’上怎么讲的？干部跟你说话，你必须立正站好！”洪月娥的电警棍在梁佩芬鼻子尖下挥舞着，像节日的烟花爆炸出一串串蓝色的火花，还带着噼里啪啦的脆响。梁佩芬吓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正在浇粪的其他女犯，都停下手中的活儿，站在自己负责的那片橘子树下看热闹。吕金妹和关飞鸾不知何时，已经捡到几个“漏网”的熟透的橘子，一边有滋有味地吃着，一边幸灾乐祸地轻声窃笑。我发现那些底层罪犯对因职务犯罪的贪官污吏们，往往流露出明显的敌意。
“立正！站好！”洪月娥对梁佩芬歪歪扭扭的姿势很不满意，喝道：“你县长、市长都当过，站也没个站相！”
梁佩芬一副极其委屈的样子，可还是立正站好了。洪月娥这才放缓了语气说：“梁佩芬，你听着，现在让我来给你上一课：
你是个犯罪分子，是来蹲监狱劳动改造的。这种劳改带强制性，对于不肯干活的罪犯，我有权强制你，听清楚没有！”
梁佩芬战战兢兢地点头。
这时我想起我正在饶有兴趣阅读的一本书—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其中有许多关于监狱细致的描述和精辟的论说。他说：“监狱很像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兵营、一所严格的学校、一个阴暗的工厂。”
监狱的管理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而这种强制性的纪律，能“造就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的肉体。”从而渐渐实现惩罚与改造的双重目的。那一霎间，我发现人在许多时候跟牲口也大体相似。再凶再犟的牛牯，在皮鞭的淫威之下，哪有不低头顺眼垂下一对牛犄角的？
洪月娥挥一挥电警棍，像驱赶一匹牲口：“快，挑粪去！今天你必须浇完这五棵橘子树！一棵树浇五担粪，一担也不能少！
听清没有？”
“报告大队长，听清了。”梁佩芬像蚊子那样哼了一声，拾起扁担，挑起粪桶，向池塘边的一间茅厕走去。
站在远处看热闹的女犯们笑得更厉害了。梁佩芬也确实可笑！她挑粪桶的姿势，像古装戏里“黛玉葬花”的林黛玉挑花篮，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扭扭捏捏。我就想，像梁佩芬这样的女市长，可能已经好久好久不干重活粗活了。她们在家里有保姆侍候，在机关有秘书、司机使唤，出门以车代步，下乡前呼后拥。
有时也戴顶草帽在田间走走，有时也戴顶安全帽到工地转悠，那都是为了电视记者拍摄新闻的需要。唉，现在可真难为她了！
恻隐之心又在我心头作怪。我快步追上梁佩芬，跟她一起到茅厕舀粪。梁佩芬没有看出我的好意，只冷漠地瞟了我一眼。这家伙真是不识好歹，在洪月娥面前是只羊，在章彬彬和我面前就变成一只狼。有时我就想，还是电警棍管用，对付罪犯也许不该是观音菩萨而必须是凶神恶煞。
我看见梁佩芬一走到粪窖前就皱起眉头，接着掏出手绢把嘴巴鼻子捂得紧紧的。已经被前头女犯搅动过的粪窖，散发着其臭无比的浊气，我也阵阵作呕，很想赶快逃走。但我还是站住了。
干部虽然不要干活，可也不能一见到脏活重活就逃得远远的，因为这样会造成不良影响。
我尽量屏住呼吸对梁佩芬说：“你发愣干啥？快快舀粪呀！”
梁佩芬拿起粪勺子去舀粪。她真是手无缚鸡之力，一次只能舀小半勺。我想过去帮她，这时一名年轻女犯挑着粪桶走过来接过她手中的粪勺，说：“让我来吧！”
毕竟是老犯人，一勺一勺都舀得满满的。只打了小半桶，她就拄着粪勺子对梁佩芬说：“行了，行了，你刚来，挑不动的。”
梁佩芬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把那一担盛不到半桶的大粪挑起来。我估摸那一担大粪最多不上三十斤，不能算重，可怕的是刺鼻的臭气，和那些肥嘟嘟的乳白色的粪蛆，像要挣脱苦海似的，都争先恐后沿着桶壁往上爬着拱着，肯定把养尊处优惯了的梁佩芬吓坏了，她龇牙咧嘴的五官都挪了位。她不敢看担子两头的粪桶，搁在肩上的扁担不在中心点上，一桶高一桶低，一肩高一肩低，整个身子失去平衡，像个女足球员带球前进似的，总是侧着身子走，一会儿往左冲，一会儿往右刺，她忽然打了个趔趄，一家伙栽倒在地，两个粪桶抛出老远，身上、脸上和头发上，都沾上不少粪便尿水。过了半分钟或是更长的时间，躺在地上的梁佩芬才爆发出一声凄惨的嚎啕，接着便如丧考妣地大哭起来。刹那间，果园里的女犯们全惊呆了，都停下手中的活，纷纷向栽了筋斗的梁佩芬奔来。
我和几名女犯连忙七手八脚把梁佩芬扶起。洪月娥看她如此狼狈，一迭连声骂道：“窝囊废！窝囊废！”梁佩芬就耍起泼来，一屁股又坐在草地上，愣哭愣哭，不肯起来。
“怎么的？你还有理！你想死在粪缸里，也只是死了条蛆，谁来同情你？”洪月娥站在一边指手画脚地骂。
我实在看不下去，把梁佩芬拽起来。我对洪月娥说：“洪队，我送梁佩芬回号房洗澡换衣服吧！”
洪月娥挥了挥手：“走吧，走吧，一匹害群之马，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梁佩芬一路走，一路哭。我想，你哭吧，哭吧！你伸手接受贿赂和掏国库的时候，就该想到有这么狼狈的一天呀！但是，我没把这话说出来，人家已经倒霉伤心透了，我不愿往人家伤口上撒盐。
我把梁佩芬领到监室的洗澡间。洗澡间里有几十个莲蓬头，但每个号房只能摊到两个。要在收工之后，女犯们得排队限时冲澡。但此时是上工时间，梁佩芬可以尽情地洗个痛快。我想，这个澡，也许是梁佩芬有生以来洗得时间最长又最为认真的一次吧。因为怕她想不开出意外，我站在卫生间外面整整守候了一个多小时。我听见她边洗边哭，有时是水声压住轻轻的抽泣，有时是大声的嚎啕盖住哗哗的水声。开头是阵阵粪臭飘出来，接着粪臭为各种奇香所代替。我站得远远的老闻到芳香扑鼻。也不知梁佩芬用了多少香波、多少浴露和耗尽多少香肥皂。她一遍又一遍地洗，一遍又一遍地刷。我想，这时如果给她一把木匠的刨刀，她会忍痛在全身上上下下狠狠地刨下一层皮；如果给她一个酒精缸，她准会跳进去泡上几天几夜，来一次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大消毒。
梁佩芬洗澡的时候，章彬彬刚好打走廊上走过，我就和她说了说梁佩芬挑粪摔跤的情况。章彬彬脸色阴阴的，很是生气，嘀嘀咕咕自言自语：“嘿，这个洪月娥，这个洪月娥”
我问道：“洪队对罪犯怎么这样凶狠？”
章彬彬说：“她有点变态。”
我吃了一惊：“变态？洪队变态？”
章彬彬支吾说：“她啊，她是个守寡守了二十年的老寡妇。”
“哦！”像所有女人对女人的隐私无不怀有好奇心一样，我对于洪月娥的“老寡妇”问题也不能不感到万分惊奇，就追问这到底怎么回事？
“噢！没什么，没什么，我是随便说说的。”章彬彬显然觉得有些事是不能在一个新同志面前随便说的，她一时说走了嘴，已经有些后悔，就匆匆走开了。
吃晚饭的时候，章彬彬亲自把饭菜端到梁佩芬床前。梁佩芬断然拒绝进食，把一封很长的信交给章彬彬，要她代寄出去。章彬彬把信递给我：“任思嘉，你念一念。”
我接过信念道：“敬爱的欧阳叔叔！我来到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已经一个多月，我觉得目前的现实，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我当县长和副市长十来年了，抓了多少工程，上了多少项目，做了多少好事，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可是，我犯了一点错误，就把我打下十八层地狱，这公平吗？欧阳叔叔，请您快来救救我！”
“欧阳”是Ａ省的省委副书记，也是梁老早年在部队当英雄团团长时的老战友、老部下。显然，梁佩芬拉起虎皮作大旗，想向上头告状。
章彬彬把手一挥说：“别念了！别念了！这信不能寄出去。”
梁佩芬问：“我连通信的自由都没有？”
“在押罪犯可以通信，但是，必须经过干部检查。”章彬彬说，“你看看，你对自己的罪行，没有一点认识，还把女监说得这样可怕。这样的信不能寄，寄出去对你不好，你会罪上加罪！”
梁佩芬歇斯底里叫起来：“我要上告！我要抗议！”
章彬彬也生气了，走出号房的时候扔下几句重话：“梁佩芬，我们等着你上告，但我要告诉你：不肯服罪的罪犯，是要受到处罚甚至重判加刑的。”
据我这些天的观察，章彬彬对梁佩芬的态度是愈来愈捉摸不定了。她在梁佩芬面前总是一副严厉的冷面，而背地里，只要能护着她，就尽量护着她。这个曾经是章彬彬少年好友的女犯，真叫她难为死了！
任思嘉——
我当了一个多月中队长，发现我的顶头上级大队长洪月娥和副大队长章彬彬，不仅脾性不同，工作上也常常磕磕绊绊。但是，如果以为她们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那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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