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市长，你给我们作报告那会儿多威风？瞧，把手这么一叉，站在讲台上，对着麦克风喊：姐妹们，好好儿改造，整个社会都会关心你们的嘿！现今，也得让整个社会来关心关心你了！”
后来我才知道，学我讲话的那个女犯叫关飞鸾，非常年轻，那个腔调，那个作派，把我作报告的样子学得维妙维肖，逗得女犯们轰然大笑。我把头埋在胸前，恨不能钻到地下去。
吕金妹说：“喂，喂，同改们，你们再不要左一个市长，右一个市长的叫好不好！进了号子，大家站着一般高，坐下一般齐，都是罪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同改’的关系，都得叫名字。喂，你，尊姓大名？”
我知道她在问我，可我不答话。吕金妹就凑到我胸前看我的号标。随即叫道：“号标上写着呢，她叫梁佩芬，对，梁佩芬！”
吕金妹又问我犯了什么事，要关多少年。我咬紧牙关，一字不吐。都是些啥玩艺儿呀，说不定盗窃、卖淫、贩毒、杀人的，什么货色都有，我和你们不是一个粪缸里的蛆！
吕金妹就撒起野来，在我肩膀上操了一下：“梁佩芬，摆什么臭架子呀，看你胸前的号标，又是红牌，又是‘严管’，少说是十年出头的，说不定比我们的罪还重！你还摆啥臭架子？”
关飞鸾也在一旁起哄：“如今当官的犯罪，八成是贪污受贿，嘻嘻！你榨了百姓多少油，喝了人民多少血？”
这时到了开饭时间，要不，她们这样一直闹下去，我不被气得背过气去，她们决不会罢休。
女犯们在走廊上排成长队，一个挨一个地打回饭菜，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狼吞虎咽。我气都气饱了，不想吃饭，独自坐在床上发愣。走廊上有人叫我：“梁佩芬，梁佩芬！来打饭啦！”
我没吱声，也不动弹。
一会儿，就有个身材瘦弱脸庞白皙的女犯，给我打来了饭菜，轻声说：“吃吧，梁佩芬，日子长着呢，不吃饭可是熬不下去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犯叫谢芳，原来还是一名经济学硕士，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因为犯了侵占罪，判了七年徒刑。她大概表现特好，不断减刑，号服上的号标是白的颜色，那是“宽管”的标志。我慢慢地就看出她肯定是改造积极分子之类的人物，管教一天要叫几十次“谢芳，谢芳”，支使她干这干那的。
她也真是个热心人，一得空儿就帮助同改们学文化，也很乐意为我做些小事。
谢芳看我还不动弹，又催我说：“多少吃一点吧，要不然你晚上会肚子饿的。”
我看谢芳说得这么恳切，就端起饭碗。饭，倒是极好的白米饭，也许是当地山区刚收割的新晚稻，香喷喷的，盛满一海碗还小山似的冒尖儿；菜却不堪入目，尽是些黄不叽叽清汤寡水的白菜帮子。更要命的，是放在房门口的那两只盛饭装菜的铅皮桶儿，这里一溜黄，那儿一道黑，已经脏得看不清本来的颜色，我看过第一眼就把它们和喂猪的泔水桶联在一起了，还有啥胃口进餐！勉强扒了两口饭，我便放下筷子。这种牢饭别说吃，叫我多瞅上几眼，也足够我饱十天半个月啊。
我把剩下的饭菜往桌上一撂，吕金妹和关飞鸾几个很快把它瓜分个精光，还臭骂我一顿。
第二天清晨，谢芳又给我打来一大碗稀饭，一碟腌得黑乎乎的萝卜干。我虽然有些饿了，可瞧一眼那样的饭菜，胃酸直冒，仍没有动筷子。不要说当上常务副市长了，从十多年前当副县长、县长开始，我一年到头就难得在家吃上一餐饭，都在会议上宴会上过日子，按流行的说法，叫做“吃阿公的”，弄得我常常服用减肥茶和降脂片。现在，三餐都是罪犯的伙食，我能开口下咽么？
好在入监时，杨罗亭给我买了许多蛋糕、饼干、巧克力、火腿肠，中队长检查时又手下留情，我就把这些零食藏在我的衣箱里。罪犯家里带来的衣箱一律不准使用了，女监统一制作的规范化的衣箱，每个女犯都有一个，挨着墙根码得整整齐齐。我的衣箱里藏着许多零食杂碎，吕金妹和关飞鸾把它叫做“百宝箱”。
半夜饿了，我就偷偷打开“百宝箱”吃点零食。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所谓环境改造人，首先是从改造人的嘴巴开始的。这话真是对极了！以往在家里，什么饼干、蛋糕、火腿肠，我连瞅也不愿瞅的；现今我深更半夜偷偷从“百宝箱”掏出来，一打开包装纸，就闻到一股奇妙无比的香味。虽然已经饥肠辘辘，但绝不能狼吞虎咽。我一小口一小口咀嚼饼干、牛肉干，然后抿一口茶水，把食物送进空落落的胃肠，平息了肠胃的蠕动，就像老吸毒者过足了烟瘾那么通体舒泰。过去我们这些当官的，在烦不胜烦的筵会上，什么龙虾、鲍鱼、海参、燕窝，常常是放在舌尖舔一舔，放在嘴里嚼一嚼，就吐了，扔了，压根儿就不觉得那是一种暴殄天物的罪孽。而现在，我对每一粒饼干屑儿也珍惜如命！因为每一件食品，都是杨罗亭探监时送来，而且要通过管教们睁一眼闭一眼的通融，才能到了我的手上，我能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那样悭吝和节俭吗？每晚吃过“宵夜”，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把垫在被单上的报纸抖了抖，什么饼干屑儿、牛肉干渣渣、芝麻花生碎粒儿，全都拢到一块儿来，然后，我用食指蘸着口水，一点一点沾上来，送进嘴里，非消灭个干净彻底决不罢休。这样磨磨蹭蹭，一般来说，每夜吃一顿“宵夜”得花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
我人监快一个月了，一直用这种秘密的手段来解决我的肚子问题。可是，我的地下“粮仓”终于被吕金妹、关飞鸾发现，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章彬彬—
接收我的老战友、前西源市常务副市长梁佩芬入监的一切手续总算办完了。我咬了咬牙，离开９号号房。我真担心，要是在那里再多待一分钟，我也许会失去控制而跟梁佩芬抱头痛哭起来。
我当了二十年监狱警察，对付过多少囚犯？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早年的好友，会成为我管教下的一名罪犯！当赵监狱长向我宣布这个命令时，我曾经请求过回避。但赵监狱长反问道：回避，怎么回避？全省就清水潭一座女监；全女监又只有你们大队是关押经济犯的。根据对罪犯实行分押分管的原则，梁佩芬不放在你们大队，能放在哪个大队？我申辩道，监狱长，你不是不知道，老厅长是我的老上级，梁佩芬是我的兵团老战友监狱长说，那又怎么样？要是老厅长还活着，他一定也会同意把梁佩芬放在你们大队的。他了解你的为人，只有把女儿交给你，他老人家才放心。
这是命运的安排吧，我不能对抗命运，更不能违抗命令。
回到家里，我心乱如麻，连晚饭也不想吃。小黛就说：“妈，你是不是病了？我给你下一绺阳春面。”
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小黛才九岁呢，就知道疼妈了。一股暖流从我心头流过，泪水差点儿掉下来。我就交待小黛快快吃饭做作业，我只是有点累，在房里静一静，躺一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可是，我的心哪里静得下来？我躺在床上，一会儿想起梁佩芬，一会儿想起梁伯。二十多年前在兵团文宣队那些愉快的日子，像潮水一样不断涌来：我和佩芬，在树林里一起看书，在小河边一起背台词，在广场上一起演出，在田野里一起采草莓。星期天，一起回到梁师长家里，像梁伯的两个亲闺女，绕膝而坐，一边吃着糖果一边听梁伯讲故事。每一件事，都是向我滚滚涌来的美丽的浪花。
接着，我又想起与梁伯的最后一别。那是在梁伯的追悼会上。
梁伯劳累一生，古稀之年患上心脏病。得知女儿被检察院收审的时候，突然大面积心肌梗死，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猝然与世长辞。
梁伯的追悼会开得异常的庄严肃穆。老人家安详地躺在一副红漆棺木中，身上穿着他视为荣誉象征的草绿色的细呢军官服，瘦瘦的脸显然精心化妆过，竟有些红润。梁伯母原是与梁伯同时被女儿收审的消息击倒的，因为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老命，那会儿泪眼婆娑地坐在一张轮椅上。每一个悼念者向梁伯致礼告别时，那最后的目光都写满了含义殊深的悲哀；与伯母握手吊唁时，说不出一句话。这种冰冷似铁的沉默，并非出于谨遵追悼会的规矩，而是说上千言万语，也不能抚慰屈死者的灵魂和未亡人的心灵。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看今日有许多职业革命家眼看着自己的儿女背叛自己革命的初衷，旷古未有的悲哀再大也大不过被不肖的子孙活活气死！
参加追悼会的时候，我曾久久地凝视披着黑纱镶在黑框里的梁伯的遗像。现在，那帧庄重的深怀莫大悲哀的遗像，不住在我眼前晃动起来。忽然，我觉得梁伯慈祥而苦涩地笑了一下，迈着艰难的步子从镜框中缓缓走出来。在黑夜一样沉重的哀乐声中，梁伯拨开站满了灵堂的黑鸦鸦的悼念者，一步一步迳直走到我跟前。梁伯说，彬彬，我把佩芬托付给你了！我没能把她教育成一个正直的人，到了阴间见到马克思、毛主席也无地自容啊！
我就紧紧拉着梁伯的手，痛哭失声：梁伯，梁伯！您把佩芬领回去吧！我怎么管得了她？
梁伯说：彬彬，你怕什么呀！我一不要你徇私枉法，二不要你特殊照顾。只要求你照章办事，从严要求，做得到这两点，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跌倒的小芬重新扶起来。
我说：不行，不行！梁伯，我可完不成这个任务正和梁伯争吵不下，低回凄惋的哀乐以更高的分贝在灵堂上激荡起来，有几个牛头马面一样的大汉，蜂拥而上，有的卡梁伯的脖子，有的拽梁伯的胳膊，说是来催梁伯上路。我蓦然惊醒，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场噩梦。
我在黑夜中坐了很久很久，百思不解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莫不是梁伯在天之灵真的给我如此重托吗？可能，很可能，Ａ省人都知道梁建成是个执法如山的清官，他如果活着，除了给我这样的嘱托，绝不会容忍任何人为他女儿开方便之门。
“照章办事，从严要求。”这就是梁伯给我的尚方宝剑吧。看来我只能铁了心儿咬紧牙关来面对梁佩芬了。
第二天，麻烦的事情就来了。
新犯人监后，有十天人监教育。与梁佩芬同时入监的女犯共有十五名，组成一个小分队，狱政科指定我担任指导员。集训的主要项目是：学习有关法律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以及队列操练等等。清晨为操练时间，起床铃响过十五分钟后，每个学员必须赶到大操场集合。但是，第一次出操，铃声响过十五分钟，十四名新犯都跑步到齐，惟独梁佩芬姗姗来迟。她老人家不慌不忙，保持着直直的腰身，晃动着幅度不大不小的胳膊，仍像她过去当市长那种派头，扭达扭达地悠悠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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