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好火，大声吼道：“梁佩芬，你是怎么搞的，逛公园啊！慢慢吞吞的。”
梁佩芬说：“没办法，穿衣服，叠被子，洗脸，刷牙，上厕所，就得这么多时间。”
我说：“人家都来得及，就你来不及？快，入队！”
我下令要梁佩芬站在排头，一是她个子高，二是她在兵团当过兵，队列操练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有她带个头，这些乌合之众也好调教一点。可是非常奇怪，她听口令的能力比那些来自农村的文盲女犯更差劲，我叫向左转，她偏偏向右转，我叫立正她偏稍息。我火了，叫梁佩芬单独出列，要她拔慢步，以示惩罚。
“一、二、一！一、二、一！”我威严的口令声在操场上空响起来。
梁佩芬开步走。迈左腿时同时甩左手，迈右腿时同时甩右手，走得像木偶一样滑稽。其他女犯忍俊不禁，想笑又不敢笑。
我无奈地摇头说：“梁佩芬啊梁佩芬，你是怎么搞的，连正步走都不会！”
“我笨，我就是不会。”梁佩芬说话时不看我，而是翻起眼睛朝天上看。
“亏你还在生产兵团当过兵，不会队列操练？”
“有这事吗？大队长，你知道我在生产兵团当过兵？我自己可是一点也记不得了。”梁佩芬说完，又翻起眼睛朝天看。她这是有意向我挑战，暗示我说：你既然忘记咱们儿时的情谊，我自然也记不得你了。显然，她对自己的罪行毫无认识，满肚子委屈。可我能拿她怎么办？她是梁佩芬，是梁伯的女儿，是我年轻时的兵团战友呀！
学习《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时候，梁佩芬也跟我捣蛋。女监规定，这“５８条”行为准则，在集训期间都必须条条牢记，条条照办。可是梁佩芬压根不理这一套。多数新犯都会全文背诵了，梁佩芬却一条也记不住。她跟干部说话从来不立正站好，也不喊“报告”。更可恶的，你跟她说话，她连瞅也不想瞅你，眼睛不是看天花板，就是瞧窗外。我知道，由于我的“照章办事”，她在心里恨死了我。
到了集训快结束的前两天，事情才有了一点转机。这天后勤科要女犯去些人帮忙清理伙房的猪圈，洪月娥是历来主张要给新犯一个“下马威”的，正好，清理猪圈是桩又脏又累的重活，便派给新犯集训队。
我有点事儿在大队部忙乎着，任思嘉带着十五名新犯先走了。等我向伙房旁的猪圈走去时，看见十多名女犯已经脱了鞋袜，把裤腿挽得高高的，下到臭烘烘脏兮兮的猪圈里，有的在耙猪粪，有的在装粪筐，有的已经挑起猪粪往外走，只有梁佩芬远远地站着，看也不朝猪圈那边看。任思嘉大声和她争吵着，要她快快去干活。
我一边向猪圈走去，一边想，糟了糟了，如果罪犯干活时不服从干部命令，那可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可是，这样的脏活累活，梁佩芬又哪里干得了？
我走到她们跟前，忽然计上心来，就把梁佩芬撇在一边，只对任思嘉说：“小任，新犯集训队快结束了，要出一期墙报，明天总部领导要下来检查的，你快派个人去抄墙报。”任思嘉问我派谁去。我说：“就让梁佩芬去干吧，我看她的字还写得不错的。”
任思嘉是个精灵鬼，她不会不知道这么一期墙报，放在下午来出，只要多派上一两个人，是绝对来得及的。但她不露声色地给了我面子，转身吩咐梁佩芬：“梁佩芬，那你就按大队长的吩咐，快快去号房抄墙报吧。听着，这个任务今天一定要完成！”
“好吧，我去！”
梁佩芬像得赦一样赶快走了。我觉得，她似乎感激地瞟了我一眼。
这是梁佩芬入监后第一次友善地看我。因为在她非下猪圈不可的时候，我扔给她一根救命的稻草。
下午，我去９号号房看看梁佩芬的墙报抄得怎么样。嘿，那几年大学她到底没有白念，一手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文章的标题都是漂亮的美术字，空白处还配上尾花和插图。毫无疑问，这是女监有史以来最漂亮的一期墙报。
我走进号房时脚步轻轻的，正在聚精会神画插图的梁佩芬并没有发现我。我情不自禁地夸了一句：“梁佩芬，你还真有一手呀！”
梁佩芬定定地把我瞅了好一会儿，像失散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哇地一声哭起来：“彬彬姐，我、我、我不想活了！”
我心里也酸酸的，拍着她的肩膀说：“别说傻话了！多少刑期比你长的人，都熬过来了！”
梁佩芬哭求道：“彬彬姐，你帮我弄一瓶安眠药来吧，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这时走廊上响起脚步声，我想是女犯们下工回号房来了，一个女犯和一个管教员紧紧抱在一起，这算个啥事呀？我赶紧推开梁佩芬，匆匆走出号房。
这天夜里我彻夜难眠。梁佩芬呀梁佩芬，你真是叫我作难死了！我要“照章办事”，从严要求你吧，你可把我恨死了；我要对你徇私袒护吧，我还算个人民警察吗？
任思嘉—
一般来说，经过十天集训，不管怎样张狂的女犯，基本上都能树立起“罪犯”意识，也就是说，她应该完全忘记自己原来的身份，牢牢记住自己现在是一名正在服刑的罪犯，一举一动都要遵守“５８条”，除了老老实实改造，不应有别的想法。可是，已经当过十多年县长、市长的梁佩芬，却很难完成这种反差极大的角色转换。
我很快发现梁佩芬那拉过双眼皮的眼睛里，有一种冷漠，一种傲气。人家大市长都当过，能把女监的大队长、中队长放在眼里？还不如过去她手下的一个小科长呢！洪月娥多次提醒我：小任呀，梁佩芬是一匹最不肯上嚼子的母马，你要是不狠狠地整一整她，她就天天跟你昂脖子尥蹶子！
我一来心软，二来碍于章彬彬的情面，对梁佩芬总是狠不起来，更不知道要怎样整治她。
大队长洪月娥看见我迟迟没有动作，她早就手痒痒的想给梁佩芬一点厉害。《水浒传》里牢头狱卒对不肯“孝敬”点酒钱的囚犯，动不动就打三百“杀威棒”。我们大队长不会向罪犯伸手要酒钱，可也有她的“杀威棒”，那就是叫罪犯下果园挑大粪。
这天，她要我们三中队挑十名女犯下果园，特意指明不能少了梁佩芬。
我把这事悄悄告诉章彬彬。章彬彬立时眉毛打结，说梁佩芬刚来，怕干不了这份重活吧？我说，那我就去和大队长说说，换个人。章彬彬想了想又说，算了，既然大队长定了，让梁佩芬吃点苦头，杀一杀她的傲气也好，要不，她老放不下市长架子。
我发现，章彬彬对她年轻时的老战友，像把个小雏儿抓在手上，攥紧些吧，怕掐死了；放松些吧，又怕飞走了。
这天一早，大队长和我带着吕金妹、关飞鸾、梁佩芬等十名女犯出了“半月楼”，从大操场那儿往南一拐，就到了果园。这里有一大片柑橘林，是十多年前干警们带领女犯栽种的，目下到了结果的盛年，一年能产几十万斤果子，大大改善了女犯们的生活。仲秋过后，柑橘压满枝头，女犯们忙乎了一周，才采摘完毕。现在，该给果树除草下肥了，每个大队包干好几百株的活儿。
刚收获过的橘园还飘散着柑橘的芳香，林子里的空气清新得有些甜蜜。我觉得天地一下子宽阔起来，鸟啼虫嘶，花红草绿，心情比老呆在监室里豁朗舒畅多了。再朝围墙外面望去，果园南面是水波荡漾的清水潭，这会儿，为林木掩映着的水汊一角，有几十只羽毛雪白的丹顶鹤在浅滩上寻食，长喙儿一啄一啄的，细脖子一抻一缩的，有趣极了，一下子让女犯们看呆了。
丹顶鹤主要产于我国东北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大雁、鸳鸯一样，秋风起时，成群结队地从遥远的北方迁往南方越冬。但是，它们不像禾雀、麦鸡、水雉和斑鸠们那样随遇而安，到处为家，它们的栖息地一定是有山有水幽深僻静的去处。一群从遥远北方播土重迁的丹顶鹤，竟像我们的老厅长梁建成那样独具慧眼，看上了这群山环抱、风景独好的清水潭。老警官们说，白露一过，正当“白露白茫茫，夜夜秋风凉”的时节，丹顶鹤们就成群结队飞到清水潭安家落户。平常，女犯们囚禁于“半月楼”监室，从铁窗眺望湖面上的鹤群，只是些模模糊糊的白点。现在，女犯们来到湖畔，把鹤们看得真真切切。丹顶鹤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大的水禽，比家养的鹅还要大得多。除尾部有一束灰褐色的羽毛，全身穿洁白的长袍，头戴一顶朱红色桂冠，那模样比鹅更颟顸可爱，那神态比鹅更优雅高贵。
“咦，走呀！你们，是掉了魂儿怎么的？”洪月娥在前头大声吼了一嗓子。
丹顶鹤们受了惊吓，举目四顾，愣了一两秒钟，扑喇喇飞起，天空立时飘过一片壮观的白云。
我发现女犯们脸上都有些许遗憾，但洪月娥在前头紧催，她们只好恋恋不舍地往前走。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来自农村的女犯，大多宁愿进果园下大田干农活，却不愿整天关在工场里干工艺活，大自然对女犯们多有诱惑力啊。女犯们轻甩膀子轻迈脚步在松软的草地上走着，放眼这儿瞧瞧，那儿瞅瞅，一个个脸色少有的生动而开朗。走在稍后的关飞鸾，一路蹦蹦跳跳的，忍不住弯腰掐了一枝嫣红的金樱子花，插在耳后的发夹子上，她那青春洋溢的脸蛋儿也像花儿一样明媚好看起来。但是，当走在前头的洪月娥回头一瞥时，她又连忙装作撩一撩头发的样子，把这枝可爱的小花扔到路边的水渠里。那朵小花就极其委屈地在水流中打了个旋转，眨眼间无影无踪。
当晚我在日记上写下这么一句话：“什么叫做囚犯？那些连爱一朵小花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的人，就叫做囚犯。”
吕金妹和关飞鸾等女犯，在铁窗内已磨炼过好些日子，给柑橘除草培土，简直算不了重活。可梁佩芬没有抡几锄头，白嫩的手掌就起了血泡。她想歇又不敢歇，老拿眼睛瞟洪月娥。我看出来了，就仗着她是章彬彬的老战友，才敢跟章彬彬顶牛，把一肚子怨气毫无顾忌地发泄出来。一碰上洪月娥，她和别的女犯一样，都变得像驯顺的羊羔。洪月娥手上总是拎着一根黑色的电警棍，就像牧羊人手上不离马鞭，一股肃杀之气随着一串电火花在罪犯头上身上爆炸，有谁吃了虎胆才不害怕？我到任后几天，政治处也给我发下一根电警棍，一把六四小手枪。手枪平日都锁在大队部的保险箱里，电警棍挂在各人办公室的墙壁上。我发现，章彬彬、林红、王莹和董雪她们一般都不随身携带电警棍，洪月娥几乎是惟一的例外，电警棍成了她四肢之外的第三只手，走到哪带到哪，给她增添了特别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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