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文质彬彬的章彬彬说出这一番话，是如此掷地有声，入情人理，把吕金妹全家人，不，应该说是把吕家坳全村人（因为这个村子不大，一听说女监来了两名警察，全村老老少少都拥来看热闹）都震慑住了。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舆论强制人们只认一个死理—人一犯了罪，特别是进了监狱，那就是人民的敌人，亲人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惟恐避之不及。现在由一个罪犯的克星—人民警察，亲口说出这番话，罪犯的家属不能不打心眼里信服。
这个门里门外、厅上厅下都挤满了男女老少的场面，静默了好一会儿，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从人群中挤出来，怯生生地说：“请问同志，除了吕金妹的亲属，别人能不能去看望她？”
小伙子留着小平头，穿一件短袖衫，在许多灰头土脑的山民中，算是长得相当英俊的一个，我就猜想他很可能是吕金妹的男朋友陈彪。果然，章彬彬反问他是什么人的时候，他回说他是吕金妹的老同学。
章彬彬就非常风趣而友善地笑了：“你叫陈彪，对吧？我知道你不止是吕金妹的老同学，还是她的男朋友。你们曾经有个约定，吕金妹外出打三年工，挣了钱给你盖起几间瓦房，她就回来跟你结婚。有没有这回事？”
陈彪不置可否，满脸通红。
章彬彬又说：“我们知道，吕金妹可是寄了不少钱给你的，瓦房盖好没有？”
陈彪不敢笑了，神色张皇地低下头。
满厅堂的男女老少们却轰地一声笑了，还用山里的土话叽叽喳喳议论。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但我相信他们是说这位女警察是何等厉害。
章彬彬再追问一遍，陈彪还是手足无措，头低低的站着，对章彬彬的问话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但是，人们惊讶的表情和善意的哄笑，已经证明章彬彬所说的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这时，又有一个比陈彪稍稍年长一点的年轻人从人群中挤出来，结结巴巴地对章彬彬说：“警察同志，你们可不能乱说呀！
我们家的瓦房是自己挣钱盖的，可没有花她吕金妹一分钱。”章彬彬问道：“你是陈彪家什么人呀？看把你急的！”
那人说：“我是陈彪哥哥陈虎。”
章彬彬说：“正好，我们正想找你谈谈呢。看你这人的名字就吓人，虎呀豹的，好厉害！真想虎口一张，就把人家吕金妹寄来的钱一口吞下去？是不是？”
“同志，同志，你、你、你怎么这样说话？”陈虎吓得有点结巴。
章彬彬口气和缓了些，说：“吕金妹有没有给陈彪寄钱，不是你陈虎一句话就能一笔勾销的，吕金妹心中有数，陈彪也心中有数，乡邮电所还有存根，何年何月何日寄了钱，一次寄多少，都一笔一笔有案可查么！”
陈虎结巴得更厉害了：“你们你们警、警察，也、也管得太宽了吧，除了管、管、管犯人，还还、还管、管、管得了人家盖房子？”
章彬彬的脸色陡地严肃起来，说：“陈虎同志，我们有责任跟你们宣传一点法律知识。犯人虽然判了刑，虽然蹲了监狱，但是，只要不是判极刑的，只要不是犯贪污、受贿、走私、贩毒罪的，像吕金妹这样的犯人，她的私人财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还有，犯人的婚姻和爱情，也受到法律保护。局外人如果加以干涉和破坏，造成不良后果的，可要负民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章彬彬居然在这里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让这些几乎生活在世外桃园中的山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而那个觊觎弟弟房产的陈虎，却不知何时，悄没声儿从人群中溜走了。
人们散去后，我们特意把村民小组长留下来，跟乡妇联主任严大姐一起开了个小会。章彬彬请他们一起调解陈彪兄弟的关系，还要做好村民的工作，不要歧视、唾弃服刑犯，给吕金妹更多关心和温暖，这样才有利于她的改造，将来可以重新做人。大半天忙下来，不觉日已偏西。我们赶在日落之前下山，是来不及了。更何况，吕金妹父母兄妹全家出动挽留，那哭瞎了眼的母亲和妹妹，还有陈彪，又说第二天要跟我们的车去女监探望吕金妹，盛情难却，我们也只好住下。
吕金妹哥哥是个枪法非凡的猎手。他提着鸟铳到后山转了一圈，只听几声枪响，一会儿，就拎着两只斑鸠和一只野兔回来。
于是这天晚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全真的山珍野味。
夜里，严大姐跟村民小组长女儿搭铺去了，吕金妹的嫂子把新娘房让给了我们。她显然把城里干部的洁癖估计得过于严重，和小姑一起撸走了床上所有的卧具，换上一套从未用过的新被新褥新枕巾，弄得我在全新的棉布的清香中，久久不能入睡。躺在另一头的章彬彬也不停地翻身响动。
“章姐，你是不是痛风病又犯了？”
“是啊，我这腿真不争气，稍稍劳累一点，就跟我过不去。”
“我帮你揉一揉，怎么样？”
“不，腿上的毛病倒不碍事，在热被窝里焐一会儿就会好的。”章彬彬轻声说，“我是想我的小黛唉，小黛这会儿也不知道睡下没有？她睡觉不老实，老是把胳膊撂在外头”
“放心吧，章姐！小黛的干妈会给她盖好被子的。”
“是吗？”章彬彬的话音愈来愈微弱了。一会儿，我听到她轻轻的鼻息声。
吕金妹——
怪了，这些天同改们都用怪怪的目光瞅我，干部们也用怪怪的目光瞅我。她们背着我嘀嘀咕咕，我一走过去，她们啥都不说了。干部还说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病，要我去看医生，开来一大堆药片。又不是巧克力，我才不吃哩！我什么病也没有。一百多斤的粪桶我挑起就跑，一大缸子牢饭我哗啦哗啦吃个精光。我有病？有啥病呀！如果硬要说我有病，那就是心里有点病。最近我老是睡不好，头一挨枕头就做梦，老梦见我妈，我妹，更多时候梦见陈彪那个小冤家这样，我白天没精打采，恍恍惚惚，迷迷糊糊，嘿，大家就说我有病。我有啥病？你们才有病哩！
因为精神不好，我最近干活手头就慢了下来。我的劳动积分一下子拉下好多，心里就有点害怕。我怕“宽管”没份，减刑更没份，莫非真“要把牢底来坐穿”啦！今天我下了车间，一开始就暗暗使劲儿。我的活计是制鞋流水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把已经胶贴好的鞋面与胶合好的鞋底再胶压在一起，完成这道工序，这双球鞋、运动鞋就算制成了。但是，我的活计要比单纯胶贴鞋面和胶贴鞋底难得多。那两项活，是平面的黏胶，比较简单；我的胶贴又有曲线又有弧线，又有平面又有立体，技术比较复杂。过去，我干这活老是心不在焉，常出次品，也不知被大队长剋了多少次，更不知被她扣了多少分。自从那天关了禁闭，不，应该说是自从那天章副大队长给我一瓶清凉油，又苦口婆心跟我谈了一次话，我心里比较舒坦，活儿就干得比较顺手了。我把鞋面的下沿和鞋底的外侧，糊上一层强力黏胶剂，放进鞋模子里一压，然后用小鎯头笃笃笃敲敲结实，这双鞋子就在我手里做好了。
这一年来，我也不知做成了多少鞋？在这小板凳上一坐下来，除了起身解手—我情绪不好的时候解手就特多—我自己也像被强力黏胶剂黏在小凳子上。我一会儿糊胶水，一会儿抡小鎯头，双手的动作也和机器一样有节奏。不止是我，所有女犯一进车间，必定都要成为一台活机器。也不知怎么搞的，活是愈来愈多了，容不得我有一点点分心，更容不得我双手停下来，我像只陀螺不停地转动，让自己的脑子麻木，让自己的脑子也成为一瓶糊里糊涂的胶水，什么也不会想，什么也不能想，这漫长的时光反而易过一些。一天一天熬着，一月一月熬着，我来到这个倒霉的地方，快七百九十天了吧！
我把一双已经完工的运动鞋放进一只大纸箱，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又拿起另一双鞋面和鞋底，正准备开动我这部会说话的制鞋机的时候，王管教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吕金妹，你出来一下！”
我跟王管教走出车间。王管教说：“吕金妹，你妈妈你妹妹来看你了，在会见室，你快去！”
我妈？我妹？这是在我梦中想过几百几千遍的啊！可是有人跟我说，这会儿我妈我妹来了，我又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报告管教，你说什么？我、我没有听清楚。”
王管教把话重复一遍，我才结结巴巴说：“这、这、这怎么可能？王管教，你有没有搞错？”
王管教说：“一点没错。就是叫你！章副大队长和任中队长，昨天专门开车，去把你妈妈和妹妹接来啦！”
这下我听清了，相信了，我拔腿就往走廊的大铁门跑去，王管教叫住了我：“吕金妹，你去换换衣服洗个脸吧！”
我匆匆跑回号房，换了身干净的号服，洗了把脸，梳了梳头。前两天我还从田野上采些草莓、指甲花什么的，又涂口红又染指甲哩，被中队长和管教们狠狠剋了一顿，我无心打扮了，脸也不洗，头也不梳，这会儿我妈来了，我妹来了，我总不能蓬头乱发去见她们哪！左照照镜子，右照照镜子，觉得还算头面清爽了，我才脚步踉跄往外跑。
我跟着王管教走进会见室的时候，看见章大队长、小任中队长陪着我妈我妹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她们都一身尘土灰扑扑的，还真是刚下的汽车哪。隔着一溜水泥横台，我从酸酸的喉咙头挤出一声“妈！”就说不出话。我妈叫着：“金妹！金妹！”她举起双手，毫无目标地在空中摸索。
我妹就说：“姐，你站过来呀！妈想你，把眼睛也哭瞎了！
她想摸摸你，你站过来！”
我的天呀，我看见我妈的眼睛果真蒙着一层白翳，目光空空洞洞的，脸上那种麻木的表情也正是许多盲人的表情，顿时，我就万箭穿心，抱住我妈一个劲哭。我妈伸出一双老树根一般的手，抖抖索索地在我身上抚摸。她抚摸我的头发，抚摸我的额头，抚摸我的眼角，抚摸我的腮帮最后，就不停地捏拿我的胳膊我的手。我妈我妹说不出话，我也说不出话。我妈一双手，既代替眼睛又代替嘴巴，我“听”懂了，她的抚摸是一种询问和哭诉：金妹哪，你怎么会犯下恁大的罪？都是家里逼着要你寄钱寄钱，你才落得这个下场呀！你瘦了吗？老了吗？哎呀呀，看看你这双手，疙瘩垒疙瘩的，也像妈的手！
我抱着我妈说：“妈，你别哭！都是女儿不好，害你眼睛都哭瞎哩！你千万别再哭了！你老放心，干部们待我很好。小妹，你们一定要把妈的眼睛治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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