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娶的媳妇儿是河北省人，不属于北京市范畴，根据政策，凡是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之外的，特别是家在农村的就业人员，一律遣送回籍，于是“气迷心”费尽心机用几年劳教的代价换取到手的“北京户口”，又因为娶了个河北省农村姑娘而失去。转了一个大圈子，依旧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只是这一回虽然多了一个老婆，却连家也没有了。
我与“气迷心”同一个班，见到他老婆的机会也比较多。有一次他老婆悄悄儿地问我：“大齐一个月究竟挣多少钱？怎么他这样穷呢？我看他除了一床被褥、一个包袱，就什么也没有了。穷得连面镜子、连把梳子都没有。国营农场工人，跟我们农村人也差不多嘛。”
我不知道他在村子里是怎么吹的，不敢跟新娘子说实话，只说：“单身汉嘛，谁攒得下钱？古话说：‘男无妻，财无主’，娶了媳妇儿成了家，往后就能够置下产业攒下钱了。”
看起来，“气迷心”回家以后，这个老婆保得住保不住，还两说着呢。
第八章 风流警官王大利
下面我要介绍的这身个人物，身份有点儿特殊。此人姓王，祖籍山东，不过他自己是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而且在五十年代还是个相当出色的警官。考虑到此人现在还没死，我只好笔下留情，把他的名字改一改。由于他到处找便宜、得便宜，就叫他王大利吧。既然王先生的名字改了，那么与他有关的一系列女士们，也只好全都给她们改个名字。好在我要讲的是一个发生在那个特殊时代中的真实故事，并不是存心要出谁的丑，这个风流人物是张三还是李四，倒是无伤大雅的。
王大利是个“风流警官”。他的一生，单是与他有过那种关系的女人，就能编好几个班。如果详细写出他的罗曼史来，足可以写一部厚厚的传奇小说。这里限于篇幅，只能挑几个典型的事例加以介绍。但一者他的案例比较典型，二者他的故事我听得也比较多，知道得比较详细，因此即便只写他情妇中的几个，也还是本书中字数最多的一个篇章。此外，还有与王班长有些关联的故事，则放在讲王班长的故事那一章中一起讲，这里就一笔带过了。
（一）自古英雄出少年
解放前，王大利的父亲是个从山东逃荒来北平的农民，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在广安门外搭了一间仅能容身的木板房子，以拉排子车送货为生，家里很穷，一家三口，连温饱都难。幸亏他是个独子，他父亲想到自己不识字的痛苦，从牙缝中省下两个钱来，也要送儿子去上学读书。但是父亲活儿紧的时候，还不得不让儿子停学去帮爸爸拉小袢儿；不拉袢儿的日子，放学回来，也要到火车站去捡煤核儿──家里一天三顿饭，全指着他捡煤核儿回来烧。他上学本来就比别人晚，加上他没时间做功课，又读读停停，到了一九四七年，他都十四岁了，连小学还没读毕业。
由于他读过几年书，年纪也比较大，不但在捡煤核儿的孩子们中间是个头头儿，就是在广安门外一带，也是个孩子王，所有的穷孩子，全都听他的令儿。
那年初秋的黄昏时分，王大利正带着一帮穷孩子在广安门火车站钻铁丝网扒煤──所谓捡煤核儿，其实捡的没有偷的多。这时候，忽然听见远处有人接连高声大叫：“抓住他，别叫他跑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帮国民党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白衬衣的青年。紧接着，另一个方向也有一帮警察吹着警笛追了过来，眼看那个青年就要被堵住了。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只以为他是一个贼。因为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只知道警察是专门抓小偷儿的。不是么，他们几个穷孩子钻铁丝网偷点儿煤烧，就常常被铁路警察追得满世界逃，有时候还要挨几警棍。因此他天生的对警察没有好感，而对窃贼却有同情心。他认为，凡是窃贼，一定都是穷人。像他家似的，要是堆着成吨的煤，谁上这里来钻铁丝网？他出于这样的“阶级同情心”，就与小伴儿们合着把这个青年藏进了他们平时用来藏煤的秘密贮藏所里，又让他把白衬衣脱下来自己披上，然后朝北面的一条小胡同飞一般跑去。那两帮警察看见穿白衬衣的人往北逃跑，就汇合一处，继续追了过去。他却转了个弯儿，把白衬衣一藏，依旧穿着破衣服却不慌不忙地迎着警察们走了过来。警察们当然不会注意这样一个穷孩子，那个被追赶的地下党员，终于在他的掩护下躲过了警察的搜捕。
从此，他跟这个共产党员交上了朋友，也成了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这个地下党员，是当时北平市委城工部的工作人员。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也给他编了个姓名，就叫“张明”吧。他逃脱了这场劫难，十分赏识王大利的机智勇敢，经向组织上汇报以后，有意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引导他走向革命，让他做一些贴标语、散传单、送情报之类的工作。
王大利本是个机灵人，所有这些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张明当上了北京市公安局某区的分局长。他觉得王大利是个干公安的好苗子，何况又是穷苦人家庭出身，再说他都十六岁了，即便让他去上初中，年龄也太大了点儿，就把他安排在当地派出所协助搞治安。
王大利仗着地面儿熟，又有一帮小哥儿们帮着他，在登记户口和清查美蒋特务等方面任务居然完成得相当出色。
一九五一年，他十八岁了，张明为了进一步培养他，把他送到公安学校学习了两年，不但补上了中学的文化，业务学习成绩也很不错。临毕业之前，他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写出了一篇题为《清理阶级队伍，巩固首都治安》的论文，不但得到了上级的表扬、同学的称赞，还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赏识，并被译成了俄文，发表在苏联的报刊上，既轰动了全校，也引起了市局领导的注意。因此毕业以后，先分配他到派出所当治安员，办了几件案子，入了党，不久就被提升为副所长。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在深挖反革命分子方面又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一九五七年春，才二十四岁的王大利，就被提升为某区公安分局的治安科副科长。不久，又跟科里一个既漂亮又能干的治安协理员白芸结了婚。那时候，人人都夸他是个既有能力、又有胆识并且还有艳福的好公安干部，前途无可限量。
（二）女儿国里的“开戒唐僧”
一九五七年，经过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和反右洗礼的北京城，街道居民中出现了一批有这样那样轻微问题无法安置工作却又并未触犯刑律的妇女，诸如被机关、工厂、学校开除的小偷儿、破鞋、女流氓之类；还有一些，则是自身并无罪错，家里却颇有财产，因此根本想不到要去工作的当时被称为“寄生虫”的大小姐、姨太太们。王大利把他的“清理阶级队伍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提出用动员和强迫相结合的手段，把这一类妇女组织起来劳动生产，以便控制在公安局的势力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把这些游手好闲的女人们集中起来，第一是免得她们穷极无聊，惹事生非，扰乱首都治安；第二是培养她们的劳动习惯，逐渐过渡到自食其力，用实例阐明“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共产主义的最基本原则。至于干活儿多少，赚钱不赚钱，倒是次要的。
这一建议不但时髦，也完全贴合当时的形势和理论。领导经过讨论，批准了他的建议和具体的方案，并决定在芦沟桥附近开办一个砂石厂，专门组织这一类妇女去筛砂子、砸石头，以供应首都建设的需要。为了让王大利通过实践更好地总结、提高、发挥他的建设性理论，特任命他当这个砂石厂的厂长兼政委。
海南岛上的红色娘子军连，由一名男性干部去当政治指导员，一方面有它的历史和干部配备等等原因，- 方面也因为有洪常青这样品格高尚完全可以信赖的优秀干部，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电影情节的需要，不得不违背历史事实杜撰或曰创造出这样一个男性政治指导员来，因为实际上娘子军连的指导员是个地地道道的女人。但是北京市公安局成立全由妇女组成的芦沟桥砂石厂，竟任命这个才二十五岁的青年干部去当厂长兼政委，却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着。至少是对这个人的道德品质估计过高，而没有把他的老婆一起调去，更是错上加错。于是主观因素加上客观条件，使他几年来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的人生道路从此急转直下，走上了下坡路，也显出了原形。
芦沟桥沙石厂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当然不止王大利一个人，但不是女的，就是老头儿，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则只有他一个。当时厂里有个统计员叫董新民，日伪时期在伪军中当军法官，抗战胜利以后伪军接受改编，又当上了国民党部队的军法官，解放前夕这支国民党部队起义，他又成了“起义军官”，继续留用，因此被戏称为“三开干部”。只是解放后政府没用他继续当审判官，而是被转业到老家北京市来，由民政局安置到公安局工作，又由公安局分配到芦沟桥沙石厂当统计员。一九五七年他既没有在座谈会上发过一句言，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但是整风办公室为了完成那百分之五的右派比例，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中，给沙石场分配了一名右派的名额。网大利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只好搜集他平时的言论据此分析并联系他的历史渊源，划他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一九六二年也被集中到三余庄，而且跟我是一个班。关于王大利在沙石场的那一段“风流艳史”，他即便不是“知之甚详”，也是“略知一二”的。
王大利在当沙石场厂长之前，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有过“爱情游戏”之类的罗曼史，但在芦沟桥沙石场，他却变成了女儿国里的唐僧，主动愿意跟他“结善缘”的女人，还真不是少数。
凭良心说，在王大利的一大堆情妇中，大多数不是破鞋就是女流氓，跟她们瞎对付，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这些女人，除了懂得上床之外，并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另外少数几个人当中，真正使他动心的只有一个；真正把整个心交给了他的，也只有一个。
使他动心的姑娘姓白，因为她冷若冰霜，这里就叫她白冰如吧，当时才二十一岁，原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三年级学生，是“百花学社”的中坚分子之一，也是头-批戴上右派帽子的大学生之一。她是个资本家的女儿，家里多少还有点儿底子，至少不会缺她一个人的吃穿，因此校方给以监督劳动的处分后，她不愿接受，主动退学回家，靠父母扶养。白冰如在学校里按政策准许退学了，在街道上，按公安局的政策，却正好是“组织劳动”的对象。“组织劳动”不是处分，加上当时全国都在热火朝天地大跃进，“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家中吃闲饭”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半动员半强迫的，就把她从衣食不缺的家中“请”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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