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到大兴县县政府办完了登记手续，回到农场，天色已经黑了。中队没有空房给他们住，只好临时借了工具员堆放农具、杂物的半间房间入洞房。他事先没有张扬，也没人去闹洞房，两口子早早地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有知道消息的，纷纷到那半间工具房去道喜，只见新娘子在铺上坐着，两眼红肿，一言不发，见了人也不理睬。大家觉得没意思，也就一哄而散。后来见白建新到食堂端了两碗棒子面粥和几个馒头进去，不久之后新娘子就从“新房”中出来，直奔黄村车站，回家去了。
事后有跟他好的人问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他说：新娘子不肯脱衣服睡觉，逼得她急了，就骂白建新不是人。结果这一夜两个人谁也没脱衣服，谁也没睡好。一早起来，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就哭着嚷着要回家。白建新无可奈何，只好让她走了。
从此落下了一个笑话：白建新只花了一碗棒子面粥的本钱就白得了一个新媳妇儿。还有人给他编了一个绕口令儿：白建新，白捡的媳妇儿并不新。
这以后，白建新也回他的“新家”去过几次，但是每次回去，两个人虽然睡在一条炕上，新娘子却坚决不让新姑爷钻她的被窝儿。白建新觉得自己这个新郎倌当得窝囊，有人开导他说：新娘子怀孕已经七个多月，自然不肯跟你同房。你逼得急了，她可不是要骂你不是人么？要想跟她在一个被窝儿里睡，至少也要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出了满月以后。他听了觉得在理，这以后干脆就连家也不回。
几个月以后，新媳妇儿终于做产了，生的是个儿子。但是生下来的孩子没有肛门。不是完全没有，而是只有很小很小一个窟窿，拉的屎像面条一般粗细。他本来想把伺候月子的事情完全推给丈母娘，他根本就不想回去的。可是摊上了这样的事情，儿子名义上总是他的，坐月子丈母娘可以管，给孩子治病的事情老丈人可不管。新娘子几次托人送信来要他回去商量怎么办，他这才不得不回去一趟。
北京的骂人话中有一句是：“生个孩子没屁眼儿。”意思是大人办了缺德事儿了。新娘子生了这样一个儿子，窝囊之上又加羞愧。可孩子总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尽管父亲是名义上的，母亲可是实打实的，一点儿也不假。做这种幼儿肛门手术，第一要上大医院，第二要花大价钱。密云是个山区穷县，家里有一二百现款就算财主了，她父母亲是绝对拿不出这笔医药费来的。那个真正的父亲呢，也是个不负责任的主儿，或者是想负点儿责任，却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总之，这个孩子能不能活，就全看白建新的了。
做母亲的爱子心切，白建新一回去，就给他跪下苦苦哀求。事情到了这一步，白建新想不管也不行了，只好带着老婆进城来给孩子做手术。
等到孩子的手术做完，白建新的积蓄也已经花光，不过媳妇儿倒是肯跟他一个被窝儿里睡觉了。
于是有那好事的又把那绕口令儿改了改说：白建新，白捡的媳妇儿不白捡。
第七章 “气迷心”娶了媳妇儿离北京
说起借用半间工具房做新房的人，团河农场二大队二中队还有一个，他叫齐民新。叫白了，就叫他“气迷心”，也有人干脆叫他“气门芯”。
齐民新是河北省霸县农村人，三十多岁了，傻大个儿，进劳改队已经十几年，却一直是个二级工。说他“气迷心”，其实他一点儿也不气迷心，为人憨厚，从来不跟人吵架，办事儿也有主意得很。
说他办事儿有主意，也是他自己以为有主意，其实并不一定行得通。别人进公安局，都是抓进来的，只有他是自己“申请教养”的。
他原来在北京大学印刷厂当临时工，不是什么技术人员，而是干跟车送货跑外这一类力气活儿的杂工。
他父母双亡，又没娶妻，家里只有空房一座，自己觉得在印刷厂干得不错，领导对他也挺信任的，就惦着把户口迁到北京来，长期做北京人。一九五八年，他也没跟厂里商量，趁一次回家的机会，把三间房屋和所有的东西全都卖了，到乡里把户口关系迁了出来，回北京就去报户口。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却振振有词，说是他在北京有工作，何况公民有迁徙自由，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接连几次吵闹，把派出所的民警搞烦了，正好那时候北京市公安局也搞抓人“大跃进”，规定每个民警每月要抓多少个坏人，定额还挺高的，任务难于完成。既然“气迷心”一定要报北京户口，派出所的民警干脆就拿他凑数了。于是就告诉他说：你要想报上北京户口，除非申请劳动教养。“气迷心”问什么叫劳动教养，那民警说：劳动教养是一种安置就业的方法，劳教期间，不但管吃管住，还有工资；劳教结束，就安置就业，而且是永久的北京户口。“气迷心”信以为真，果然自己写了一张劳动教养申请书，终于以“无理取闹”的教养理由被收容教养了。
进了劳教收容所，方才知道劳动教养是怎么一回事儿，特别是分配到延庆钢铁厂干活儿以后，劳动强度挺大的，却没有一分钱工资，可是懊悔已经晚了。后来几经辗转，解除教养以后，被分配来团河农场当一名就业工人，任务是种葡萄。活茬儿自己并不熟，工资也不高。好在有一项并不假，自从进了劳教所，户口果然是北京的了。只是几年过去，如今年已三十开外，家没有了，老婆也耽误了，落得孑然一身，总不是了局。想来想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要讨个老婆。可像他这样一个月只挣三十六块五角、连住房都没有的人，哪个姑娘肯嫁他呢？
他是霸县人，最后还是想到了自己的老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公安局怎么骗我的，我怎么去骗人家”。他存了两天工休，加上正名份的两天休息日，一共有四天假期。于是穿上他最漂亮的衣服，骑上他新买的自行车，“衣锦还乡”了。
村里人大都知道他卖了房屋进城当了“北京人”的故事。这次回去，车新衣鲜，亮出来的工作证，居然是“北京市地方国营团河农场二级园林工”，很能唬人一气。他进村的当天，就放出了“要带一个老婆回去”的空气，于是羡慕“进城当北京人”的姑娘，有主动自我推荐的，有托人来说媒的，短短的两天时间，居然有好几个姑娘可供他选择。他斟酌再三，考虑到自己的底牌早晚要揭穿，为了便于他日好收场，凡是村干部的女儿、党员的女儿、贫下中农的女儿，一概不考虑，而一心只在地富反坏的女儿中选择，最后选中了一个身体健康、相貌中上、小学毕业、年方十九的富农女儿，给姑娘买了一身衣裳，给老丈人留下一百块钱，买了几斤酒、几斤肉、几斤糖，请干部和亲戚吃了一顿，第四天一早，就用自行车把新娘子驮回来了。
当时农场对于就业人员娶媳妇儿的事情所采取的对策，是明面儿上支持，实际上不支持。因为“娶不上老婆”，正是就业人员不安心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就业人员自己搞好了对象场方不支持，就业人员就要起哄，就要闹事。但是所谓支持，只能是“道义”上的，也就是负责开一张结婚介绍信，按规定给三天婚假，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住房是绝对没有的。哪怕是临时住几天的“新房”也没有。事实上农场也确实没有多余的房屋。一个中队少则一百多人，多则二百余人，一个作业班十几二十来个人，住的不过是十几平方米一间的房子，搭的是对面炕，炕与炕之间仅容一人通过，每人的铺位不过60-80 厘米。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要腾出一间房间来给结婚的员工做新房，也确实困难。分散在葡萄园内的几个水泵房，有的没有门窗，有的已经被“天堂神女”用来做“台基”，谁想鹊巢鸠占，非打得头破血流不可。因此谁要结婚，只能像程天惠那样到附近村民那里花五六块钱租房居住。可是“气迷心”办事有自己的主意，能不花钱的地方绝不花钱；何况他一个月只挣三十六块五角，五六块钱可也不算是小数目。他知道白建新娶媳妇儿用的就是半间工具房做新房，所以他也照方抓药，跟工具员商量要借那半间工具房入洞房。
工具员是个好老头儿，再说，既然已经借给过白建新，总不能厚彼薄此。于是，新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气迷心”的全部财产，就是一套被褥、一个包袱和一辆自行车。工具房里铺板是现成的，摞起几个葡萄箱来，就是一张小桌子。归置归置，买张高丽纸把窗户糊上，宣传员用大红纸写一副对子贴在房门两边，新房就算布置好了。
只是新娘子不怎么高兴。她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堂堂“地方国营团河农场”的二级园林工，居然也像喜儿似的“半间草屋做新房”。可是已经跟人家来了，也到大兴县登完记领来了结婚证书，不高兴只能装在肚子里，凡是有人来到这半间新房道喜的，她一律大大方方地笑着给人家点烟递糖，比白建新的新娘子懂事多了。
当天新郎新娘相安无事，第二天两口子进城去逛了公园照了相，也都笑嘻嘻地回来。笑话出在第四天。三天婚假期满，“气迷心”该上班了。那天他干了一会儿活儿，就溜到一个与他关系不错的朋友那里，悄悄儿地请教：一连三夜，新娘子上床睡觉都没脱衣服，该怎么办呢？
一句话说得那朋友哈哈大笑起来：“你以为你们是老夫老妻、熟门熟路哇？怎么说人家也是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能够一个人跟着你到农场来结婚，就算胆子够大的了。你还想一到晚上人家主动脱光了衣裳扑进你怀里来？她不脱衣服，你不会温存点儿，帮她把衣服脱了？那么大的个子，白活这三十几年了。”
一席话，把他说开了窍。第二天那朋友悄悄儿问他下文如何，他笑嘻嘻地说了句“照你的话办，一切顺利”。
那人把这笑话传了开来，逗得人见了他就忍不住要笑。不过也有人说：这个“气迷心”，倒是个正人君子，相信他在此之前，绝没有跟哪个姑娘乱来过。但是笑话还不止此。又过了几天，人们见他晚上政治学习时间老打瞌睡，又拿他打哈哈，他却一本正经地说：“看样子我得赶紧把她送回家去。要不然我非垮在她手里不可。这个悚女人，天天晚上不过十二点不让我睡觉，早上不到五点又把我捅醒了。敢情她可以睡到十点多钟才起来，我可是天天要钉着下地干活儿的呀！都说老婆是个盐坛子，不是个蜜罐子，这话还真不错呢！”
一席话，又把大伙儿逗得笑作一堆儿。不久以后，他果真又用自行车把老婆驮回霸县乡下去了。从此他也加入了每月回家四天的“短期探亲者”行列，没见他把媳妇儿再驮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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