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也幻想有朝一日政府会放了他，那时候，再正经找个工作，找个老婆，安度晚年。可是一等两等，二十几年过去了，从二三十岁等到了四五十岁，离开劳改农场的事儿还是连影子都没有，情绪的低落，可以想见。
以前，他从来没考虑过要在农村娶个媳妇儿，自从我在缙云娶了个老婆，特别是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饭之后，他的思想活动起来了。他悄悄儿地托我：要是有合适的，是不是可以在缙云帮他物色一个。
我在给娟写信的时候，提起了他的希望，并如实介绍了他的大概情况。不久娟来信说：她三妹妹的那个村子的小学里，有个彭老师，丈夫死了好几年了，如今还没有再嫁，只有一个十一岁的儿子。这个彭老师，以对待丈夫好而出名。她丈夫生病期间，她背着丈夫上医院、上厕所，一直料理到丈夫咽了气儿。她三妹妹跑去问彭老师是不是还想再结婚，如果还有这个意思，可以给她介绍一个外地人，彭老师答应可以考虑。如今拿来了地址，请老刘先给女方写封信，下面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商量。
我把联系结果告诉了老刘，让他自己写信。老刘虽然只有初中毕业的程度，但是一笔字写得很漂亮。他们先是通信，接着交换了照片，双方都没有意见之后，亲事很快就定了下来。于是，他也打报告请婚假到浙江结婚去也。
半个多月之后，老刘回来了。他平时很注意锻炼，以身体强壮出名，但是这次回来，却显得精神萎靡，气色不佳。我想他出门在外，旅途劳顿，又没钱坐卧铺，在中途上火车的人，连个座位都没有，一路辛苦，可以想见，消瘦一些，是必然的事情。
后来谈起办喜事的情况，他这才说：到达彭老师的学校，才知道所谓的“村小”，原来是一座破祠堂，全校只有三个老师。她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当天夜里，他和彭老师就同床了。同床睡的，还有那个十一岁的儿子。没有空房，反正就要结婚的，提前同床，倒也无所谓，别扭的是床里面还有个那么大的儿子，可真不习惯。好在他一进门，就给儿子买了钢笔、球拍之类的礼品，儿子倒不拒绝接受他，而且一上床之后，不久就呼呼睡着了。这些都还在其次，最令他尴尬的是：女方性欲要求极高，第一夜考虑到新婚又加久旷，热烈一些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接下来不但是夜无虚度，而且一夜数度，还意犹未尽。特别是临离别的前一天夜里，彭老师居然提出“今天夜里咱们不睡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招架不住，说了一句“我还想再活几年呢”，招得彭老师很不高兴。就为这个，他很怀疑彭老师以前的丈夫，是生生地让她折腾死的。
我说：“据我三妹从侧面了解，彭老师自从丈夫死了以后，并没有什么风流案件传出来过，从人品上说，是没有问题的。她丈夫死了多年，如今有了丈夫，而且又是个一年只能相见十几二十来天的丈夫，从你身上寻找失去了的青春，也是正常的。问题倒是出在你这方面。你劳改前没有结过婚，劳改了十几二十来年，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你们两个，应该是干柴烈火，没有想到她这一股烈火，碰到的竟是一根湿柴！”
他笑了起来说：“我结婚，是为了寻求晚年的生活幸福，包括性和谐在内。我可不能图一时的痛快，来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不是等于自杀么？”
在这以后的半年多时间中，我见他们不断有书信往来。一次偶然问起他们最近都在谈论些什么主题，他说：“千句话并作两句话，不外乎两件事情：一是催我赶紧回去探亲，二是催我多多寄钱。钱我每月照寄，多了没有，十块二十块的还行。要我立刻回去探亲，这个我办不到。即便我想回去，队部也不会批准。再说，我一个月挣三十六块五，把钱都寄给她了，我拿什么做车费呀？”
又过了一些日子，他终于告诉我，他要到浙江去了。我问他是不是探亲假批下来了。他说：“请假探亲不批，请假离婚难道也不批么？”我吓了一跳，问他：“你要跟她离婚？”他说：“这可不是我提出来要离婚，是她提出来的。她说：‘你要是回不来，咱们不如离婚的好。’我看有这样一个媳妇儿是累赘，长痛不如短痛，离了倒比不离更好。”
没过几天，他果然到浙江离婚去了。
据娟来信说：老刘回去以后，与彭老师还是同床住了好几天，后来可能还是谈不拢，或应付不了，终于离婚了。办完手续以后，老刘就住在我老丈人的家里，要求另外给他介绍一个“能够在一起过日子”的女人。这事情使娟很为难，又不是买毛巾、袜子，哪儿能这样方便？劝他先回去，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通知他，他却非“坐等”不可。
娟无可奈何，只好托朋友们代为留意。不久就有个朋友来说：镇上有个寡妇，带着三个女儿，靠她一个人做豆腐设摊叫卖维持生活。家里有两间矮小阴暗的旧房。那女人的人品是极好的，待丈夫更是出名的好，只是个儿矮些，脸上还有雀斑。让他们两人见了面，居然双方都满意，一谈就妥。三个孩子见了老刘，都很亲热，一口一个叫“伯伯”。更有意思的是：把他带去见孩子的爷爷奶奶，老两口儿也很喜欢他，当场就认他做干儿子。在他们看来，老刘身强力壮，又是挣工资的居民户口，不但是个顶门立户的男子汉，而且是进门来帮他们扶养三个孙女儿来了。
老刘在这家人家中受到了上下老少的十二分尊敬。家里有点儿好吃的，总留着给他吃。不久老刘提前办了退休，把户口迁到了缙云县。那时候劳改队里也进行了工资改革，他一个月有八九十块钱的退休金，这笔钱，在当时的农村就已经算是相当多的了。为了增加收入，经人介绍，他先是在镇上的中学刻蜡版管文印，后来校长见他是个老实可靠的人，就让他专管学生宿舍的房门钥匙，等于是保卫人员的意思。
一九八二年我回家去探亲，正赶上他家里宰猪，他老婆叫他给我送来一块肉。我打听他的生活情况，他说两个大点儿的女儿先后出嫁了，小女儿招进一个女婿来，对他也很尊敬。只是住房狭窄目前还没解决，不过队里已经批下一块地基来，难的是手头钱还不够，正打算明年与女儿、女婿一起到广东去养鸭子，赚回钱来盖房子。
相比起来，在我所认识的“二劳改”中间，老刘的晚年，算是比较幸福美满的。他急流勇退，还不太老就做了撤退的准备，不管怎么说如今总算有了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不像陈竞斌，劝他在农村娶个老婆，死活不干，结果被送到“休养队”休养，过那十几个人睡一条大炕的集体生活，说得不好听，无非是等死而已。
第十五章 错过了时间的良缘
由于我在浙江结婚而想到要在浙江找对象的“二劳改”，除了刘元凯之外，还有一个庄瘸子。
庄瘸子原来并不瘸，他是上海亨得利钟表店的小老板，钢铁学院毕业后，在钢铁设计院被错划的右派，是最早送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之一。
一九五八年，社会上在大炼钢铁，劳改农场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庄瘸子是正牌儿的钢铁学院毕业生，劳改农场当然要重用。于是他被劳动教养以后，一到清河农场，就任命他当了炼钢的技术员。
那时候的“全民炼钢”，用的都是土法，跟他在课堂上学的完全是两回事儿。何况劳改农场的炼钢，从设备到人员，都是“瞎凑合”的，不可能做到规范和认真。他作为技术员，也提过好几次意见，可是没人听他的，一切都是对炼钢一无所知的劳改队长说了算。于是在一次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爆炸事故中，一块排气管的碎片飞了起来，砸在他的后脑勺上，当场就昏迷了。
经过急救，生命倒是没有问题了，但是从此右膝关节不能转动，拄着拐棍儿走路，也是拖着右腿在地上画圆圈儿。于是，“庄瘸子”成了他的官称，叫他姓名的人越来越少了。
受伤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由于脑神经的损伤，他的右腿不能正常走路，当然是真的。因为这是经过医生的诊断和正式鉴定，不至于作假。后来他的伤势逐渐好转，右腿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但是他为了逃避劳动，继续装瘸子，也是事实。
当然这是“瞒上不瞒下”的事情。在劳改队，他不得不拄着拐棍儿，拖着腿画圆圈儿走路；一回到上海，不但把拐棍儿扔了，健步如飞，为了锻炼那条一直装瘸的右腿，还游泳、跳舞、跑百米。他姓庄，人们都喊他“庄瘸子”。反正“庄”与“装”同音，按“装瘸子”理解，也无不可。
想一想，一个人，要从一九五八年装瘸子装到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整整二十年时间，不能挺直了腰板走路，单是这毅力，也够惊人的。人们说：“《红岩》中的华子良装疯，才装多少年？阿庄装瘸子的毅力，绝对超过了华子良！”
他与我是铁哥儿们。在我的铁窗朋友中间，他是唯一见过我三个老婆的人。如果拐个弯儿，指着孩子，我与他也算是亲戚：他的亲妹妹庄国英，是我大孩子的亲舅妈。说起这个庄国英来，也有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五十年代初期，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阶段，一般人要到香港去已经不可能，但若有配偶在香港，还是允许去的。庄国英为了达到经香港去美国的目的，找了一个从香港到大陆来办事的朋友，以结婚为名，跟随假丈夫到了香港，然后办理了离婚手续，去了美国。我大孩子的舅舅是解放前到美国留学的，当时在一家道路建筑工程公司当工程师，通过朋友的关系认识了庄国英，终于结婚了。
他回家探亲的时候，曾经到我第一个老婆的家里去拜年，因为好歹是亲戚。所以他见到了我的第一个老婆。
我第二个老婆从结婚到离婚，所有过程他都清楚。我在大兴县黄村一街安家，他也是我家的常客之一。我第二个孩子出世之前，他把他的破床单、破被里子都抱了来给我孩子撕尿布用。孩子是正月初五早晨出世的，他得到消息之后，当天晚上就抱着一罐奶粉看孩子来了。房东太太说：产房内三天之中外人特别是男人根本不许进，连她这个房东太太都没进去过呢！他说：“我们臭劳改的百无禁忌，没那么多讲究！”愣是闯进来了。
他与我的“铁”，还可以用另外一件事情来说明。毛主席说：任何有人的地方，人都分左中右三等。这是至理名言。就是在劳改队里，在“二劳改”中间，人也分左中右三等。专门有一种人，以“劳改积极分子”自居，长两只眼睛，专门用来观察别人的“反改造行为”，长一双耳朵，专门用来窃听别人的“反革命言论”，长一条舌头，专门用来向队长汇报别人的种种“劣迹恶行”，而且巧舌如簧，愣能够把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或一句很普通的话经过分析提高以后变成不可饶恕、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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