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北京以后，每逢橘子上市的旺季，金喇叭总不忘整筐整筐地从铁路给我和张永贤寄橘子来。后来北京的橘子价格也便宜了，这才不再寄。
不久全国推广农业承包制，喇叭两口子先承包了大片橘园，后来又承包了罐头厂。平心而论，这是他“天时、地利、人和”全占的结果，要论水平和本事，其实在三余庄的一众英雄好汉中，他是排不上名次的。但是他讲义气，会用人，更不吝啬。他把张永贤请去，帮他购买、安装机器，开发罐装橘子水和饮料，业务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产品远销东南亚。“小麻雀”再次发挥她的跑单帮才能，到全国各地推销产品，几次路过北京，都到我家里来看过我。
这期间我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传说。著名画家于秋水，当“二劳改”的时候在团河二大队大队部任宣传员，跟喇叭两口子也都熟识。“小麻雀”到北京来，我家第一房子狭窄，第二正住着两个清河农场来的小姑娘，无法招待她，所以她总是到于秋水家住宿。她看见于秋水家的柜子里放着许多画作，也不问问人家，就拿走了好几张。她不知道如今的于秋水，已经不是当年劳改期间的于秋水了，现在的于秋水，画作是按寸计算金额的。当然，以他们多年老相识的关系，说明了，于秋水也会送她一张两张画儿的，但是像这样连招呼也不打一个，拿起来就走，说一句很客气的话，那是“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于秋水当然很不高兴，很可能还是喇叭来了才转过这个圜来。朋友们谈起这件事情，我总认为这是她长期跑单帮，接触的都是下层社会的人，对于知识界特别是文学艺术界人士的交往不理解也不协调的缘故。
一九八四年我老婆从浙江调来北京之后，有一次“小麻雀”到东北去讨账，路过北京，到我家来看望我们。这还是她第一次与我老婆会面，但是一聊起天儿来，她却像与我老婆是老相识似的，没说上三句话，就开始数落老公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说是刚回家的那几年，全靠她蹬缝纫机养活老公；说她怀孕以后，考虑到金喇叭在老家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她主动做了人工流产，说她自己如何为了照顾金喇叭而委曲求全，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她话锋一转，接着就说金喇叭不但不体谅她的辛苦，不理解她一切为了家庭幸福所做出的牺牲，还背着她到处拈花惹草，说着说着，居然说出金喇叭跟他亲外甥女儿也有事儿，让她堵在被窝儿里当场抓住的话儿来。我在旁边听着实在太不像话，就好言劝她不要疑心生暗鬼，更不要在外面到处宣传自己的老公不好，何况你与我老婆还是第一次见面，我老婆也根本不认识金喇叭。没想到我这样一说，她倒来劲儿了，嘴一噘说：“他欺负我，我为什么不能说？你们俩是一路货色，你比金喇叭更坏！”
她这话我能理解，因为她来我家两次，我家正好有两个清河农场老朋友的女儿住在我家，一个十九岁，一个二十岁。按照她的看法和理解，我这也是拈花惹草，也是被她当场抓到的。但是这话我老婆怎么也不能理解，所以很严肃地问她：“你到我家来，到底想干什么？是来看望我们的呢？还是来挑拨我们夫妻关系的？”这一问，问得她脸红耳赤，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没在我家吃饭就走了。从此以后，尽管她仍多次路过北京，但宁可到远在延庆的张永贤家去，也不再到我家来了。
这以后，金喇叭倒是多次来过我家，有时候还包一辆汽车，把我拉到延庆去与张永贤一家聚会。我跟他说起“小麻雀”到我家来说的那些话，他还是笑嘻嘻地说：“她的那张嘴，什么话不敢说？谁信她呀？别与她一般见识。”
要照我看，像金喇叭这样宽宏大量的人可真少见，对老婆也算很够意思的了。像这样爱生是非的女人，一般人是很难继续维持下去的，可是金喇叭总看在多年同甘共苦的情份上，不跟她计较，仍愿意与她白头偕老，从来没有想过要“换个老婆”。
这时候金喇叭已经是个腰缠万贯的大款，花几个钱根本不在乎。在北京开产品展销会，剩下近百箱的浓缩橘子水，一句话就全让张永贤拉回家去，一个钱不要──当然，张永贤是他的技术顾问，没有张永贤的卖力，他的产品是上不了这样高的档次的。
九十年代以后，“小麻雀”自己开办了液化石油气转运业务，从宁波整船地把液化气运到黄岩，然后分装出售，利润颇高。据说单是属于她个人名下的财产，就有好几十万。因此，她每天几乎什么也不干，只和几个朋友打打麻将，消磨光阴而已。
至于金喇叭的财产，当然比她更多。钱这个东西，其实够用就得，多了并不一定是好事。就拿金喇叭两口子来说，当年都吃过苦，如今翻了身，发了财，拥有的财产，不但够他们晚年花费的，只怕连下辈子都花不完的了。但是他们老了老了，在两口子之间，还演出了一场谁也不会想到的闹剧。
一九九八年初，张永贤告诉我：金喇叭差点儿让人家给杀了。我大吃一惊，忙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金喇叭有一次独自在路上走，突然路旁闪出五六个手持尖刀的汉子来拦住了去路。他以为遇到了路劫的强盗，就打算破财消灾。不料那几个人根本不要钱，而是要他的命。也真亏金喇叭的本事，六十多岁的人了，赤手空拳，居然让他逃了一条命，不但没受一点儿伤，还让他认出了这几个人。现在已经抓住了两个，也招认出主使他们杀人的人来了。这个主使人你也认识的，你猜猜，看是谁？”我当然猜不着。张永贤说：“谁也想不到，就是他自己的老婆！”
这可真是大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为什么呀？”
“还不是为了钱！金喇叭现在至少有一百多万。”
“他老婆手头难道还少吗？到东北去要账，一笔就是十几万，还不够她一个老婆子花的？”
“人心总是无底的。特别是金喇叭的儿子现在长大了，而她自己没儿子。”
“她现在怎么样了？”
“据金喇叭说，已经逃跑了。”
“金喇叭打算怎么办？”
“据他说还没有打算。他说：她既然已经逃了，就让她逃了算了，反正他也没受伤。……”
一个像“小麻雀”似的弱小的女人，一个原先常常挨打的可怜的女人，先变成了打老公的母老虎，最后变成了雇佣杀人的主使者。怎么会是这样呢？照我看，这都是姑息养奸的结果。从骂到打，从打到杀。没杀死，还继续姑息。她现在逃亡在外，走投无路，会不会铤而走险，杀一个回马枪，让金喇叭想继续姑息也姑息不成呢？
啊，金喇叭这个悚人哪！
第十四章 “大学问”老有所养
一九七六年三月，我和娟结婚以后，从浙江回到了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西村。我走之前，由宣传员赵植林张罗着收了哥儿几个一百零五块“份子”钱。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每月只有三十多块钱收入，每逢中队里有人结婚，一般也不过送三块五块钱的贺礼。我的人缘儿好，面子大，朋友们一送就是五块十块，没有一个送三块钱的。如今我新婚归来，除了房间里放着喜糖和烟卷儿招待前来拜访的人之外，对于送过贺礼的朋友们，总也得有点儿表示才是吧？
我离开缙云的时候，娟就想到了我回农场以后如何请客答谢的问题。她给我从食品站买来一个十几斤重的腌猪头，又请老丈人专门为我做了七八斤纯瘦肉的小香肠，加上腊肉、炸白薯片儿、黄花儿菜等等土产，装了整整一旅行包。回到农场，我又买了几斤肉、蛋、蔬菜和二锅头之类，请食堂的掌勺师傅给我做了两桌菜，就在我住的房间里，专门招待送过贺礼的朋友们。
清河农场的就业人员大批疏散到山西去以后，各分场的空房很多。我们原来是五六个、七八个人住一间房，如今有了那么多空房，就纷纷自动地搬进空房里去住。房子没人住，反倒坏得快，队长也不制止，只要求一个班不要分得太散，找个人开个会也方便些。
地震之后，房子倒塌了一多半儿，人人都住临时搭的防震棚，后来才有那胆子大的陆陆续续搬进房间里去住。与我合住一间窑洞的是天津人刘元凯，外号人称“大学问”。
“大学问”只是外号，并不是说全中队就数他的学问大。解放前，他在轮船上学徒，学会了开轮船，解放后，据他自己说是在轮船上当二副，因为脾气不好，打了人，被送进公安局来的。是不是当过二副，我不知道，脾气不好，却是公认的事实，因为他动不动就跟人瞪眼睛吵架甚至动手。
我是全中队脾气最好的人，没跟任何人吵过架。中队里脾气最坏的是陈竞斌，一个国民党投诚起义的团长，解放初期因为大小老婆吵架以重婚罪被抓进来的，却为此一辈子也出不去，两个老婆连一个也没有了。所以情绪极坏，脾气十分暴躁。全中队二百人，有一百九十八个人跟他吵过架，就是没跟我吵过。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他自己了。我对付他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是不惹他，一个是不理他，再加上一个能够依着他的尽量依着他。所以地震之前，队部安排我和他住一屋，我们果然好几年来相安无事，不但没有红过脸，他还把扫地、挑水、生炉子这些事情都包了。地震之后，我被调到居民点外的水泵房去管理大白菜，陈竞斌因为年纪大了，调到老年休养队休养去了。大白菜收割以后，我回到西村，就被安排与刘元凯合住一个窑洞，也是避免他与别人合不来老吵架的意思。
窑洞分内外两间，他住外屋，我住里屋。我爱写作，躲在里屋怎么写外屋看不到；他爱整洁，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与利益冲突，所以也从来没吵过架。
他父母双亡，天津老家只有一个妹妹。据说他妹妹有一个儿子，算是过继给他的，但很可能是由于他的“二劳改”身份，他名义上的儿子对他也不怎么好，所以也很少见他到妹妹家去。他除了早晨起来举举自己用汽车旧轱辘做的“土杠铃”之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看书报，在中队里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属于那种孤芳自赏、与他人不相往来的性格孤僻的人。但人品绝对正派，只要不惹他，他也绝对不会主动惹别人。
他最不满意的事情，当然是长期不能离开劳改农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过就是打了一场架嘛，到如今老都老了，还不放我，这叫嘛事儿？”他的脾气不好，跟他的牢骚不满当然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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