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讲，都是某个二劳改与某个女人的婚恋故事，悲欢离合，有喜剧也有悲剧。下面将要讲到的林大少，情况却比较特殊：不但他自己成为二劳改的经历特殊，他的婚恋故事也特殊，因为终其一生，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女性作为他的婚恋对象，哪怕是短期的，暂时的。
林大少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他父亲在北京拥有六家买卖，最大的一家绸布庄开在大栅栏，是一家颇有名气的老字号。他家在大栅栏附近拥有一所三层四十多间住房的公馆，即便在解放初期和公私合营以后，全家人的生活都还颇为优裕。
林老板是个典型的“林家铺子”老掌柜的形象，为人忠厚本份，对子女的教育虽不特别严厉，却很认真、很传统。他只有一位夫人，却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我要介绍的这位少爷居长，所以我们都称他为“林大少”。
林大少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无忧无虑。如果不公私合营，他肯定可以继承六家买卖中的一家或两家，也成为一个大老板或小老板。他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而这时候他家的买卖全都公私合营了，他父亲已经没有了人事安排的权力，于是他只好以“在家复习功课”的名义，当上了社会青年。
林大少算不上美男子，但是也相貌端正，风度翩翩。他在学校里功课中等，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没有什么突出的特长和爱好，溜冰、游泳都会而不是太精；爱听音乐，但仅限于爵士乐和舞曲；爱好跳舞，但仅限于三步、四步。他爱惜羽毛，善于修饰，什么时候走出家门，总是皮鞋雪亮，头发镜光，穿着整齐，打扮精细，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骑的是“三枪”车，戴的是巨型劳莱克斯手表，加上一副深色宽边墨镜，走到哪里，人家都能够一望而知是个有钱的大少爷。
尽管北京解放都十来年了，可他最不关心的是政治。在他的心目中，有两件事情最明确：第一是他的亲身感受：如果不解放，他肯定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成为一个生活优裕的有产阶级，如今这样的希望破灭了；虽然十年之内还有“定息”可拿，但那是象征性的，微乎其微，自己的前途和出路，还要自己去寻觅，去争取。第二是他的间接认知，尽管日本鬼子投降那一年他还不满十岁，但是根据他的道听途说，总觉得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中，只有美国最好；而且这一认识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直到他的晚年都不改变。
如果他的这些想法只是“想想而已”，没有什么实际表现，好好地复习功课，考上一所大学，凭自己的本事认认真真地工作，安安份份地生活，也许还能平平安安地度过惨惨淡淡的一生的，但是他偏偏不爱自己的祖国，想到一个“最最自由幸福”的国家去寻求自己的出路。于是一部悲剧，就这样开始演出了。
当时中国与美国根本是对立的，不但没有外交关系，连商务关系都没有，两国之间的老百姓通信，都要经过香港的朋友转；不过与英国却已经有了外交接触，建立了“代办处”这样的外交机构。他虽然不关心政治，却知道通过英国到达美国是一条“通途”。于是，他开始盘算如何实现“曲线到美国”的梦想了。
既然想要先到英国，总得先了解一下要办什么样的手续。英国代办处的大门口有“外使队”的警卫站岗，“闲杂人等”是无法进入的，但是大门两旁，却有好几个玻璃橱窗，陈列着有关英国的宣传文字和图片。林大少闲来无事，就常到英国代办处大门口去转转，看看宣传品，也想遇上机会跟进进出出的代办处人员打听一下如何出国的事情。
那时候，他究竟只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大孩子，政治上、阅历上都还幼稚得很。他只看见大门口有穿制服的警卫，却不知道大门外还有不少穿便衣的暗探。他老往代办处门口跑，而且还眉飞色舞地在宣传橱窗面前跟人家聊英国，聊美国。他没注意到人家，人家早就已经注意到他了。也许跟他聊得颇起劲儿、颇投机的“闲人”，正是公安局的暗探呢！还没等他跑第四趟，终于有人上来一拍他的肩膀，说了声“跟我走一趟吧”，把他带到公安局里去了。
其实那时候的暗探水平也低得很，如果林大少真是美蒋特务或是图谋不轨的人，能那样傻里傻气地在代办处门口瞎转瞎聊么？
正因为林大少自己觉得“心中无冷病”，因此并不感到害怕，到了公安局，人家问他为什么老在代办处门口转，他也不加隐瞒，直言自己想打听到英国去要办什么手续。再一问，他在英国并没有亲戚朋友，根本没有“探亲”的前提。那时候有一条不成道理的道理：凡是国外没有亲友而想出国的人，不是特务，就是叛国分子。于是林大少先被当作特务“礼请”到了“西安门西什库草岚子胡同四号”，经过几个月的审问调查，基本上排除了特务嫌疑，但是在审问中他说出了想通过英国转道美国的打算，于是又被当作反革命叛国犯转到了德胜门外功德林第二监狱继续审查。
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是关押“政治犯未决犯”的。一查又查了好几个月，最终总算考虑到他“有思想没行动”，叛国罪被否定，以“思想反动”为由被送到了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每换一个地方，伙食就低了一个档次：在“草岚子胡同”，是每顿饭两菜一汤；转到了“功德林”，一菜一汤之外，早饭还有豆浆油条吃；一到了教养所，可就连棒子面窝窝头也吃不到，连麸子面窝头也吃不饱了。
一九六九年我从团河农场转场到清河农场的时候，他也已经解除劳动教养，从兴凯湖回来，和我编在一个班里。
尽管经过了近十年的劳动改造，他的“崇美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说着说着就会说这也是美国好，那也是美国好，因此总是不断地充当批判对象。不过他与我的关系处得很好，尽管在批判会上我也不能不发言，但都是“诱导性”的，不扣帽子，火力也不冲。他的字写得漂亮，也知道我在写小说，就主动帮我抄稿子。
这一段时间，二劳改中娶了老婆的人已经不少，打算娶个农村姑娘凑合成家的人也不少，我的第二位夫人琴也正和我一起住在农场，因此“搞对象”就成了大家经常谈论的主题。
二劳改，政治上是三等公民，经济上是“自给尚且不足”，人人都有自卑感，一谈到找什么样的姑娘，条件总是低而又低，几乎只要是“人，女人，活女人”，肯跟我们一起过苦日子的就行，根本谈不上相貌美、年纪轻、脾气好等等。
独有林大少却与众不同，尽管他自己已经只作为一个“劳动力”生存在世界上，变成了一头会说话的牲口，没有什么前途了，但是他找对象的条件始终不变：第一要漂亮，第二要好看，第三要美女，其余因素，可以一概不考虑。至于“美”的标准，他也有“样板”：第一是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勃劳恩──其实他只在电影《攻克柏林》中看见过饰演这一角色的演员，并不知道爱娃·勃劳恩究竟长得如何；第二个是印尼总统苏加诺的第一夫人；第三是柬埔寨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如果相貌次于这三个人，他宁可终身不娶。
在劳改农场，当一名二劳改，提出这样苛刻的求偶条件，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于是第一是传为笑话，第二是有人拿他打哈哈：有个二劳改的说他认识一个姑娘，长得美貌无比，可惜因为患乳腺癌切去了一只乳房，至今嫁不出去，问他一只乳房的姑娘要不要？他说：先拿照片来看看，只要姑娘的脸蛋儿确实长得漂亮，少一只乳房不要紧，反正有衣服遮着，做一只假乳房戴上就可以了。其实那人不过是耍着他玩儿，姑娘的照片，是永远寄不来的。
后来老班长王一民倒是说起过：他老家的邻居有个姑娘，长得面如桃花，艳若桃李，只是从小不学好，十四五岁就和村里的小伙子乱搞，如今还不到二十岁，就已经和好几个男人有关系，做过两次人工流产了。因为名声不好，嫁不出去，倒是愿意嫁到农场来当“舅奶奶”，问他要不要。他的答复相当干脆：只要确实漂亮，不管她以前跟几个男人有关系，他都不计较。
我听说以后，一方面劝老班长别给他张罗，因为这样的姑娘即便肯嫁到农场来，但也绝不会“从一而终”，如果在这里再办出什么风流案子来，林大少可不是那帮流氓的对手；另一方面我也去劝林大少：像咱们这样的身份，以娶个安份守己的农村姑娘过日子为上，不要贪图漂亮，招灾惹祸。如果他愿意这样做，我可以帮他在我老家找一个。当时他总算很勉强地点了头了。
于是我就托我的叔叔帮他找。不久照片寄来了，浓眉大眼，身强力壮，我看着觉得挺不错，至少干活儿准是一把好手。把照片拿去给他一看，他立刻就摇头，对我说：“条件可以降低，可也不能降得太低了呀！你知道我喜欢的是瓜子脸儿或者长乎脸儿，个儿要高，身材要苗条；你看这一个：第一是圆乎脸儿，第二是个儿不高，第三还是个小胖子，根本就没腰身，这不是存心和我过不去么？”我一听跟他没有商量的余地，把照片要了回来，就再也不提这件事情了。
一九七九年年底我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住在招待所里等待分配工作。在这以前，我跟他的父母和弟妹们的关系就处得很好，因此每逢节假日，都要到他家去走走，在他们家吃饺子。那时候他家的三层楼房已经被没收，全家七八口人被轰了出来，挤住在两间窄胡同似的小房间里，还没有厨房厕所，弟弟妹妹大都是工人，有两个妹妹从延安插队回来，还没安置工作，全家收入不高，生活条件相当差。但是每逢我去，全家人都热情招待。
不久，他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回北京后被安置在一家街道印刷厂里，先是刻蜡版，后来跑业务，直到退休以后，还帮厂里干活儿。被没收的三层楼房，也归还了他家。只是小二十年中，坚持他“找不着美的，宁可终身不娶”的信条，尽管一有空就到舞场去转转，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他看得上眼的。至今年过花甲，即便找到一个真正的美女，他既不是大官，手上没有通行无阻的印把子，也不是大款，手上没有千儿八百万，更不是卓有成就的歌星演员、专家学者，一个真正美貌绝伦的漂亮姑娘，为什么一定要嫁他？
不过我却十分佩服他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或曰固执的意志，办不成的事情，宁可不办，也不退让。不像我们，在他面前，一个个都是“意志薄弱者”！
第十九章 他为“殉情”而自杀
──大刘给我讲的故事
（一）右派分子集中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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