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已经被中央肯定是“扩大化”了的。从后来复查平反的数字看，552877个右派中，据说只有5000人左右是“真正”的右派，占0.09% ，而被“扩大化”打击了的人，则占99% 以上。也有人说：至今没有摘去右派帽子的，只有张伯钧、储安平、林希翎等极少数几个；而官方公布的右派总数55万多人也不正确，被公开划为右派加上“内控右派”，总数很可能在100 万以上。如果此话当真，那么“扩大化”的人数，就将是99.99%以上了。
但是这55万多名右派分子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等到复查平反这一天的。其中有许多人，在平反之前就死去了。其中有病死的，由累死的，有饿死的，还有不少是自杀身亡的。
那年月，自杀的人相当多。我因为见得多，有些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但是有一个人的自杀，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永远难忘。这个人叫敖乃松。
一九六二年夏秋之交，被送进北京市公安局系统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被集中到北京市郊区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共有四百多人，在农场北头的“三余庄”新组建一个教养中队，等待安排处理。
这些右派分子们在各劳教单位劳动，经过天天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强挣扎着勉强活了下来，个个面黄肌瘦，几乎脱了人形。有的是用担架抬下车的，如谭天荣；有几个已经送进了太平间，就要埋葬了，居然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如吴弘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都已经到了‘鬼门关’前面了，可是阎罗王不肯收，只好回来继续受这受不完的罪！”
团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所属劳改农场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当时只有犯人大队、劳改释放就业人员大队和少年职工大队。把这些右派分子们送到这个没有教养队的劳改农场来继续教养，当然是一种宽大与恩惠。人人心里都明白：如果中央没有“宽松”的政策，北京市公安局是不会对右派分子们如此“错爱”的。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随后而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加上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谆谆教导，不但为右派分子们重返工作岗位设立了一道高墙，甚至连三年教养期满，也不宣布解除教养。于是一颗颗沸腾的心全都进了冰窖，一下子冻结起来了。
由于看不见前途和出路，集中在团河农场的右派分子们情绪极度低落，一九六三年国庆节的狂欢之夜，原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郑光第勇敢地从北海公园的大桥上面向中南海跳了下去，开创了团河右派“自绝于人民”的先例；紧接着清华大学的学生右派陆浩清精神分裂，死于疯人院。兔死狐悲，缺乏自杀勇气的“同类”们暗暗落泪，却不知道自己他日怎么个死法。
一九六六年，这些改造了近十年的右派分子们不但无望重返岗位，由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然发动，极“左”思潮也在团河农场泛滥，对右派分子的监督管理不是放松而是从此加严，于是三余庄又发生了第二个右派厌世自杀的“消极抵抗”事件。
事情是从“大抄检”引起的。
“三余庄”集中了几百名右派，是全国“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农业单位。但是管理干警们的水平大都很低，与被教育的右派们绝不成比例。特别是右派们满嘴的“外国典故”，管理干警们连听也没听见过。开头一些日子，由于干警们都知道这些右派分子们不久都将重返岗位，执行的是“管理从松”政策，把主要力量放在改善生活上，一心只希望这些骨瘦如柴的“活骷髅”们尽快恢复体力，好身强力壮地从公安局大门走出去。
右派们的“业余活动”有三多：看书的多，写作的多，高谈阔论的多。右派们的行李，铺盖不大，书箱却很重，这是与别的劳改犯们截然不同的最明显区别。每逢星期假日，“三余庄庄员”们有的手捧大部头书，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许多人看的还是原文版；有的人写诗歌、小说、论文或翻译外文著作；有的人则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胡侃神聊，天文、地理、数学、历史无不涉及。对这些“文化活动”，管教干部们并不制止，因为既不妨碍改造，也不惹是生非，再说，干部们即便想过问，也没那水平不是？
一进入“文化大革命”，情况大变：首先是原来的那批管教干部因为对“阶级敌人”太仁慈而被“革命派”轰走了，换了一批不知天高地厚却又自命不凡的“铁拳头”们来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其次是“铁拳头”们采取分化瓦解、“以右制右”政策，把右派们分为“积极分子”、“反改造分子”和“中间分子”三大类，口号是依靠“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并打击一小撮“反改造分子”。所部署的第一个回合，就是抄检右派分子们平时看的都是什么书，然后结合高谈阔论的内容，揪出几个典型的人来，进行批判。
这一“小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敖乃松。
（二）愿与“反动小说”同归于尽
三余庄“业余写作”的人很多，有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有研究古汉语和方言的，有写诗的，也有写小说的，还有个自命不凡的狂人则在写《续国家与革命》。多数人的写作属于“全公开”性质，并不保密，谁爱看就看；只有敖乃松写的东西，虽然不是绝对保密，但除了特别知己的人之外，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给别人看的。“积极分子”们汇报上去，于是队部“盯”上了他，要看看他写的究竟是什么。
世上没有不通风的篱笆。队部的这些部署，自然有“积极分子”们透露出来，于是手头有些外文书或翻译小说的人，为避免“说不清楚”，都偷偷儿把书藏了起来。吴弘达就连夜把他的四本《悲惨世界》用塑料布包上，埋到了地里。可是敖乃松偏偏不信这个，尽管他也听说队部有这样的措施计划，却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正大光明的，无可厚非，不但不想藏起来，还我行我素，继续写作不辍。
有一天，就在大家都下地干活儿的时候，队部留下了几个“积极分子”，在各宿舍翻箱倒柜，来了个彻底的大搜查，敖乃松写的东西，终于让队部搜走了。
大家收工回来，发现被褥被掀乱，包袱被解散，箱子被撬开，除毛选外的书本以及写有字迹的笔记、簿籍之类，大都不翼而飞，尽管心里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有敖乃松，他一发现自己写的东西被搜走，就跑到队部去要求发还。这种做法，不啻与虎谋皮，劳改队中，哪有这种可能？于是当天晚上，敖乃松就悄悄儿上吊自杀了。
幸亏被半夜里起来解手的人发现，救了下来，从此队部派人日夜看着他，不但求死不得，还要接受批判：一批“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书写反动小说”，二批“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
那么，敖乃松究竟写的是什么，值得他用生命为之作牺牲、愿与所写的东西同归于尽呢？
我是一九六二年夏季集中到团河农场的，敖乃松却是一九六五年才从别的劳改单位合并到三余庄来。我和他以前不认识，合并后也不在一个组，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平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与“同窗”们也不大来往，每天收工回家，就低头写作，不问别事。直到他的稿子被搜，对他进行批判，我也只是从“批判家”们的口中得知他在写一部“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而他的答辩，则只有“这都是事实，不信可以去调查”这一句话。所谓“批判”，当然主要是为了“打击反改造分子的嚣张气焰”，并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真会去外调证实，于是在“积极分子”们过足了“批判瘾”之后，敖乃松的“反改造”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和敖乃松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开他批判会的三年以后。一九六八年冬天，团河农场改办“五七干校”，全体人员包括干警、犯人、就业人员、教养人员、少年职工统统搬迁到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去。我们右派教养队被编进三分场。三分场有一个葡萄园、一个桃园、一个苹果园。一九六九年夏秋，我被分派去看守葡萄园，敖乃松被分派去看守桃园。两园相距不远，我们经常互相拜访，品尝彼此所看守的“佳品”。敖乃松爱好音乐，善唱歌，会作曲；我也爱好音乐，还会拉拉小提琴，加上我们两个都爱写，有这样几个“共同点”，我们的关系逐渐近了起来，终于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通过多次点点滴滴的交谈，我对他的身世以及所谓“书写反动小说”的来龙去脉，才逐渐地有所了解。
（三）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敖乃松是我国著名摄影家敖恩洪老先生的长子。敖恩洪老先生是《中国画报》的摄影记者，共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敖乃松受家庭的影响，从小爱好文学，对古典诗词造诣颇深，更爱好音乐。
一九五五年，敖乃松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即将分配工作，毕业体检的时候，忽然发现患有肺结核，而且已经是中期。他父亲年纪已老，母亲又有病长年卧床，平时还要靠他父亲照顾，如今他也病了，母亲既无法照顾他，更不能增加父亲的负担，商量的结果，只好申请暂缓分配，回到常州的外婆家去休养治疗。
他外婆家在常州乡下，有一所老式的木结构房子，虽然不是很好，却宽敞而舒适，他小时候就在这里住过。常州是个美丽而富庶的鱼米之乡，他外婆家的屋后是一条小河，常有帆影在窗前慢慢儿移过，河水清澈，游鱼可数；屋子旁边种着几棵桃李果树，环境清幽，确实是一个养病的好去处。老外婆虽然年事已高，但很健康，也很勤劳，自己养得有鸡，蛋是天天有得吃的，还常常给他炖鸡汤喝，加上小外甥善于捕鱼，经常有鲜美的活鲫鱼汤喝，可以说生活过得很舒服。那年月，肺结核已经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一面有雷米封、P.A.S.之类的特效药，一面有老外婆的悉心照料，他的身体终于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疗养生活，无非是早晚到户外去散散步，白天在家里看看书，偶然也和姨表兄妹们聊聊天儿，日子并不难打发。
在他住房的前面，是一条通往乡村小学去的路，每天早中晚，他都能够看见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从他窗前嘻嘻哈哈、跳跳蹦蹦地走过。小学生嘛，一般只有八九岁、十几岁，但是他在这群孩子中间，却发现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明显地要比别的孩子高出一个头，真有点儿“鹤立鸡群”的样子。说她是小学生，年龄似乎偏大了点儿，说她是老师，年龄似乎又太小，何况她与同伴们走在一起，从神态言语中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样子来。她嗓门儿大，嗓音儿甜，隔着窗户看去，长得还相当美。由于她情况特殊，敖乃松不免多注意她一些，时间一长，他不用看，单听声音，就可以判断这个姑娘是不是在这群孩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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