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写得很简单，无非是投石问路的意思。信中大致说了说这二十年的经历及现状，末尾写着：“要不要见面，我现在还没想好，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这是他们分手以后他写给她的第二封信。因为有第一封信的经验，此信发出后，他没像当年那样急切地盼望回信。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很怪，殷切盼望回信的时候，一直没有回信；这次不抱回信的希望，发信后不到一星期，她的回信就到了。他有点儿激动，毕竟分别二十年了。
信中说：“于昨收到你的来信，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分别了五分之一个世纪，咱们终于又能通信了。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信中也谈了她这二十年的大致情况：“你走了以后不久，我便回校学习。从新从一年级读起，所以直到六二年才毕业。毕业后与同班同学刘邵结了婚。生有一子。‘四清’中刘受我株连，经不起批斗，上吊自杀了。‘文革’中经人介绍与同校的一位姓傅的体育老师结了婚，生有一女……”信的末尾她用大字写出：“我很想见到你。我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你见面。我急切盼望与你相见。”
收到她的这封信，正好北师院电召老高去领困难补助款。他是三月十五日去北京的，出发前，他给她发了一封信，约定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在天坛公园西门售票处相见。信中写着：
“时隔二十年，你我都有很大变化，说不定谁也不认识谁了。到时候我上身穿一件黑色皮夹克，左手拿一张《人民日报》……”
三月十八日上午八时，老高早早地来到了约定地点。一看时间尚早，天气还有点儿冷，就到附近一家商店里去避寒。隔着玻璃橱窗搜寻外边行人中她的身影──他的记忆中，陈祯祥的形象还是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
快到九点钟了，他出了商店，向公园售票口走去。售票口前面人不多，他看到一位留短发披着纱巾的中年妇女，正在四处张望，就径直向她走去。她一回首，也发现了老高──尽管分隔了二十年，可是一见面，即便没有联络暗号，彼此居然还都能够认出来。
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四目对视，沉默了足有三分钟。彼此都有二十年的苦衷想倾诉，只是心情激动，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老高先开口打破了沉寂：“到天坛里坐坐吧！”
他之所以把约会地点安排在天坛公园，就是想利用这里的环境，便于畅谈。不料她却说：“还是到我家去吧！”
“大韩继中学？”他惊讶地问。
“不，我的家在周口店中学。从天桥坐车去，很方便的。”
“我不愿意见到你丈夫。”
“他今天不在家，带学生到北京考试来了。”
他一听有这样好的机会，说了声：“好吧！”就与她一起朝天桥汽车站走去。
路上，他点着一支烟，她看了他一眼说：“也学会抽烟了？”
“六四年开始抽的。我感谢这玩艺儿，是它伴随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为健康计，少抽些吧！”
“谢谢你。怕是恶习难改啦！”
到了周口店中学她的家，她就忙着点火做饭。老高说：“别麻烦了，我不吃饭。咱们还是抓紧时间聊聊这二十年吧！”
她说：“千里迢迢来一趟，不吃饭我心里好受吗？我做简单些，烙饼炒鸡蛋。咱们边做边聊。”
她的家，实际上是周口店中学体育组的两间器材室。外间堆着一些体育器材，兼作厨房，里间是卧室，有一张床和一些简单的家具。她在外屋做饭，老高在里屋踱着步与她聊天。她间或也到里屋坐一会儿。
老高问：“两个孩子呢？”
“都在城里上学，住姥姥家。”
“你知道我最不愿看见你屋中的哪件东西吗？”
“哪件？”
“这个东西。”他指了指那张双人床。
“别想那么多，这是历史的误会。”
“你们相处得好吗？”
“一言难尽，等有时间慢慢讲给你听。”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你真是急性子，这么快就切入正题。咱们先不聊这个，说说别的行吗。”
“好的，有一个问题我憋了二十年，今天可以问了。”
“什么问题？”
“五九年的十月，我从劳教所给你写过一封信，你收到了吗？为什么不回信？”
她听了这话，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脸色立刻黯淡下来，眼中浸着泪花，低声说：“我料到你会问这件事的。我知道你为此恨了我二十年。我明白你当时多么需要我的回信，可是我却没写。你无法了解二十年前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到你那封信的。”
“说说看。”
“已经成为历史了，还有必要重复吗？”
“是的，我想知道。”
“那好。我告诉你。你走后不久，我就随下一届新生上课去了。有一天，支部书记通知我到党委办公室去一趟。我是课间操时间去的，办公室至少有三个人。他们递给我一封信，我一看那熟悉的字，立刻就知道是你写的。那位负责人说：‘打开，念一念。’我拆开信，匆匆看了一遍。你的信写得很细，连我替你买牙刷、手纸一类的事都写上了。我看完信，随手就扔给了他们，没有读。我说：要看，你们自己看吧。他们中的一个人拿过去看了，说：‘陈祯祥，让你回校上课，是对你的照顾，你应该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你必须割断与高××的一切联系。否则，后果你知道。’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我能怎么样？又敢怎么样呢？已经送走了一个，还要再搭上一个吗？……”
“饼煳了！”她滔滔不绝地说，忘了锅里还烙着饼。老高闻到了煳味儿，大声提醒她。
她出去翻了饼，又回屋接着说：“你恨我吗？”
老高说：“不，当时只有失望。如果恨你，就不会有第二封信，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重逢。”
“是我害了你，如果没有咱们的事，你也一起复学了。”
“时也、运也、命也。怎么能说你害了我呢？我不写那篇文章就成不了右派，成不了右派也就不会爱上你。何况‘咱们的事’本身就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呢！你无需自责。如果把我这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拓宽一下来看，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因为我的人生轨迹比起常人来要坎坷、曲折得多，拓宽后的面就比常人的更大。也就是说，我对人生各种滋味的体验，比常人要丰富得多。有些东西是任何大学里也学不到的。这不是阿Q 思想，这是真的。”
“别说了，先吃饭，边吃边聊。”
她端上来烙饼炒鸡蛋。
面对香喷喷的饭菜，老高揶揄地说：“这还是咱们相识以来你亲手为我做的第一顿饭呢。”
“今天先凑合一顿，以后有机会多给你做几个菜。”
“谢谢，机会恐怕不多。”
“只要争取，会有的。”
“喝酒吗？”
“有啤酒喝一杯，白酒不喝。”
她打开了一瓶啤酒，每人倒了一杯，她端起酒杯说：“为我们的重逢，干！”
“为我们的劫后余生，干！”……
饭后，她麻利地收拾完碗筷，又重新洗漱打扮了一番，端着一杯清水走到小高面前说：“你也漱漱口。”
老高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接过水到外边漱了口。等到进房来，她正静静地站在屋子的中间，张开两臂等待着。情绪有些激动，加之喝了点儿酒，脸红红的。他立刻将她揽入怀中，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她仰起头，仔细端详着老高，用手梳理他的头发，感叹地说：“都有白头发了。”
老高说：“六四年开始有的。”
她问：“六四年是怎么回事儿？烟是六四年开始抽的，头发也是六四年开始白的。”
老高说：“六四年的五月，教养期满，应该放我们，但却到期不放，当局又不说明任何理由，而且一关就是十几年。”
听了这话，她立刻问：“如果当时放你出来，你会找我吗？”
“当然会！六三年十二月我请假回家，就到你家找过你，可是没找到。你们什么时候搬出市府大院的？”
她说：“六一年就搬出来了，现在妈妈住在西单。”接着她又很惋惜地说：“真是阴错阳差，两头都耽误了。六四年如果你出来，没准咱们就成功了。”
“那是怎么回事儿？”
她说：“刘邵是六四年死的，那时候我精神极度空虚，特别想念你。”
“命也！命也！”老高慨叹了。
时间过得很快，说话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老高不得不告辞了。他们一起走到公路旁等候公共汽车。临别时，她说：“写信！”
“会的，你等着。”老高说。
分隔二十年的劫后第一次会面，就这样苦涩地结束了。
（二十）再摆美酒做“刘郎”
“重逢”好像是命运对他的垂青。思念了二十年的恋人，终于又见到了，而且感情有增无减。老高从内心里感谢上帝的这个安排。然而，后来的结局，再次说明了这是命运对他们的又一次嘲弄。短暂的欢乐与兴奋的背后，暗藏着不尽的抑郁与烦恼。
时过不久，老高就收到了陈祯祥的来信。随信寄来了她亲手抄的两张歌篇。一首是《送别》，歌中有：“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借以表达那天她送“高君”到“大路旁”、“大树下”的心境；另一首是《祝酒歌》，歌的结尾处有“待到理想化宏图，咱们重摆美酒再相会……”的词句。分明是借这支歌暗示什么。
后来的书信往返就十分频繁了，差不多每周都有两封信往返。信中什么都谈。谈过去二十年的经历，谈现在的衣食住行。有时在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一些对未来的憧憬。两个人憋了二十年的感情，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喷射出来了。那炽热的程度不逊于岩浆。这一切都证明了她仍在深深地爱着他，他也热烈地爱着她……
然而，老高已经不是当年的小高了，而是为人夫，为人父的人了；她也不是当年的她了，而是为人妻，为人母的人了。这种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实，残酷而又痛苦地折磨着两颗并不年轻的心。
有什么法子呢？那段时间他们只能通信，靠信中热情温馨的话语，来抚慰对方伤痕累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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