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了。母亲送他们到小河边，站在河的东岸，手搭凉棚目送西去的儿子。小高与陈祯祥过了小桥，回首眺望，见母亲还没有离去。两人向妈妈挥挥手，算是最后的告别，心里都酸酸的。因为这一别，他们就要去走“自己的路”，是不是还有再见面的日子，可就难说了。
（十四）盯稍的是个业余小特务
两周的寒假，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回校后不久，就接到通知，所有劳动考察的右派，全部转移到北京东面的密云钢铁厂去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
据说，密云钢铁厂是五八年“大炼钢铁”时代由北京团市委和高教部投资兴建的，号称“共产主义的大熔炉”。劳动者主要是从各厂矿抽调的技术工人和北京市高等院校的学生。把各大学二类处理的右派放到那里去改造，在当权者看来当然是十分理想的地方。
小高在密云钢铁厂砸过矿石，开过电锯，还当过炉前工。
离开学校，来到密云，这对他们的“来港”计划，无疑将增加许多难以克服的主观方面的困难。此外，在客观方面，由于著名翻译家、右派分子傅雷之子傅聪（著名钢琴家）在五八年“出逃”，使得最高当局加强了出入境的管制。门户本来就很严的“毛家大院儿”，大门关得更紧了。
这期间，他们也曾与英国驻京代办处通过电话，但回答是十分客气的一句“爱莫能助”，十足的外交辞令。祯祥又与她父亲通过几封信。大概正因为这频繁的通信，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他们两个还都蒙在鼓里，全然不知道已经被人家“盯”上了。
北师院党委派往密云管理右派学生的干部有两名，一名叫杨鸿运，一名叫孙某某（他的名字小高当然永远不会忘记，回忆录中写得清清楚楚，我这里姑隐其名）。杨鸿运为人忠厚，对右派学生们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他从西山一直跟着学生们到密云，像朋友一样对待这些“犯错误的学生”。时隔二十余年之后，在一九八○年的某一天，小高曾经与杨鸿运邂逅相遇，当时他在《北京日报》当编辑室主任。谈到二十年前的往事，两人相对哈哈一笑了之。孙某某则为人阴险而狡诈，心地恶毒。一到密云，他的两只鼠眼就盯上了小高和陈祯祥，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而不露声色。他对他们的恋爱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对策，而把重点专注于他们的“来港”计划。
到了密云之后，一切作息时间都跟着工厂走，于是右派学生们每月也有了两天的法定公休日。小高与陈祯祥常常利用这两天假期进城幽会，住在学校为劳动考察的右派学生们返京而提供的房间里，商议“来港”的一些细节。这些活动，孙某某全都知道，而且总要派一个人在暗中监视他们，而他们当时却全然不知。
有一次，他们从密云进城，下了火车就已经是晚上十点钟，转乘102 路无轨末班车到甘家口下车，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只好步行去北师院。两个人相依相偎地沿着阜外大街一直向西走。时间已近午夜，路上行人很少，却不知道自己身后居然还会有尾巴。小高见天空中挂着一弯残月，面对此情此景，突然想起了李煜的一首《乌夜啼》，就低声吟诵：“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祯祥听了说：“不对，两个人有说有笑，是‘无言’吗？是‘独自’吗？是‘寂寞’吗？”
小高笑了起来：“咱们与李后主相隔一千多年，哪里会有相同的意境？借用一下词句罢了。”
时已深夜，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他们俩就直接住进了北师院中文系四楼的一间房间。学校放假了，整座楼空荡荡的，只有他们的屋子里亮着灯光。他们匆匆洗漱完毕，刚息灯就寝，忽然听见楼道中有轻轻的脚步声。小高推了推祯祥，小声说：“你听，外边有人。”
她也听见了，惊讶地说：“都过了半夜了，怎么还会有人呢？”
两人再侧耳细听，脚步声又没了。小高要起来开门去看，小陈一把搂住了他，负气地说：“管他是谁呢，别理他，咱们又没犯法！”
小高叹了口气：“作为两个自然人，咱们并没有犯上帝的法；可是作为北师院的学生，作为毛家大院儿里的贱民，他们说你犯法就犯法。咱们俩被判劳改，你说犯了什么法了？”
第二天，他们俩故意起得很晚，倒是没人来敲门。中午到食堂吃饭的时候，忽然看见与他们一起在密云改造的数学系的一个右派，也在食堂的一角吃饭，还贼头贼脑地直往他们这边看。他们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终于明白了：昨晚跟踪他们的那个人，原来就是这个业余小特务！
两天的假，必须按时归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他们不但是被监督劳动的右派学生，而且享受着特殊严密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来港”计划，根本无法付诸实施。
（十五）小高“升级”了
到了五九年九月，密云钢铁厂终于下马。一夜之间，昔日喧闹的工地，变得冷落而萧条。各路人马纷纷撤离。所有的右派学生，也奉命撤回北师院进行整顿学习。
所谓“整顿”，是国庆十周年前夕中央对右派分子的一种“甄别”对策。在“反右斗争胜利”两周年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在中小学老师中继续开展“反右运动”。据说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当中，几乎有三十万就是在五九年到六零年的“继续反右”中“找补”进来的；另一方面，则在已经定性戴帽的右派分子中间进行甄别，对表现好的或有典型意义的右派，宣布摘除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对表现恶劣、抗拒改造的，则“升级处理”，轻的送劳动教养，重的逮捕判刑。
北师院的“整顿学习”，由院党委指派的政工干部孙泽先坐镇，在这三十几名右派学生中，发动“积极分子”，寻找“抗拒改造”的批判对象，进行揭发批判。
这些过去被别人批判的人，如今能站出来批判别人，而且孙泽先代表校领导明确宣布这是右派们“立功赎罪、争取摘帽”的大好机会，因此一个个全都分外卖力。
要找批判对象，小高自然首当其冲──明面上摆着两条：改造期间谈恋爱，而且非法同居；暗中还掌握着一条：有“去港”的动向。
“批判”不是目的，孙泽先的目的是想通过批判搜集他的罪状，以达到对他“升级”处理的目的。
“恋爱”问题，反正是正大光明的，也不想否认，两人都作了检查。别的问题，事关重大，两人都咬紧牙关，死不认账。
开了几次会，孙泽先见他们铁嘴钢牙死不承认，就在会上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点儿陈祯祥与她父亲通信的内容以及与英国代办处通电话的事儿。看起来，校方曾经偷看过他们来往的信件，至于给英国代办处打电话，校方怎么也会知道呢？难道通往外国使领馆的电话，中国的特务机关都装有窃听器不成？！
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们还是不承认要一起去香港的事情。陈祯祥的父亲在香港，她父亲的来信中即便有“来港”字样，也是情理中事情，并不违法；至于给英国代办处打电话，他们当时就留了个心眼儿，只说是北师院的学生，没报真实姓名。北师院有几千人，怎么证明电话就是他们打的呢？
批判会陷入了僵局，他们的问题暂时“挂”了起来。好在孙泽先并没有宣布不许他们两个单独外出。一个周末的下午，他们一溜溜到了动物园。一边溜达一边商量对策。
小高说：“如果还不采取行动，咱们的计划要流产了。”
小陈反问：“监视得如此严密，怎么行动？万一被抓住了，不是授人以柄吗？”
小高说出了他的担心：“我估计，他们要对我下手了。”
小陈摇摇头，天真地问：“不就是批判批判吗？反正已经这样了，还能拿咱们怎么样？”
“只怕要‘升级’，送劳动教养。孙泽先正憋着拿我当典型呢！”
“那么我呢？”
“有你爷爷的仙气护着，估计对你会网开一面。再说，送走了一个，拆散了一对儿，矛盾不就解决了吗？”
她沉思了许久，忽然问了一句离题千里的话：“你看过电影《流浪者》吗？”
“看过，还是上中学的时候看的。”
“你记得影片结尾丽达说的话吗？”
小高不加思索地回答：“记得。是‘我等着你’。”
“你相信吗？”这时候的祯祥，天真得像个小学生。
但是小高却一点儿也不天真，竟硬梆梆地回答：“那是电影。我相信‘誓言是写在水上的’这句话。”
她有点儿动情了，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说：“那就试试看吧！”
她说的“那就试试看”，当然是心里话，是经过认真思考，有充分思想准备的，绝不是随口而出的“一时冲动”。这句话给了小高极大的安慰。在后来漫长的劳动教养生涯中，这句话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无穷的力量。
小高是个体育爱好者，喜欢看各种体育比赛。五九年的九月十五日，是第一届全运会开幕的日子。他卖了一些旧书，筹资买了两张票，打算与祯祥一起到工人体育场观看全运会的开幕式。
九月十三日是星期天，但是那天一早孙泽先就通知所有的右派学生不许外出，等待开会。
“十三”是被西方人看作最不吉利的数字。五九年的九月十三日，尽管那一天不是星期五，恶运却果真降临到了小高的头上。
上午十时许，孙泽先吹哨，让三十几名右派学生在宿舍楼前集合，就地坐下。那时候学校已经开学，引来了围观的学生有数百名之多。会议程序非常简单，只有一项：就是由孙泽先代表校部当众宣布：“右派分子高××在劳动考察期间，抗拒改造，企图逃往香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送劳动教养。……”
这时候，从停在旁边的一辆黑色轿车中钻出两名穿白色上装的警察来，走到小高的面前，一个从公文夹中掏出一张“劳动教养通知书”，让他签字。事情到了这一步，小高觉得无话可说，就痛快地签上了字，居然连那纸上写了些什么也没看。签完了字，另一位警察就说：“把校徽摘下来！”
这时候，小高突然聪明起来，耍了个滑头，指着祯祥对那警察说：“请等等，我与她的校徽是换着戴的，请允许我换过来。”
他慢步走到陈祯祥的面前，轻声说：“我走了，你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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