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重逢，犹如长期在大漠中跋涉的人找到了一泓甘洌的溪水，拼命地喝呀，喝呀，以解难熬的干渴。
有一次老高收到她的一封信，刚一开封，就有一股异香扑来。待到抖开信纸，发现有几朵刚绽开的茉莉花，夹在其中。信中写着：
“清晨，发现我的茉莉花开了。这盆花好几年没开，积蓄的营养一下子喷发出来，今年开得异常的多，也分外的香，好像预示着什么。故不敢独享，摘几朵给你寄去。这花香也带去了我的体香……”
仅凭书信传情，已无法满足双方感情的需求。他们寻找一切机会相会。老高准备利用“五一”节的机会再次去京。行前给她发了一封信，告之：
“我四月三十日去大韩继中学看你，望你为我安排住处。”
大韩继中学距她的家──周口店中学大约有十几里的路程，她每周回一次“家”。
他是四月三十日下午抵达大韩继中学的。因为第二天是“五一”，老师们大都回家了，她为了等老高才没有走。见面后老高问她：“今天你不回家，怎么跟‘他’说的？”
“直说。告诉他有个老同学来访，今天不回家了，明天去妈妈家和孩子过‘五一’。”
“他会不会怀疑什么？”
“不会，他并不在乎我回不回家。我不回家，也许对他更方便。”
“这话怎么讲？”
“说来话长，咱们也不能一见面就谈这个问题。你刚下车，旅途劳累，先洗把脸，然后吃饭。饭后有的是时间，咱慢慢儿聊。”
这顿饭她准备得很丰盛，炒了几个菜。两人相对而饮，相对而谈。
她喝了点儿啤酒，脸红红的，话也多起来：“我的第二次婚姻，从一开始就很勉强，因之也就无幸福可谈。”
“谈谈经过好吗？”
“刘邵死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由于我的特殊身份，自然成了红卫兵揪斗的对象。白天被批斗，下了班还要照顾孩子。生活实在艰难。到了六七年，军宣队进驻学校。一位好心的军代表看到我们孤儿寡母的艰难状况，就劝我再成个家，而且给我介绍了我校的体育老师──就是我现在这个丈夫。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确实需要有个人帮我一把，就同意了这门亲事。他人倒是不错，但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加之他对我的儿子不太好，我们常常为此发生口角。没办法，我只好把儿子送到姥姥家上学去。后来我调到大韩继中学，不常回家，他和一位女运动员关系暧昧。被我觉察后跟他闹了几次，但他死不承认。上次咱们在天坛见面的那天，他就是陪那位运动员去报考体校……”
听了她不紧不慢的叙述，老高终于明白了她上次说的“一言难尽”和这次说的“说来话长”的真正含义了。简而言之，也是一宗错位的婚姻。他的心变得沉重起来。上帝为什么对我们如此不公？政治上的灾难一个连一个地折磨还不够，还要从家庭婚姻上折磨我们，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高叹了口气，说：“我的境况并不比你强。我现在的妻子是我在劳改农场认识的，七一年结婚，婚后发现她是个典型的北京小市民，又是头标准的‘河东狮’。儿子周岁以后，她就带着孩子回北京了。从此她四处飘荡，居无定所，如今在涿县住着。只因她为我生了个儿子，所以我们还保持着名义上的夫妻关系……”
她说：“这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无法改变的了。”
“既然如此，咱改变个话题，聊点儿轻松的。”
他当时想转换话题，是不愿把那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继续下去。因为他十分明白，继续聊下去也不会改变什么，反而会给双方带来无尽的烦恼。
她说：“好吧！聊什么？”
他说：“我有个想法，说出来你听听，看是否可行。”
“请讲，我洗耳恭听。”
“三中全会以后，一切错误的问题都在拨乱反正。中央对你爷爷的评价也有所松动。你作为他的后人，是否应该做点儿什么？”
“我能做些什么呢？”她说。
“关于陈独秀问题的研究文章，最近我从报刊上读到一些。搞学术研究，你我的功底还不够，我想为他写传。以你我两人的力量，完成这个任务，我想还是能够胜任的。由他的后人写传不是比让旁人写更适合吗？”
“这个提议非常好。可是，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能做些什么呢？”
“写传，首先要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个工作你做起来比较方便。第一，你在北京，找资料方便；第二，你是他的孙女儿，采访一些有关人士也方便；第三，可以从亲友手中找一些相关的资料；第四，可以求得你爸爸的支持，搜集国外的资料。整理资料、动笔由我负责。你意下如何？”
“太好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真遗憾，咱们要是生活在一起该多方便！”
避不开的话题，绕了一圈儿又回来了。听了她的话，老高无言以对。
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不得不提出：“我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就在隔壁。隔壁的老师回北京，我把钥匙留了下来。走，我给你去铺床。”
时间已近午夜，她铺好了床，又坐了一会儿，说：“时间不早了，你也累了，早点儿休息吧！”
老高见她情绪有点儿异样，起身告辞的时候有些迟疑，就贸然地说了一句：“你这就走吗？”
她沉思了一会儿，说：“过一会儿你到我那里去吧！稍微晚一点儿过去，这儿的人杂。”
他说：“好的，等着我。”
……
这一夜，他们把中断了二十年的感情又牢牢地衔接在一起了。那么投入、那么融洽、那么默契……有道是“小别胜新婚”，何况他们是阔别了整整二十年呢！
（二十一）属于我的，就要争取
第二天他们一起回到北京。在路上她告诉老高说：“我正联系往北京市内调，北师院二分院答应接收。等我调回城里，搜集资料的事儿就比较好办了。跑图书馆、资料室，采访相关的人都比较方便。再说，你来北京，也不用再跑周口店了。”
老高说：“那太好了。我来北京不愁住的地方，在北京我有许多朋友。另外，我听说北京正在落实私房政策，孩子他妈北京有座私房，过不了多久，他们娘儿俩就可以搬回北京来住。那时候咱们见面就方便多了。”
不久，她的调动果然成功，到北师院二分院任中文系秘书兼教古代汉语。
七月的一天下午，老高正在办公室备课，忽听窗外有人问：“高老师在哪个办公室？”
老高一抬头，她正推门而入，急忙迎了上去，问：“你怎么来了？”
“没想到吧？”她回答。
他急忙把她领到宿舍，给她倒上一杯水，说：“事先怎不来封信？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
她说：“就是要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高兴吗？”
“当然。”
她又说：“我也是临时决定的。你看过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吗？”
“没看过。”
“前天我和妈妈一起看的。电影中叶塞尼亚的话提醒了我，‘属于我的，我就要努力争取’。你应当属于我，我要争取！所以我决定来看你。妈妈非常理解我，陪我买车票，为我照看孩子，我才得以成行。”
“妈妈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连名字都没忘。妈还说你挺朴实的。”
“上帝又给咱们出了个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恐怕不亚于二十年前。只不过当时的阻力是来自政治上的，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说牺牲了整个青春；这次的阻力是来自社会的，家庭的，要想克服它还必须付出代价。上次我去周口店，听说你的家庭并不理想的时候，头脑中就产生过可否把这历史的车轮再倒回二十年前去的想法。只是考虑到会有重重的困难，才没有说出来。我怕你下不了决心，说出来会无端给你增添烦恼。说心里话，如果我看到你生活得很幸福，我将一无所求，充其量咱们做个好朋友。可事实是你恰恰不幸福。”
她说：“咱们还都不算老，还有几十年好活，不挣扎一下，怎么就能说没有成功的希望？我已经下决心离婚。妈妈支持我。”
“孩子呢？”
“两个孩子我都要。他们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
“那对方会同意吗？”
“尽量争取，我估计问题不大，他与孩子没感情。”
“那好吧！只要你能成功，我就一定能挣脱出来。不过，应该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困难少不了。现在不是二十年前，只有你我两个人。现在是涉及到两个家庭，七口人呢！”
她说：“是的，这我都想过。但是，不挣扎一下，我不甘心。”
说着话，天色已晚，老高说：“回家吧，就是二十年前你去过的那个家。妈妈、哥嫂都会欢迎你的。咱们还没吃饭，回家吃去。”
从石门寨到老高家只有几里路，但到家也已经是掌灯时候了。见了妈妈、哥嫂，她立刻被热情欢迎的气氛所包围。妈妈拉着她的手左看右看，哥哥问寒问暖，嫂嫂立马做饭。
老高说：“你先洗洗脸，吃完饭早点儿休息，明天我与你一起回北京，我们也快放假了。”
第二天，老高和她一起回到北京。在车上她说：“到北京回家吃顿饭，顺便见见妈妈和两个孩子。然后，咱们一起回二分院去住。”
“一切听从安排。”
下午，老高跟她一同到西单安儿胡同她母亲家，见到了阔别二十年的许桂馨伯母。她苍老了，但精神很好，也很健谈。寒暄之后，问她：“伯母，您还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你第一次来我家是和一位姓呼的同学一起来的。”
老高说：“那时候您住在市府大院。”
她说：“对，对，当时是与她舅舅住在一起的。”
她问起这二十年的经历，老高一面说，她一面不时发出感慨的叹息。
吃晚饭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回来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两个孩子见了客人都很有礼貌。男孩儿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眼里很有活儿，不停地帮助做这做那。女孩儿性格开朗，话也多。第一次见面，就一点儿也不拘束。老高给孩子们每人二十元钱，算是见面礼，孩子们都推脱不要，姥姥说：“舅舅给的，你们就收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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