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李国辉的副官的种种努力好比大海捞针，基本上没有线索。一连许多天，我顽强深入金三角腹地采访，同时到处打听李国辉的副官的下落，然而收效甚微。杂乱的历史碎片无法与现实图案拼贴起来，历史暗河错综复杂，常常令我寸步难行。我焦急万分，眼看宝贵时间在我眼前一点点流走。
3
这天我们偶然途经一个地名叫马鹿塘的掸族寨子，停车歇脚吃饭，这个寨子很小，小得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记。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向导小米和司机小董三人。小米小董都是金三角汉人，也是国民党残军后代。我由小米陪同到处走动，拍资料照片，同山民拉闲话，问些看似不经意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我发现在金三角的人对于外人的到来总是很戒备，眼睛里露出警觉，好像外人都是奸细。我认为这种对立状态都是因为长期封闭和缺少交流造成的，问题是战争状态下人们是不可能互相信任的。我的采访显然属于引人注目的那一类，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许多不友好的目光，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反正这些古怪目光常常令我心跳，如同芒刺在背。这天我从当地人口中偶然得知，寨子里有两个汉人老头，谁也说不清他们有多大年纪，反正已经很老很老，算得上当地的古董。据说他们从前都是“小李将军”的部下。
我不禁大喜过望！
“小李将军”就是李国辉，是金三角人区别于另一位国民党将军李弥的称呼。感谢上帝，工夫果然不负有心人！屈指算来，李国辉时代距今已经半个世纪，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他的副官如果活着当然应该很老很老。我私下已经确信，我苦苦寻找的李国辉的副官一定就在眼前。
我当即决定改变日程住下来，然后迫不及待登门造访老人。金三角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贸然登门是件不得体的事情。我按照村民的指点，去大路的镇上购买了一些价格不菲的礼品，比如美国奶粉、西洋参、韩国高丽参之类，作为见面礼品。当我拎着这些沉甸甸的礼品，就像拎着自己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忐忑不安地敲开寨头一家铁皮屋门，一股历史的霉灰扑面而来。
我一眼就看见那个老人。
他是个真正的耄耋老者，像个木乃伊，偎在火塘边，佝偻着身体，裹一条当地掸族人的毯子，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一般。我看见火光在他干枯的脸皮上跳跃，投下许多皱褶的阴影，他的脑袋看上去好像落了一头霜，或者因为潮湿的雨季发霉长出白毛来。他听见动静只动了动眼皮又慢吞吞地合上，我觉得他像一只千年老龟，已经从唐朝或者更早的古代活到现在。漫长时光将一个大活人雕刻成这般模样，他简直是块会呼吸的化石。
一个中年妇女，我猜想她是汉族，尽管她的衣饰是掸族，她的身份应该是他的孙媳妇之类，凑在老人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化石慢慢睁开眼睛，这次我看清他的目光并不十分浑浊，就是说还没有老到糊涂昏聩丧失记忆的地步，这一发现令我振奋。老人目光并不到处费力寻找，而是准确落在我的脸上，我相信他是凭直觉，或者凭气味嗅出我的陌生气息。火塘的光亮反射在他枯萎的眼窝里，我怎么看都觉得他更像马王堆出土的古尸。我恭恭敬敬献上礼品，中年妇女立刻替老人把礼品收走了，然后对我说：“你跟他说话大声些，他耳朵背，你坐过来挨着他。”
我当然巴不得挨着采访对象，经验告诉我，这样做会缩短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老人像木头雕像一样久久凝望我，我猜想他久居深山，已成洞中之人，不食人间烟火，他大约久未接触像我这样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不速之客吧？当时我身穿一件米色短采访服，右肩挎一架微型摄像机，左边是自动照相机，胸前挂着采访包，兜里暗藏采访录音机。他蠕动着嘴巴说一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清，我以为那是一句缅语或者泰语。我凑近他耳朵大声问：“您说什么？”
他没牙的嘴巴又蠕动起来，这回我听清楚了，他说的是汉语，而且是北方口音！他像一只漏气的风箱，嘶嘶地说：“你从香港……来吗？”
他居然知道香港！我摇摇头，他又嘶嘶地说：“从……台湾来？”
我大声告诉他：“我不是从台湾来。我是大陆作家，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看见他眼珠亮了亮，接着又暗淡下去，好像电压不足的灯泡突然断了电。他脸上并没有显示出惊讶的表情，我想这是他面部肌肉老化，神经已经失去作用的缘故。铜壶里的水噗噗地开了，溅到火塘里，灰尘扬起来，老人忽然大声咳嗽起来，肺腔里好像充塞着许多棉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表情很痛苦。我连忙替他捶背，我猜他一定患有老年性哮喘或者肺气肿之类疾病。
我想起采访包里有咳嗽药，就取出来请他服用，但是遭到拒绝。我看见他的腰越佝越低，身体蜷曲，好像在同体内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我想要是在城市，他怎么也得住进医院治疗。后来还是那个中年妇女出来，端了半碗黑糊糊的什么汤汁，大约是草药吧，帮助他灌下去，他的咳嗽才渐渐平息下来。咳嗽耗尽老人体力，他呼哧呼哧地喘息着，渐渐沉入半睡半醒的休眠状态。
我只好轻手轻脚地告辞了。
4
没想到第二天再次登门拜访竟吃了闭门羹，中年妇女面无表情地说，老人身体不适。此后几次求见均遭婉拒。
我明白这是老人不愿意接受采访，也就是说，我这个来自大陆的作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至于其中原因，我猜想可能是历史遗留的意识形态对立起作用。我愤愤想现在什么时候了，海峡两岸都在搞统一，一国两制，实行“三通”，他这个老顽固怎么这么死硬，还生活在发霉的阶级仇恨里？万般无奈，我只好转而拜访另一位老人，不料登门才知，那人早已中风瘫痪，老年痴呆，连话也不会说，我只看见一具会呼吸的干尸。
很显然我在这里遭到无情阻击。问题在于，主动权操在别人手上，我该怎么办？说服老人，帮助他超越意识形态对立，或者向他宣传大好形势，再讲一遍关于我父亲参加中国远征军，我著名的姑婆如何嫁给蒋纬国先生的故事？恳求他帮助我，以情动人？如此等等，我绞尽脑汁，可是老人根本不给我机会。老人闭门谢客，一连两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欲罢不能，我该怎么办呢？
这天下午寨子里发生一件大事，这事看似与我这个外来者无关，但是它的结局却意外改变了我的处境。一个年轻产妇难产，情况危急，惊动全村人。需要说明的是，我下榻这间小旅店是村里惟一的旅店，其实也说不上旅店，一间大房子几张竹床，相当于乡村大车店，平时只有过往马帮歇脚。店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掸族人，名字叫若埃（音译），会讲几句汉话，他慌慌张张来敲我的门，对我结结巴巴说：“客人救救罕娜。”
罕娜就是那个年轻产妇的名字。我弄糊涂了，连忙声明我又不是医生，拉我去做什么？若埃不肯松手，一直把我拉到一间被称作“公房”的大房子里。公房外面围了很多村民，我看见那个老人家的中年媳妇也在其中，大家表情沉重，默默让开一条路，好像我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救星。
等我进屋一看，倒把我吓得出不了声，原来根本没有什么穿白大褂的医生，除了香案上供着菩萨和供品，只有两个面孔黢黑的老女人（接生婆）在摆弄那个产妇。产妇已经没有声气，地上淌了一摊发黑的血，很明显接生婆已经束手无策，她们只好不停地往产妇嘴里灌黑糊糊的汤汁。即使我从未学医，我也看出来如果再折腾下去大人孩子肯定都没命了。
我在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里讲述过一位上海女知青死于难产大流血的故事，那是二十几年前发生在云南边疆的惨剧。然而在世纪末的金三角，我又面对即将发生的相同惨剧。我着急地说：“干吗不快请医生来？”若埃哭丧着脸说：“没有医生，村里女人都这样生孩子。”我说：“村里有懂医的人吗？她肯定需要输血而不是灌那种破汤，要不赶快送镇上医院。”
若埃回答说：“镇上没有医院，孟回也没有医院，整个山区……百里范围内都没有医院。”我大吃一惊，说：“怎么可能呢？你们不生病吗？生病怎么办？”若埃不说话，我明白他的话是真的，地域广大的金三角，方圆百里竟没有一座医院，一所小小的卫生所!……我突然明白了一点什么，远离文明与科学，这就是金三角人一直面临的生存现实。
我着急地说：“你快告诉我，我能帮什么忙？”若埃低声说：“客人的车……救救罕娜。”我明白了，山区交通不便，村子里有马帮，却没有汽车，我是从美斯乐雇的客货两用越野车，以保障长途采访之用。我说：“最近的医院在哪里？”若埃回答：“在清迈，清迈有生孩子的医院。”我几乎惊叫起来，他妈的！清迈至少有两百公里以上，又是山路，谁知道产妇会不会死在路上？
问题是产妇现状容不得我多想，事不宜迟，救人要紧，我马上让司机小董把车开来，人们小心地把产妇抬上车。我看见许多女人都低着头，双手合十，嘴里默颂菩萨保佑。汽车开动，这一路真是漫长无比，我从来没有感觉汽车开得如此之慢。
山路颠簸，牛车小道像细细的肠子一样盘绕在没有边际的大山和丛林里，天渐渐黑下来，金三角之夜伸手不见五指，山谷里传来野兽的吼叫，只有汽车灯光像一把雪亮的利剑刺向厚厚的黑暗帷幕。我们为减少产妇的痛苦，将帆布做成垫子，一人拽住一头，我的手臂很快因血液循环不畅而麻木，而失去知觉，肚子空空如也，腿肚子直打颤，但是我仍咬牙坚持。因为我清楚，我们的努力将使得一个年轻妇女和她肚子里的小生命每一分钟都向希望靠近。
半夜时分汽车终于开进清迈医院，我几乎瘫倒在汽车上。仅仅半个小时后，孩子剖腹降生，是个男孩，母子平安。我与小董连夜驱车返回寨子，到村口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当金灿灿的太阳从东边山头升起来，第一抹阳光穿过树林照耀在寨子的尖屋顶上，我的心里充满疲惫和欣慰。我觉得这一天很有意义，因为我在金三角学了一回雷锋，我从这里也开始思考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金三角之所以成为金三角，贫穷是否是其中主要原因？
按照计划，我前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赶，金三角很大，所以我不能再白白等下去。我告诉小米准备出发，我期待也许别的地方还会有机会，李国辉部下很多，也许不止一个副官。
这时旅店竹篱吱呀一响，那位中年妇女探进头来，她礼貌地向我躬躬身，说她爷爷（果然是她爷爷）请我再去坐一坐。我简直大喜过望，来不及细想，便飞奔出门。老人屋门是虚掩的，我放慢脚步，听见自己心脏咚咚地跳动。在那间半明半暗的大房子里，我又看见那位仿佛赶了漫漫长路归来的疲惫老者。他还是以那种似乎永远不变的姿势依偎在火塘的暗影里，虽然没有出声，但是我看见，他的目光分明从历史岁月的深处注视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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