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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整个采访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说，这天才是我金三角之行的真正开始。
我恭恭敬敬地问：“请教老先生尊姓大名，高寿多少？”
老人嘶嘶地说：“姓牛，贱姓。民国发大水……那年，你知道吗？”
我茫然地摇摇头，天知道他翻的是哪一年老皇历？我含含糊糊地说：“解放前哪一年？哪条河发大水？……今年长江洪水，百年不遇，没有造成灾害。”
老人侧侧耳朵，我猜想他没有听明白，因为他眼睛中浮起疑问。他问：“解……放……前？”
我猛然省悟，在金三角，这是另一个世界，大陆许多专有政治名词比如“解放前”、“解放后”、“新社会”、“旧社会”、“反动派”、“蒋匪军”诸如此类，对他们来说好比听天书，我换了一个中性名词说：“哦，就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以前。”
他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又指指我问：“你大陆，哪地方人？”
我回答：“四川，祖籍湖北。”
他慢慢想着，好像自言自语：“四川？哦，是南方……我是北方人，中原，你去过中原吗？”
我赶紧说：“去过去过，不就是郑州洛阳开封吗？”
老人摇摇头，脸色生动起来，他纠正我说：“不对，不是郑州……是杞州。杞人忧天，中原杞州，你知道吗？”
这个垂死的金三角老人居然记得“杞人忧天”的典故，而我对这个叫杞州的地方确实一无所知。为了不使老人失望，我只好信口胡诌：“哦对了，我知道兰考，以前叫兰封。那地方，吓，从前风沙特厉害，还有盐碱地，被一个叫焦裕禄的人治好了。”
没想到老人突然动了感情，一滴浑浊的老泪像烛油一样从枯萎的眼窝里慢慢滴淌下来。老人说：“李长官，就是兰考人啊。叙齿的话，我还是李长官的远亲呢……他家人都给风沙埋了，十多岁就出来逃荒，吃兵粮……听说李长官在台湾过世前还念叨老家，他是想叶落归根啊！”
李国辉是河南兰考人！我的心快乐地大跳起来。我小心翼翼地问：“老人家，您是李国辉的副官吗？”
老人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抖抖的，我感觉那手像风中的枯树枝。中年妇女连忙趋前替老人抹去眼泪，老人叹息道：“李长官，根本没有什么副官啊。”
我很惊讶，连声说：“怎么可能？他不是将军吗，金三角的开山鼻祖，怎么会连副官也没有呢？”
老人沉默下来，怕冷似的将毯子往身上裹了裹，他的侧影让我联想到半截遭雷击的枯树。过了好一阵，枯树又说话了，声音很小，像蚊子叫，嗡嗡地从地下传出来：“李长官……只有贴身卫士。”
我说：“您呢？是不是其中的一个？”他没有回答，我想算是默认吧。我说：“听说从前寨子里有几位老人，他们也是李将军部下对吗？”
老人咧咧嘴，我看见一团黯然的乌云遮住他的眼睛。他忧伤地叹道：“老兄弟……都向李长官报到去了。就剩一个老麻子，从前骑马打枪，威风可大了，打印度雇佣军，硬是救了李长官一命……年前摔一跤，咋就再也爬不起来，变成一个傻子。”
我心中壅塞着无数疑问。我迫不及待地问：“据说李国辉是政治军官，不会打仗，是这样的吗？”
老人回答：“那个年代，哪个军人的星星（肩章）不是命换来的？松山大血战，日本人打得那么凶，李长官当连长，一条胳膊打残了。”
我说：“当年大撤台，你们为什么不到台湾去？”
老人没有说话，那位中年妇女却在一旁告诉我，据说李长官自知回台湾没有好下场，临别有令，让部下坚持反攻大陆。这些老兵就忠实地执行长官命令，把自己一生乃至后代都留在金三角了。
我心中涌出沧桑的潮水。透过历史烟雾，我依稀看见一群忍辱负重的前国民党军人，或者说一群中国人，为了完成长官的神圣嘱托，把自己生命埋葬在异国荒凉的泥土里。可是他们后悔吗？或者说他们对国民党政权怨恨吗？他们当初怎样走进金三角，怎样开创局面的？我相信他们初衷也许不是为了制造毒品王国，但是他们对今天金三角演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王国有什么想法吗？他们还有反攻大陆的梦想吗？他们对飞速发展的中国大陆还抱有偏见和敌意吗？
我问：“您为什么愿意见我？是知道我要走吗？”
妇女看看老人，代替他回答说：“爷爷说你是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
原来如此！对峙的心灵并非不能沟通，桥梁就是普遍和伟大的人性。我望着风烛残年的老人，就像注视一盏即将熄灭的油灯，心中充满无法言说的感激之情。我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结果，因为在我有幸到达这个小山寨之前，任何一个小小的不测，一阵时光的小风，都有可能把老人这盏枯灯刮灭。我在心中暗暗感谢上帝，感谢命运之神的指引，于是我赶紧把身体俯向老人身边，悄悄打开衣兜里的采访录音机，仔细倾听并开始记录老人的讲述。
此后数天，我忠实地守候在老人身边，跟随他一道进入半个世纪前那座尘封而遥远的历史迷宫。我面前始终有一盏摇摇欲坠的如豆油灯，它带领并照亮我在黑夜的峡谷和迷雾中穿行，我因此得以跨越岁月的障碍。在我往后长长的叙述中，我们将随同这群中国人，准确说随同一个名字叫做李国辉的国民党军人仓皇走进金三角的脚步开始……
6
那是半个世纪前一个漆黑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星星像无数眼睛在天幕上调皮地闪烁。中国西南边陲，一支约有千余人的国民党军队正在连夜行军，准确说不是行军，是逃跑。队伍里夹杂许多缠绷带拄拐杖的伤兵，还有不少妇女孩子夹裹其中。她们都是军官家属，有的走路，有的骑在驮弹药的马匹或者骡子背上。看得出这些人全都十分疲劳，连牲口也因不堪重负而连连打滑失蹄。但是队伍没有得到休息命令，也没有选择一条好走的大路，他们沿小路一直朝正南方向开进，前面就是国界，那是他们生存的惟一希望。突然有情报传来，追兵正在快速追赶，距离他们只有不到十里路，于是手电和火光被严厉禁止，这支死里逃生的队伍惶惶如惊弓之鸟，急急如漏网之鱼，任何一点意外动静都会引起他们的极大恐慌和不安。
我从史料中得知，这是隶属李弥第八兵团的一支队伍。第八兵团是国民党留在西南的最后一道防线，蒋介石令其据守滇南，以策应反攻大陆。没想到解放军同时从四川和广西发动千里奔袭，蒙自一战，第八兵团势如山崩，元江追击，兵团主力数万人被歼于元江河谷东岸。剩下残部四分五裂，纷纷南逃。国内战史将这场战斗称之为“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
在此后长达一个多月的超级马拉松追击中，双方全凭一双脚板定胜负，跑得快就是胜者。国军大多数没能跑赢共军，要么成了散兵，要么做了俘虏。后来的历史表明，此刻正在急行军的队伍正是少数免遭覆灭的队伍之一，他们的全部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赶在追兵封锁国境前抢先越过界河，成为这场生死攸关的长途赛跑中的侥幸胜利者。
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国民党政权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对一界之隔沉睡千年的金三角来说，却预示一个新纪元的到来，人类的一场世纪噩梦由此开始。
前面传来一阵欢呼，值星军官报告，尖兵班已经抵达国界，等待命令。一位骑在马上的长官点点头，这就是说，他们至少不用担心做共军的俘虏。长官看看夜光手表，时针正好指在午夜十二点，他没有说话，回望北方，而此刻中国已经留在他们身后，天空一片漆黑，除了北斗星在天际闪烁，什么也看不见。站在长官身边的一名年轻军官提醒他：“将军，队伍等着您下命令呐。”
将军问：“钱科长，你对前面的情况有把握吗？”
被称作钱科长的军官回答：“至少十几公里外的孟果城没有缅甸驻军，这一点可以肯定。”
将军挥挥手，下达前进命令。队伍乱纷纷涉过界河，踏上缅甸领土。将军让卫士举起打火机，自己蹲在国界的木桩旁刻字，他的一只胳膊不大方便，那是打日本人留下的残疾。他用力刻下一行歪歪斜斜的字：李国辉，第八军七九团团长，民国三十九年二月。
李国辉留恋地四下环顾，长夜如晦，不见尽头。人人都明白这个时刻对于他们这群中国人的意义，跨过国界，他们就是离乡背井，到异国土地上流浪了。他们前途还未可知，身后追兵如潮，他们的命运就像风浪中一叶孤舟，不知归宿何在？如今一去故国，何年何月能够返回？这个沉重的念头压在人的心头，令人挪不开脚步。一个卫士轻声劝道：“长官，队伍已经过完了，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长官仰天长叹，打火机熄灭的瞬间，卫士看见将军眼睛里有泪光闪烁。这是炎黄子孙对故国故土的留恋之泪。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戎马一生的将军？长官哽咽说：“是的，我们要回来……一定要打回来！”
时间定格，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中国大地。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历史性时刻，国民党政权如同“泰坦尼克”号不可挽回地沉没，蒋介石逃到台湾，而船上大多数乘客注定要葬身大海，谁相信今后会发生什么奇迹呢？我相信这群人自己也没有信心。因为在他们身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已经降落，五星红旗正在冉冉升起，古老的东方大地为这种历史巨变而欢呼，那时候我年轻的父母彼此互不相识，他们分别在南方两座城市做着同一件事情，就是与同学一道载歌载舞，迎接解放大军入城。
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变更面前，在人类为胜利者而歌唱的时候，这群作为旧时代幸存者的人群悄然离去，逃离自己的国土，或者说作为政治角逐的牺牲品被抛弃，此时他们的心情无疑是沉重而暗淡的，多数人悲痛欲绝，因为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是那些胜利者和追兵的同胞，是我们同样的炎黄子孙和华夏后代。
卫士看见将军蹲下身去，把祖国的泥土取了一捧，用手绢仔细包好，揣进胸前的口袋里，许多年后卫士把这个细节讲述给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晚辈作家听。我认为这个动人的细节在中国大地曾经被复制过千万次，当年那些结伴闯南洋，闯美洲的中国华侨不是都怀揣故乡泥土登上一去不复返的“猪仔”船么？而这位将军正是因为对反攻大陆没有信心，一去孤魂万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才将故国魂魄长留心中，死后也要把坟头朝着祖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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