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受鼓舞，得到消息后立即带妞妞去做CT扫描。在安眠药的作用下，妞妞睡着了，小小的身躯摆在铺着白布的长长的检查台上，没有一丝生气，像一具小尸体。检查持续了二十分钟，我一直守在她身边。检查结果表明，右眼肿瘤已经侵蚀到球壁外侧。这意味着如果动手术，右眼必须做眶内容剜出术，妞妞将严重破相，而结果仍是凶多吉少。胡大夫沉吟良久，又一次规劝我们放弃手术。
走出医院，雨儿泣不成声："我们总是后悔！早动手术就好了。这么可爱的小妞妞，今天上午我抱她，她贴我这么紧……"
可是，当我和她商量是否还动手术的问题时，她足够冷静："我倾向不动，动了她还会死。"
若干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抱着妞妞在钢琴前坐下。我忽然想让她玩玩钢琴，看她有什么反应，便把着她的小手按琴键。她注意到琴声了，立刻自己用手敲打琴键。一开始，她敲打不力，琴未发声，我就配合她的动作按琴键，使她以为是她敲出声来的。她笑了，敲打得越来越有力，真敲出了声。她兴奋极了，一会儿敲打琴键，一会儿异常急切地抚摸键盘，直向上抚摸到打开的琴盖，不停地大笑，还常常抬起头来看灯，仿佛在寻找声音的来源。
我也极为兴奋，立刻把雨儿叫来。雨儿见状，脱口说道："明天就去联系住院！"
在此之前，尽管CT扫描显示肿瘤已向眼外侵润，我仍不肯死心，已经悄悄开好了住院证。所以，第上天很顺利就带妞妞住进了医院。
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下。妞妞乍接触钢琴就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兴趣，我们不妨假定这是音乐天赋的一个征兆。你在动不动手术的问题上犹豫了整整八个月，一发现这个征兆，就立即结束犹豫，岂不证明你事实上是把才能的价值置于生命的价值之上？如果一开始就有人担保她将是一个音乐天才，你是否会不失时机地挽救她的生命？
我当然懂得，才能仅是生命的一种可能性，唯有在生命的过程中才可得以展开。可是我还是这样做了，我说不清楚……而且我仍然在犹豫……
我仍然在犹豫。小小的病房里四张床，母女俩挤在一张小床上。妞妞睡着了，小身子可怜地蜷曲着。我心中暗下赌注：鉴于肿瘤已扩散，手术难度很大，成功与否取决于执刀医生的水平，那么只要请不到那位在眼外科领域负有盛名的眼科主任执刀，就仍然不动手术。
我马上找到眼科主任，向她提出请求。她十分冷淡，责备我下决心太晚，贻误了手术时机，又说她不管病房，不能答应我的请求。
我决定打退堂鼓。和雨儿一说，她也有此意。我们在病房里静候事态发展。一会儿，来了两个年轻的女医生。未待我们开口，她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劝开了。
"都到眼外期了，还动什么手术呀，动了也活不到5年。"
"动了手术也是不死不活，你们有的是罪受，那时候想不要也不成了。"
她们说，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到这地步还不死心。有的家长来就诊，把孩子扔在门诊处，自己一走了之。有的家长把病孩送到乡下，花钱雇人照看和送终。她们劝我们也采取类似办法，以免受精神折磨。
我哺哺说："我们要自己承受。"
既然她们力主放弃手术，我们正好顺水推舟，当天下午就叫出租车回家。断了动手术的念，心里反而平静了，并无悲剧感，倒有喜剧感。妞妞精神也很好，一路上笑声不断。
可是你的平静多么短暂呵，因为你无法摆脱那深入骨髓的悔恨。手术越是不可能，你就越是后悔没有及早手术。
是的，怀着这深深的悔恨，我给眼科主任写了一封信，请她最后一次认真考虑手术的可能性。她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她与眼科病理专家商量，结论是："现在即使右眼做眶内容剜出的大手术，亦难避免转移而丧生，并不能延长生命，因此不主张手术。"几乎与此同时，我曾托朋友请教天津一位眼眶内肿瘤权威，答复也来了："百分之百不能救活，无必要动手术。"
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注定要遗恨终生。
接踵而来的一个消息在悔恨的天平上加了最后一个沉重的法码。拖延了整整一年的遗传学检查结果终于揭晓了，在妞妞和我们身上均未发现基因异常。当初不敢下决心手术，不正是怕妞妞的病是遗传所致，因而后患无穷。不说了，不说了，一步步由不得我，一步步全是我自己走出。妞妞的生存权利被一系列偶然因素剥夺了，而使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正是我自己。
妞妞死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上海那个十九岁的女孩已经顺利地赴美国留学。
公共汽车上，一个双目失明的青年男子站在车门口，微仰着脸，仿佛正在凝望远方。尽管他的眼窝深陷，但是鼻梁轮廓端正，嘴唇线条细腻，神态十分高雅。雨儿示意我看他，悄声赞道："真美！"
下车后，我说："妞妞要是能长他这么大，一定也很美。"
雨儿忽然坚决他说："不能让她长大！"她提起做放疗的那个穿粉红色长裙的姑娘，接着说："妞妞长大了会比这姑娘更惨，她是个瞎子，完全不能自理。现在她小，有我们的爱护，长大了不定怎么受欺负呢。"
在妞妞由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中，雨儿所经历的苦难决不比我少，但她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并不像我陷于反复的犹豫和悔恨之中。
那么，悔恨是否一种源于性格弱点的情感，而这种弱点在男人身上更为常见？
我确实发现，在面临人生灾难和重大抉择的时刻，女人往往比男人理智。她们同样悲痛难当，但她们能够不让感情蒙蔽理智。这也许是因为，男人的理智是逻辑，与感情异质，容易在感情的冲击下溃散；女人的理智是直觉，与感情同质，所以能够在感情的汹涌中保持完好无损。
也许可以说，男人站得高些，视野宽些，所以容易瞻前顾后，追悔往事，忧虑未来。但是，女人的状态是更健康的，她们更贴近生命的自然之道。当男人为亲人的去世痛心疾首时，女人嘹亮地抚尸恸哭，然后利索地替尸体洗浴更衣，送亲人踏上通往天国的路。
四
在孩子生下来之前，要是有人对我说："你将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儿。"我一定会喊道："不要，一万个不要！"
孩子生下来了，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这双眼睛注定要瞎。我多么爱她，但我心中仍有一个冷静的声音在劝导我："这孩子不能留。"
现在，孩子已经双目失明。可是，如果再有人对我说："这个盲女将跟随你一辈子，你要终身照看她，伺候她，为她牺牲你的一切享乐和事业。"我该如何喜出望外，毫不迟疑地回答："愿意，一万个愿意！"
孩子出生前，我想要一个十全十美的宁馨儿，我的所求是抽象的，只是一串形容词。孩子刚出生时，我的态度还多少是客观的，实际上把她看作我可能有的孩子中的一个，一个普通名词。只是到了现在，她对于我才真正成了不可代替的专有名词，不管她怎样残疾，我要的就是这一个。爱她爱得刻骨铭心了，就无论如何要救活她，绝对不能坐视她走向死亡。爱把我们的生命融为了一体，我不是为她考虑，她就是我，她的求生本能在我的躯体里发出了不容置疑的呼喊。
总是在同一个地点停住。然而，场景已经改变，岔路渐渐重合，选择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让她瞎，还是让她死？
事实上，无论摘不摘除眼睛，她都必定失明。无论动不动手术，她都难保性命。
死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人人都难逃一死。可是，我不能想象我的女儿被剜去双眼，仍不免受尽病魔摧残，最后悲惨地死去。与其让这种特殊的厄运渐渐展示，还不如一下子接受人所共有的命运。
不，我已经适应她的残疾，却不能适应她的死，那万劫不复的永别。
可是，她必瞎，她必死。
既然上帝蓄意要夺去她的眼睛，就让上帝自己动手吧，无需医生代劳。既然医生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就让医生休息吧，且待上帝动作。
再坚持一下，一切终将过去，连同我自己。
五
死亡如同一个卑鄙的阴谋，一步步向妞妞收紧罗网。人人知道这一点，惟独妞妞自己不知道。看她如此毫无戒心，我时常会产生一种罪恶感。也许，从发现疾病那一天起，我一直无所作为，坐视疾病一点点夺去她的生命，实际上是充当了这场阴谋的同谋犯？
是的，你是同谋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权替别人决定生死，哪怕那是自己的孩子。你面临的情况有些特殊，姐妞大小，她自己不能选择，这个决定只好由她的父母来作。可是，你真有这个代她选择的权利吗？
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权利，但她自己又不能选择，决定究竟由谁来作呢？
尽一切可能挽救她，让她活下去，活到她自己能作选择的年龄。这是你义不容辞的义务。如果她长大了，有一天不堪目盲或疾病之苦，决定自杀，那是她的事情。这个决定应当留待她在经历了一番人生之后由她自己来作，你无权提前推断。
不，那岂不更加残忍？让她在豆寇年华遭遇死亡，其痛苦远甚于幼年夭折！
但是，死在浑然不知之时，死就不是不幸了吗？或者说，与清醒的死相比，糊涂的死就是较小的不幸吗？我们人人都注定要在某一天死去，并且多半不是无疾而终，而是病死，在病后死前将经历一番肉体和精神的磨难。然而，有谁因此宁愿趁早在睡梦中被不知不觉地杀死呢？
再说，疾病的最后发作，婴儿和成人一样要遭受肉体上的痛苦。而且，我们没有理由不设想，精神上的痛苦，那濒死的恐惧，生命解体时突然坠入深渊的恐怖，婴儿同样会感受到，只是说不出来而已，——成人也说不出来。
最后，即使晚死要经受更多的痛苦，也不能得出晚死更加不幸的结论。用大限的眼光看，活长活短当然是一回事。但是这眼光在衡量一个具体生命时未免大而无当。站在一个具体生命的立场上看，早死总是更大的不幸。就算妞妞动了手术也活不长，譬如说只能活二十年，你有什么权利不让她活满这二十年，而是只让她活一年半呢？难道活到青春岁月不比幼年夭折更是一种人生？
那个健壮的东北汉于躺在手术台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上手术台。医生打开他的腹腔、把他的脾脏切下五分之四，移植到了他的儿子腹中。他的九岁的儿子从生下来就受着血友病的折磨，身体各个部位经常流血不止，九年来一直靠输进这位父亲的血活着。他不肯听从医生的劝告，放弃对患有不治之症的儿子的治疗。现在，儿子生命垂危，唯一的希望寄于这个活体亲属脾移植手术。这是一个双重的冒险，很可能他的儿子并不能因此获救，而他自己却死于手术引起的大出血。但是，他毅然躺到了手术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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