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依然试图唤起她的某些感觉，我想起前不久听到的消息：在芭蕉寨附近的学生军营地处决了15名“政府军间谍”，学生军在自相残杀。
我把这消息讲给莫欣听，“……被处死的15个人当中，有一个叫吞奥吉的，是全缅学生民主阵线北部主席。以前我还见过他一次……”
“我认识吞奥吉，他以前是国立曼德勒理工大学的学生，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莫欣说着，语调平缓，并顺手给自己斟了一杯葡萄酒。
“他被斩首了。”听说当时他们被带到空地的左边，背对着山，背对着他们自己挖的坑―那是他们的归宿。芭蕉寨附近的这个学生军营地住有三、四十人，他们都被要求来观看执行场面。
第一批五个囚犯被要求面朝泥土趴下，一个年轻学生模样的人拿着一把户撒大刀（重约5公斤），随后走上前去，一刀砍下一个囚犯的头，人头滚落到坑里……，其他十个人全部在傍晚时被杀。
我又想起吞奥吉，不知他是哪一批被杀掉的……
我是1991年1月在云南边城芒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府所在地，距中缅边境90公里）遇见吞奥吉的。
在芒市最繁华的闹市街道一家四川人开的饭馆里，我比预定时间提前一点到，捡了事先预定好的那张桌子坐下。吞奥吉来了，穿一身黑色皮上衣，鼻梁上架一副钢丝边的太阳镜。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当然也是最后的。
吞奥吉的英语和云南汉话讲得都不错，一道川菜端上来之后他笑着说：“很喜欢中国菜。”跟他来的三个年轻人，看上去都在25岁以下，吞奥吉介绍说其中两个是他的卫士，第三个人是他的主要情报官员。三个人神色慌张，情绪也不稳定，跟在吞奥吉身边，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尤其在吃饭时候，吞奥吉拿起筷子吃了两口之后，那三个人才开始吃饭，这恐怕是缅甸部队中的规矩，让长官先吃以表示尊敬。
吞奥吉让一个人从包里拿出一大堆彩色照片，并自豪地指着一个腰上挎着一支勃朗宁手枪，穿一件清新橄榄绿军装的男人说道：“喏，这就是我。”照片上的吞奥吉依然带着太阳镜，所以我始终没有见到过他的眼睛。
其他一些照片，多数拍的是与他一同出逃的学生。肩扛AK47步枪和反坦克火箭筒。都是些宣传照片，没有什么新闻价值。而我更关心克钦邦内最新的情况。可是当试着问他将来的出路和克钦内部各方面的未来发展之后，他的回答漫无边际，让人摸不着头脑。
接着他递给我一盒磁带：“里面录的都是我们演唱的革命歌曲，请将这个交给BBC英国广播电台和全印度之声广播电台。”
我看着这盘磁带，楞住了。该怎么对他说呢！！
“我想―”我润了润嘴唇，“我想我没有这个权力，同时，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还有一句话咽在肚子里了：我怀疑这些电台是否会有兴趣广播他们的录音。
接下去我们之间的交谈始终索然无味，我们彼此显得都有些心不在焉。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们起身告辞，很快消失在闷热的人群中。
那时他终究是很风光的，想不到竟落此下场。
我对莫欣讲了我的感觉，她一直沉默，接下来她咽了一口葡萄酒，淡淡地说：“死在任何时候都会降临到任何人的头上，那时候山里每天都有年轻人死去，相信现在也是。只不过我们那时候是为了与政府作战，眼下他们是为了争权。”
在大批同伴返回城市的时候留在山林里的坚定派们，其中有很多是校园里一度活跃的政治活动分子，自然希望在边境上也成为领导人，于是学生军中的权力之争拉开了序幕，他们互相猜忌，拉帮结派，一批独裁者、军阀在民主运动的最初、最坚决的参与者们中间产生了。
在见到莫欣以后，我在瑞丽又遇见了一些北部全缅学生民主阵线的领导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已经将学生军中的裂痕和冲突公开化了。在瑞丽车站的候车室里，一个学生领导人告诉我：“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间谍网，是仰光政府想对我们士兵进行渗透，同时还想毒死我们的领导人，但我们及时觉察到了他们的阴谋。”
我小心地向他提起吞奥吉的名字，他脸上即显出又鄙薄又憎恶的神情。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从兜里拿出一张照片，指着上面的男人说：“喏，这是我们现在的领导人……”
我没有听清他后来又说了什么，我的目光完全被那张照片吸引住了，或者不如说，是震慑住了。
照片上的男人穿着簇新的橄榄绿军装，腰间别着手枪，上身是一件黑色的皮上衣，鼻梁上架一副太阳镜……也许照片本身拍得不够清晰，也许吞奥吉留给我的印象太清楚又太概念化了。总之在那一刹那，我明明看见是吞奥吉在照片上对着我自豪地笑，无论如何，我看不出这两件皮上衣，两副太阳镜之间的任何区别。
我心里猛地抽搐了一下，一种不详地感觉袭上心头。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念头，即不久后，有人会捏着一张一式一样的照片告诉我这是他们新的领导人。永远的皮上衣，太阳镜，只是有一个不同于吞奥吉，不同于眼下这个领导人的名字。莫欣的话冷冰冰地又在耳边响起来：“死在任何时候都会降临到任何人头上。那时候山里每天都有年轻人死去，只不过……”
1991年8月，中国公安人员逮捕了十个年轻的缅籍武装人员，这些人配有手枪和手榴弹。中国政府将这些人驱逐之后，他们即遭到独立军的围攻，后来终于又落入学生军手中。
不知道经过了怎样的审问，被抓的人“承认”武装偷渡，潜入学生军领导人住地进行暗杀，并揭发了一些“同伙”。
11月，在只有800人的学生军中逮捕了近80多人，19个中央委员中有9个人成为戴脚镣的囚犯，有一名学生竟莫名其妙地失踪。
两个月之后，我在缅甸有机会看到了由全缅学生民主阵线公布的一盘录像带，目睹了被控学生在接受“正义审判”时的情景。
一排穿着统一制服的年轻人沿着一张很长的大木桌子坐着，目光死板，脸色阴沉，接下去“间谍”们一个一个被带到前面，问一些答案总是非常令人满意的问题。被控者承认其所犯罪行后，其中的一个审判官就在一本厚厚的本上记下“事案”。
被控学生都承认是缅甸国家军事情报局秘密警察的人马，目的是阴谋反对学生的民主运动，混淆视听，然后毒死学生领导人，每个人的口供都毫无二致。
我对这种审判并不陌生。70年代末期，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里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审讯场面。
在看似呆板的审判、提问背后，却是胡乱的殴打、电击犯人身体的各个部位，直至获得既定的结果。
到了夜晚，将囚犯们关到一个竹屋子里，每人拖30公斤重的铁链。屋里当然没有床，甚至没有一片竹皮可以坐下。有时候，一关就整整一个星期不放出来，犯人睡在潮湿的地上，不几天就都患上严重的风湿病而无法走路……
被控“间谍”中，有一个叫吉莱欧，逃到北部山区以前是缅南塞洛瓦底地区全国民主联盟的组织者。一个非常了解他的人摇着头对我说：“他在南部的城里是相当著名的人物，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秀到塞洛瓦底地区旅行时就住在他家里，我不相信他是间谍！”
面对眼前这个越说越激动的人，我无话可说，只好沉默着聆听，淡淡地笑了笑。那一瞬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淡漠怎么极像莫欣？！
有机构估计，被捕的人当中还是有可能存在政府的间谍的，并认为缅甸的抵抗组织中多数都被国家军事情报局的间谍所渗透。
仰光方面没有沉默，北部山区学生营地中发生的暴行给政府提供了一个宣传机会，他们声称录像带里的“承认”是不可信的，荒唐的，是敌视缅甸的一些国家为了激起国家与学生之间的矛盾。
仰光出版的《劳动日报》中说，这是全缅学生民主阵线内帮派和权力斗争的结果。
曼谷一个记者则说，这是“军事情报局的阴谋”。
65个幸存者中有约50人还是设法在3月份逃脱了。有一个人在途中死亡，其余人20天后回到仰光。可是仰光不再可能成为他们精神的依靠，三年来的作战和争斗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回味起来都是些恐怖和悔恨。
15名“间谍”是在缅甸联邦日这一天，即本节开头所说的2月12日被处决的。联邦日是为了纪念缅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了统一国家于1947年签定的一项协议。据说这一天意味着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完整和民主封建主义的建立。这种民主封建主义一直保持到1962年军人接管政权为止……
我决定离开中缅边境返回内地时，特意去找莫欣辞行。她依然淡淡的，看不出是喜是忧。我记得闲谈中她曾说过如果有可能，她打算在中国找一所大学继续深造。所以我拿了一张我就读过的一所大学校门口的图片送给她。“但愿在这边你能重新开始，虽然这很难。”
莫欣捏着那幅图片，随意翻弄着，这使我觉得自己的这句话苍白而无力，且被她的冷漠轻轻掷回给我自己。
我被激怒了：“冷漠并不让你显得比我高明多少，我是没有负担的，我一回去，在这儿听到看到的一切就会变得梦一样；你不同，如果你自己不努力，你就永远也走不出来，永远都得背负着那一切1”
“我身不由己。”她打断我的话悠悠地说，这是我第二次听见“身不由己”这四个字。“你已经知道了那么多，你就必然得承担它们。除非你是那种人……那种……”她忽然作了一个厌倦的手势，截住了话头。
我语塞。
当我决定离开中缅边境返回时，唯一想到的只有莫欣一个人，当她知道我就要返回故乡时，眼里噙满了泪水。我唯一能赠送她的就是我所在的那所大学的一张校门风景照。照片上有很多进进出出的年轻人。两旁放置了很多鲜花。这张照片足以表明我对她的希望，也能代表我的国家，但愿下一次返回中缅边境时能听到她的好消息。
飞逝于“黄金山口”的缅共女谍花
一、月光下的生离死别
仲夏的夜晚，月光如流水一般，倾泻而下，流动在乔木的枝桠间，泼洒在林间的草地上。微风吹过，树影婆娑，树叶尖上的小露珠，在月光的照耀下，晶莹透亮，珠珠欲滴，宛如夜间游动的一个个小精灵。
空气潮湿而凝重，午后的那场暴雨过后，林中的草地已被洗得干干净净，冲刷得平平整整。月光从树缝中泼洒下来，斑斑驳驳，使草地变成了一幅缀着各式百色图案的墨绿色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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