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彬彬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监狱就是监狱，不是高级宾馆，不能让犯人过太好的生活，这样有利于犯人的改造。”
梁佩芬连连摇头：“不可理解，不可理解！我要买点小用品怎么办？”
我当即给梁佩芬兑换了五十元代用券。那是一种用牛皮纸印制的相当于五分币大小的小纸片，上面加盖女监印章，有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一角等等不同的面值。仅仅从这件小事，我看到如今监狱对囚犯的管理是何其周到细致。在“文革”或更早的年代，严禁囚犯身上带钱，剥夺他们购买必需用品的权利，这当然是极不人道的。改革开放后，允许囚犯收受亲属寄来或带来一定数量的现金，随之又产生了某些弊端：如不守法纪的罪犯用现金收买管教干部，用现金役使其他罪犯代替劳动，用现金购买太多的生活用品过奢侈的生活，还有，万一囚犯越狱逃亡，有了现金他们也在行动上更为方便。有鉴于此，把现金改为代用券并且限制囚犯使用的数量后，以上弊端就基本杜绝。
梁佩芬盯着一大叠代用券发愣的时候，我已经打开她的一只衣箱。箱里除了衣服裤袜之类，竟有一个精致的化妆盒，里头有小镜子、小梳子、画眉笔、唇膏等等，我心里非常想笑，但是忍住了。对梁佩芬说：“除了镜子和梳子，其它化妆品你都用不上了。”
梁佩芬睁大眼睛：“为什么？”
章彬彬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梁佩芬呀梁佩芬，你怎么还不知道这里是监狱？你如今是犯人！”
梁佩芬不再吭气了，以下的检查就比较顺利。最后，我在她的衣箱里发现好些食品盒，有火腿肠、牛肉干、巧克力、高级饼干等等，我指着这些东西跟章彬彬交换一个眼色，章彬彬对我摇了摇头，我便装作没有看见匆匆关上箱子。
整个检查过程，章彬彬就算这件小事给以通融，手下留情。
我心想，章彬彬还是很念旧的。
接着，我要领梁佩芬去卫生间换号服。梁佩芬非常抵触，在章彬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还是乖乖地去了。她脱下质地极好的西服和套裙，再换上灰不溜秋的既无线条也无性别的号服，原西源市常务副市长的风度一扫而光，离标准的女囚，只剩下最后一道程序了，而章彬彬已经手上拿着一套理发工具在那里恭候。
“梁佩芬，你坐下！”章彬彬命令道。
“你，你！”梁佩芬抱着脑袋轻声惊叫，“你想干什么？
天呀，我的头发也犯了罪？”
“梁佩芬，你自觉一点好不好？”我给梁佩芬端过一张凳子说，“我们章大队长可是十分照顾你了！要是叫你到楼下理发部去剪头发，你是个名人，肯定围上一大圈人看热闹，你看，是不是跟我下去亮亮相？”
梁佩芬终于老实坐下了。一把白晃晃的利剪，在章彬彬手上“咯啦咯啦”惨叫着。我不能判断章彬彬是作必要的预备动作呢，还是一时不忍心下手。我看见梁佩芬一头黑发稠密而漂亮，心想该花多少乌发宝蓄发精润发油才能呵护成这番模样。发型也别出心裁，绾成个香螺髻子搭在脑后，白皙的脖子便充分显示它的浑圆和修长，出席什么高层会议或者在大会上作报告，那可是仪态大方，风度高雅的。章彬彬倏地拔下一枚银簪，梁佩芬的发髻哗啦一下松开，长发飘飘，风鬟雾鬓，萧萧飒飒，乌云托月，把一张圆脸衬托得更加端庄清丽。我就想到这种发型原来是变化无穷的，像这个样子出现在与外商的谈判桌上，或是步入舞池歌厅与别的娱乐场所，可又别有一番风韵而更加令人瞩目。用我的眼光来看，梁佩芬算不上漂亮，眼睛不大，却拉了双眼皮。但是，这满头黑发却无与伦比，简直是美发大师的艺术杰作！可惜，可惜，梁佩芬啊梁佩芬，为了你的贪婪和愚蠢，你这一头乌黑漂亮的长发，可得为你无辜地牺牲惨烈地殉葬了。
梁佩芬抹一抹眼角的泪珠，双眼紧闭，像引颈受戮的死囚。
章彬彬咬咬牙，利剪张开了血盆大口。我看见，随着发丝纷纷飘落，章彬彬脸上也弹落几滴泪珠。但她很快忍住了，一边剪发，一边轻声问起梁佩芬孩子的情况、老母亲现今的病情，等等。我发现，章彬彬的询问总是小心翼翼的，轻声细语的，她深怕触痛了梁佩芬哪一根神经，常常欲言又止。即使如此，我看见她们没扯上几句，都泪眼汪汪的了。我想如果没有我在场，这些与章彬彬身上的警服警帽极不相称的贴心话，也许还会没完没了说下去。但是，章彬彬很快从感情的漩涡里挣扎出来，改换成标准的管教员的口气说：
“梁佩芬呀梁佩芬，家里的事都不要去想了，关键是要好好表现，好好改造，争取减刑，熬上八九个年头，你就有可能减刑提前出狱”
我听见章彬彬手上那把利剪“咔嚓咔嚓”地惨叫着，一下一下都剪在我的心尖上。我连忙掉头望着窗外。清源山区，几乎一个秋天没下过一滴雨，清水潭显然消瘦了许多。但潭水依然明净清澈，平静如镜。湖畔的浅滩上有几只丹顶鹤在那里觅食，天上有几只水鸟自由飞翔。我忽然想到梁建成老厅长当年选择这山明水秀的去处建起一座女子监狱，真是独具慧眼。可惜，他老人家哪里能想到，自己的女儿却进了这座他亲手创建的监狱！
梁佩芬——
章彬彬给我剪了个“马桶盖”短发，我的入监手续就全部办完了。章彬彬交待说：“梁佩芬，你自己整理整理东西，先住下来吧！”
她说得多轻松呀，就像这里是宾馆，是我的家。我用哀求的目光瞅着她：“彬彬姐，不，不，大队长！你、你、你再待一会儿好吗？”
我语无伦次，不知说什么好。但我心里清楚，章彬彬是我在这陌生环境中惟一的亲人了。她一走，我将陷入那些罪恶累累的女犯之中，那是多么恐怖！
中队长说：“大队长忙着呢，哪能在这里一直陪着你？”
“中队部办公室就在东头，有事，你向中队长报告。”章彬彬说着，指了指叫任思嘉的中队长。这个有个挺洋气名字的小姑娘，最多二十五六岁吧，长相很嫩，一脸稚气，在我们市政府里一抓一大把，都是干事、科员、秘书什么的，没有我点头，连我偌大的办公室也不敢轻易进的，现在可好，我得服从这个黄毛丫头管教！
章彬彬和任思嘉都走了，号房里一下子静下来，静得像地狱一般。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头发，感到脑袋瓜的分量轻了许多，就急着想照照镜子。可是，号房里没有穿衣镜，不像家里卧室、客厅、卫生间到处挂着大镜子。还好，中队长给我留下一面小圆镜，成为我日后顾影自怜的伙伴。我对着小圆镜只瞅一眼，眼泪便哗哗直流。我的天，我保养了十多年的披肩长发，我满头郁郁葱葱的柳丝条儿，我后脑勺上水雾飘洒的黑瀑布，眨眼间灰飞烟灭，不见踪影。再瞅一眼镜子里的我，这是什么发型？对男人来说太长，对女人来说太短，长不长短不短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半个西瓜皮扣在我的脑瓜上，要多丑有多丑，我还是不是个女人呀？
我强忍泪水，仔细打量这间号房：号房挺大，至少有三十来平方，挨墙排着四张架子床，上下层有八个铺位。床上的被子薄薄的，叠得有棱有角，没有褥子，床单相当洁净。四张床之间有四张拼在一起的长条桌，看来是供女犯们学习用的。倚墙挂着一排毛巾，架子上搁着脸盆、牙杯和八个热水瓶，都排列整齐有序，像用墨线拉过似的。墙壁白得耀眼，地板虽是那种沙砾毛糙的水泥地，但洗刷得极干净。我双眼一闭，想起今年“三八节”
来女监慰问，曾在章彬彬陪同下参观过这些号房。当时我还说过一句夸奖的话：“想不到现在的号房，整洁得跟军营一样。”现在，我自己成了一名女犯，再也不会把号房跟军营联在一起。这是一个与地狱尺咫毗邻而与崇高、荣誉绝缘的去处！叫我特别敏感又触目惊心的，还有墙上的两条标语：“同罪行决裂！向昨天告别！”日后我慢慢明白这两句话像唐僧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当罪犯忘记自己身份的时候，干部把这咒语一念，没有不头痛欲裂俯首听命的。号房朝南，玻璃窗外安装着横一条竖一条的铁栅栏。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铁窗，一个失去自由的世界的象征。一阵激烈的寒颤之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瘫软了，萎缩了，缩小成一只关在小笼子里的小鸟。再看看窗外，为群山支撑着的一片蓝天格外明丽，又恰有两只小鸟从窗前欢叫着飞过。我的天呀，我何时能飞出这个非把我囚死闷死的铁笼子？
我躺倒床上，哇地一声哭起来，被子枕巾很快就浸泡在我的泪水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听到电铃“叮铃铃”响起，心想该是女犯们下班收工了吧。我很快要跟许多女犯见面，心里的恐惧又加重十分。果然，一会儿，走廊上响起杂沓的脚步声，愈来愈近，愈来愈近。我连忙侧身向里，又随手扯过一张报纸盖住自己的脸。
一会儿工夫，我听见有人走进９号号房，通、通、通的脚步声停在我床前。有个尖尖的嗓音大大咧咧地在我的头顶爆炸：
“喂，新来的吗？叫什么名字？”
我依然躺着，不愿吱声，也不敢吱声。
“咦，问你呢，怎么不答话？”
我依然又顽强又心虚地沉默着。
“哗啦”一声，我脸上的报纸被人掀开了。一个二十几岁长得又好看又有些儿放荡的女犯站在我床前。她撇一撇嘴：“哟，好大的架子！还不起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有生以来，还没谁敢跟我这样讲话。气得我霍地一下坐起来：“你、你，你想干什么？”
我和那女犯怒目对视了两三秒钟，她突然大声惊叫起来：
“呵哈，你不是梁市长吗？”
她认识我？我脸上的表情肯定比对方惊惶万倍。因为我一直害怕在这里遇上熟人，却偏偏就碰上熟人。我在脑子里飞快搜寻着在哪儿见过这个女犯。
“呵哈哈，市长大人！”那女犯放肆而无赖地笑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想想，今年‘三八节’，你来女监慰问我们，在女监的大礼堂，你给我们作报告看看，我们能不认识您这位市长大人？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吕金妹，就睡在你上铺。”
这时同号房的女犯们都回来了，在我身前围成一圈，七嘴八舌聒噪着：
“哟，还真是梁市长！”
“今年‘三八节’，你给我们送来许多书！”
“梁市长，你穿上号服，又剪短了头发，嘿，让我们一下子认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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