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突然发现，让我和章彬彬怔怔地愣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涌起许多问号，悄声问道：“咦，这么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个大男人去洪队家？”
章彬彬说：“这个情况我已经注意好多次了。怪，这个男人最近常常到洪队家，看样子就是跟我们大队合作的那位兴隆鞋业公司的余科长他们可能是谈生意上的事吧？”
“生意上的事，大白天还谈不够，非得摸黑漏夜的谈？”
“是啊，看来洪队是有情况了。”章彬彬竟开心地笑了笑，很为大队长高兴。“洪队这么大岁数，也真该找个男人了。”
“她早先结过婚吧？男人哪儿去了？”
章彬彬说：“她的男人早早就殁了，守寡守了二十年。”
我又问起洪月娥男人到底怎么死的。章彬彬埋头吃饭，不接我的话茬。她这样装聋作哑，我不是第一次领教。每次谈起洪月娥的私事，她总是讳莫如深。这回，我实在禁不住好奇心的折磨，便缠着她盘根刨底。
小不更事的章黛对这个话题也蛮有兴趣，睁大了好奇的眼睛，一会儿瞟瞟妈妈，一会儿又瞅瞅我，显然在期待着一个传奇的故事。
“呔！”章彬彬叱了女儿一声。“小孩子家家的，凑什么热闹呀！快吃快吃！吃饱了去睡觉！”
章黛到底是个听话的孩子，吃饱了饭，被妈妈支到房里去睡觉。
章彬彬这才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行，你那么关心洪队，我就跟你唠一唠，可你得保证，不能再向别人小广播啊。”
我说：“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章彬彬默了默神，终于对我讲了洪月娥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婚姻悲剧。
章彬彬——
说起来，洪月娥应该算我的老师和领导。二十年前，我从兵团选拔到清水潭监狱当看守的时候，洪月娥已经是有三年警龄的老狱警。她老爸是个识字不多的老战士，跟着梁建成团长在这一带剿匪，直剿到无匪可剿，就留在清水潭监狱看犯人。洪月娥是清水潭监狱建立那年出生的。她上初中那会儿，正闹文化大革命，这山沟沟里没书可念，在家晃荡三年，上头下来个“补员”
政策，洪月娥就接她老爸的饭碗当了狱警。
我揣着兵团独立师政治部的介绍信来清水潭监狱报到以后，就分配在五大队三中队，洪月娥那时是我们的中队长。她接过我的介绍信，把我瞄了好几眼，说：“哟，你不是‘小铁梅’么？”我说：“我叫章彬彬，在兵团文宣队演过铁梅。现在，我分配来这儿工作。”
洪月娥说：“你在文宣队唱唱跳跳有多快活，干吗来当牢头？”
我说：“这是组织安排。我是党员，得服从组织决定。”
那年头一开口就是“党”呀、“组织”呀什么的。我不敢说兵团文宣队是个临时性单位，又没有工资，我不能在那里待一辈子。
洪月娥又仔细打量我，一个劲摇头：“你啊，当不了看守的。”
“为什么？”
“你看，你太娇嫩，太斯文，一看就是上台演戏的美人坯子。”
我总算是在兵团摸爬滚打过两年的战士，还不信那个邪。我说，“试试看吧，我想我干得了。”
洪月娥有点勉强地把我领回中队去。那时清水潭监狱是男犯女犯同监的。第五大队的其他中队都关男犯，三中队专门关女犯，一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就洪月娥、我和另外三名女看守，又要管生产，又要抓学习，够我们忙乎的。
我到任的第一天，洪月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天其他干警带着犯人下大田干活去了，洪月娥和我留在伙房做饭。
洪月娥说：“今天我们大队的干警欢迎你，特地宰一只羊，你自己动手吧！”
她牵来一只很肥的母羊，拴在一棵梨树桩子上，把一把板斧和一把杀猪刀递到我手上：“动手吧！”
我吓坏了。我长这么大，连鸡也没宰过呢，哪敢宰羊！我一会儿看看手中的刀斧，一会儿瞅瞅那只可怜的母羊，心里一阵阵打寒颤。
洪月娥在灶前烧汤，灶里的芒草烧得噼啪响，火光把她的圆脸映得通红。她看我没有动静，紧催着我：“快呀，大伙一会儿就回来了，等着我们开饭。”
我向那只可怜的母羊走去，心里通通地打鼓。那只母羊似乎猜透了我狠毒的企图，用警惕的目光紧盯着我，“咩、咩”地叫着，仿佛向我发出生命的祈求。我注意到它的眼圈儿带点红色，眼眶里有盈盈泪水，肚子浑圆而丰满，胯下两排奶头胀鼓得像紫葡萄，肯定正怀着小羊羔。我的心颤抖得更厉害了。我想我这一斧头砸下去，将要击毙的不仅仅是一只母羊，也许是三只、四只甚至更多温顺的小生命。
“动手呀！还愣着干啥？”洪月娥又大声吆喝着催我。
我握紧手中的板斧，进一步靠近那只母羊。它显然对我的险恶居心洞若观火。我向左追，它朝左转；我向右撵，它朝右转。
以那棵梨树桩子为中心，以一根五尺来长的绳子为半径，羊和我画着同心圆，玩起捉迷藏的游戏。这样兜了无数个圆和半圆，我终于被它那可怜巴巴的目光挫败，把板斧和杀猪刀扔在地上，非常沮丧说：“中队长，算了吧，咱们今天就饶了这只母羊。”
洪月娥惊异地盯着我：“为什么？”
“我看它正怀着小崽子。”
“你不知道，我们老干警，最爱吃还没长成形的小羊羔。”老干警当然也包括她洪月娥，我看见她伸出舌头在唇边舔了一下，接着说，“在胎里的小羊羔，连骨头渣儿都没有，那肉嫩的呀，像水豆腐一样，一筷子挑到嘴里，喷喷的香，不用咀嚼，自个儿就化了。”
洪月娥这话说得我毛骨悚然。我怯怯地说：“中队长，我不吃羊肉了，也不敢宰这头羊。”
“哈，兵团战士还不敢宰羊，你不是假谦虚吧！”
我的失败就是洪月娥预谋中的胜利。她拾起地下的板斧，得意地哈哈大笑，大步向那只母羊走去。怪了，这时那只母羊已经从洪月娥猎豹似的目光中，看透了自己在劫难逃的命运。它只顾筛糠一样觳觫着，压根儿就忘了作垂死的挣扎和逃亡。
洪月娥手握板斧，口中念念有词：“小羊小羊你莫怪，你生来就是碗中菜，我今送你见阎王，你早死早日好投胎。”
那只母羊似乎听懂了洪月娥的咒语，用听天由命视死如归的目光瞅着她，一动不动站着。顷刻，洪月娥脸上黑下来，呼啦一下把板斧举过头顶，又闪电一般砸了下去，母羊立即脑袋开花，倒毙在地。
洪月娥大声欢叫：“章彬彬，快把脸盆端过来！”
我立马端起脸盆走到洪月娥跟前。她左手抓住羊角把母羊拎了起来，右手抄起杀猪刀，对准母羊的脖子一刀捅进去，一股鲜血喷泉一样带着腥膻的热气奔涌而出。
洪月娥随即把母羊扔进汤锅里滚了几滚，捞上来，放在案板上，三下五除二就除净了毛，剔光了蹄子。那把寒光闪闪的杀猪刀，像是长了眼睛似的在羊的尸体上游走，不到一刻钟工夫，便把全副羊下水剔了出来，肝是肝，肠是肠，肚是肚，分解得一清二楚；再把羊肉剁成块儿，唿啦一下下了锅。
洪月娥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一边教导我：“你呀，章彬彬，这样心慈手软是做不了看守的。你要先学会宰羊、杀猪、杀狗，你慢慢就会当牢头了！为什么要让你上这一课？关押在这里的罪犯，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都是一群畜牲！你对畜牲都恨不起来，还能恨罪犯？”
对洪月娥的启蒙教育，我似懂非懂，但我尽量想做到对罪犯凶狠、严厉。接着，我就打了一个女犯一个耳光，准确地说，这名女犯是个蒙冤的好人。因为甩她一个耳光，至今我一想起来我这只右手腕还会隐隐作痛。
事情是由洪月娥的丈夫引起的。洪月娥的丈夫叫朱亦龙，是五大队大队长，我们背地里都叫他老“猪公”，因为他是个可怕的色情狂。那时他和洪月娥已经结婚一年了，可是，他吃着嘴里的又盯着碗里的，老打女犯们的主意。五大队三中队有一百多名女犯，其中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原因关进来的知识分子，又年轻又漂亮的女子还真不少。这就忙坏了老“猪公”。他利用大队长的权力，把许多女犯干了。半上午半下午，大队部没有留人的时候，他把女犯找来个别谈话，关起门来就把人家干了。派哪个女犯单个儿到山里采茶砍柴，他偷偷跟了去，把女犯拖到林子里，又把人家干了。除了强暴，他有时也使用诱奸的手段。文化大革命那年月，老百姓穷得饭都吃不饱，女犯们更是身上没有一片钱。老“猪公”只要花三五角钱，或是用一块香皂，一条毛巾，就能让一些女犯上钩。有时根本不用花钱，只要给女犯批个病假条，或者特准她们不要下水田干重活，那些女犯就会乖乖就范。
后来东窗事发审问这家伙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还恬不知耻说，这些都是罪犯，都是反革命，都是专政对象，老子干她，就是对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有什么罪？
这家伙也不知糟踏了多少女犯，他屡屡得手。
但是，当他盯上一名新来的女犯的时候，他碰了一个硬钉子。这名女犯叫陈君怡，才二十五六岁，是位中学教师，因为在办公室打扫卫生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一尊毛主席石膏像砸得粉碎，再加上是地主家庭出身，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无期徒刑，送到清水潭监狱来劳改，就关在我们三中队。在老“猪公”
眼里，陈君怡肯定是全大队最漂亮的女人；在我眼里，她却是一个背负着极其沉重十字架的“女犯”。陈君怡也认为自己罪大恶极，罪不容赦。对于别的女犯，叫她干活也好，叫她学习也好，往往要动用强制措施，而陈君怡干什么都是自觉自愿的。人家一天采五斤青茶，她一天能采七斤青茶；人家一天挖两垅菜畦，她一天能挖两垅半菜畦。干完了活，她就抄《毛选》。她从家里带来的仅有的两块钱，都买了笔记本，抄得密密麻麻的，那字工整得像书上的印刷体。每天早晚，不用谁叫她，她绝不会忘记在毛主席像前跪上五六分钟，嘴里嘀咕嘀咕的，像是做祷告。我看不出她做这些有一点儿勉强，有一点造作，不，她这样做完全发自内心。因为她真心伏“罪”，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弥补自己的罪过，祈求伟大领袖对她的赦免。
但是，这样一个真心实意要“悔罪自新”的女犯，有一天却和大队长朱亦龙顶撞起来。那是一个下雨天，女犯们不能下田干活，我领着女犯们在号房里掰毛豆。我记得那天天气阴沉，于打垒的茅草房里黑乎乎的，大白天也亮着电灯。号房的地中央堆着一大堆前些天刚摘来的青毛豆，女犯们围成一圈儿坐着，每人面前都摆着一只簸箕掰毛豆。这活干到近午的时候，大队长亲自下来把陈君怡找去个别谈话。这种事在那个年代是再平常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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