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长是大队的最高领导，他想找谁谈话就找谁谈话，而且是重视思想教育工作的表现，谁能怀疑他会干什么不法勾当呢？可是，一会儿工夫，陈君怡就气呼呼跑回来了，朱亦龙在后头撵着大声吆喝：
“陈君怡，你这个反革命！你跑，你跑？我看你还能跑到月球上去！你对自己的罪行一点认识也没有，还想翻案，这还了得！洪月娥、章彬彬，你们中队马上开大会，把陈君怡这个死不改悔的反革命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陈君怡吓坏了，躲在床角落里直打哆嗦。我得说明一下，那时的清水潭监狱没有现在的女监这样舒服。犯人都睡地铺，没有架子床。所谓床角落，就是墙旮旯。我看见陈君怡就像一只得了大病特别怕冷的猫，躲在墙旮旯里缩成一团。
看守们（包括洪月娥）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大队长对陈君怡有什么非分企图，立即就在大队长指挥下忙碌起来。有的刷大标语，有的布置会场。“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君怡！”的大标语贴满了清水潭监狱，“陈君怡”三字上都用红笔打上“×”，就像要把陈君怡钉死在永劫不复的十字架。一会儿，看守们把陈君怡押到会场批斗。洪月娥斥问陈君怡怎么胆敢翻案？陈君怡说她没有翻案。洪月娥又质问，你没翻案，大队长会冤枉你？陈君怡低着头不说话。大家再怎么追问，她都顽强地沉默。洪月娥火了，狠狠给她一耳光；我也火了，跟着给了她一耳光。洪月娥给她一耳光的时候，像打在木头上，陈君怡什么反应也没有；我这一耳光甩过去，她猛地抬起头来，一对饱含泪水的眼睛定定地盯住了我。这双眼睛里没有火焰，没有仇恨，没有反抗，只有祈求、绝望和悲哀。我一下子想起我来这里第一天碰到的那头母羊，死到临头时她也是用这种目光盯着我。我暗吃一惊，胆怯地后退了好几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也是最后一次打人。为了这个耳光，我将后悔一辈子。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陈君怡上吊自杀了。我第一个赶到现场，发现她身上有一封遗书，竟是写给我的。信上说，她之所以走上自尽之路，就因为我章彬彬打她一个耳光。她说，她一向认为我章彬彬是全中队最善良的看守，一个善良的人都憎恶她嫌弃她，她活着就毫无意义也毫无希望了。
陈君怡这封遗书对我的教训，比起几十本教科书都要深刻。
它让我懂得，一个人要在常人面前表现得彬彬有礼，那还容易，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然而，一个监狱警察在被你监管着的犯人跟前，在那些罪孽深重又无力还手的犯人跟前，还能保持做人的善良和克制，还能遵重罪犯做人的权利和尊严，还能关怀一个活着的生命，那就很难很难了！所以，我们不少管教员常常在这个时候犯罪—殴打罪犯，这种行为也是一种犯罪。但是那时候，这一切都变得天然合理并且司空见惯了，还常说，“对敌人的残忍就是对人民的忠诚，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历史上我们做过许多错事蠢事，却又振振有词的能为自己创立许多堂而皇之的理论。
一个月后，上头派来一个工作组，调查大队长朱亦龙强奸女犯的案件。原来陈君怡在自杀之前，写了一封检举信，派她上山采茶的时候，她请求一个放牛的老伯寄了出去。工作组很快查出朱亦龙强奸女犯达二十三人之多，这当然不是完整的数字，因为很多女犯有所顾忌还不敢说出自己的冤屈。但是，就这个数字，足够震动全省和全国了。那一年，刚好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对公检法进行整顿，正要找几个典型开刀，朱亦龙恰恰撞在刀口上，很快判了死刑。
朱亦龙拉去枪毙那天，把他押回清水潭监狱来开公审大会。
许多女犯高兴得都哭了。干警们也很解恨，因为朱亦龙平常很霸道。口号声地动山摇，许多人把嗓子都喊哑了。女犯们当然不能喊口号，就气狠狠地往地上跺脚，啐口水，嘟嘟嚷嚷咒骂：猪公，猪公，枪毙他一百回！叫他千刀万剐！
朱亦龙毙了以后，洪月娥在家里关了一个多月。她再来上班时，我看见她一下子老了许多也瘦了许多，也不太爱讲话了。那时她才二十二三岁吧，一个大姑娘，结婚才一年，碰上这么个坏蛋，不气死也要蜕去一层皮呀！
你问洪月娥以后有没有再找老公？没有。她当然想找，可到哪去找呀！一来女监根本就缺少男人，二来她有那样一个晦气的前夫，谁敢要？她就这样一直守寡守了二十年。
是的，这些日子以来，我才发现那个余科长常常到她宿舍走动，可能有点戏了吧！我也盼着她早早再成个家，一个女人总不能这样熬一辈子啊。
关飞鸾——
“关飞鸾！关飞鸾！”
我迷迷糊糊的听见有人叫我。连病几天，我瘦得皮包骨头，一点力气也没有，我觉得离鬼门关不远了。可是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叫我？这声音很平和，很亲切，是号房里难得听到的暖融融的声音。
我使劲睁开眼睛，看见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站在我床前。章大队长说：“你醒啦关飞鸾，起来，起来，我给你弄了些药来，你起来吃吧！”
干部会给罪犯送药来？有这样的好事？我虽然挣扎着坐了起来，但是还犹豫着要不要下床。这时我看见中队长对我亮了亮手中的一只菜篮子，菜篮里头有一只小沙锅。
中队长说：“关飞鸾，快下来吃药呀！”
我这才完全相信了，想抬腿下床。但我身上没有力气，又像稻草人一样躺倒了。章大队长就把我扶了起来，帮我穿好衣服，两人一块儿搀着我下了床，让我坐在桌前的凳子上。
“快快吃吧！”中队长把沙锅盖子掀开来，阵阵白气升起的时候我闻到了草药的芳香。她又说，“这药是包治你这种病的，章大队长昨天去大深山里找了一天，才找到这些药，还向农民买了一头水鸭母做药引子。”
章大队长说：“关飞鸾，你别怕，犯你这种病的，我治过好几个，吃儿副药就会好的。”她把沙锅里热腾腾的药汤和水鸭母打到碗里，一个劲催我吃下去。
我眼泪花花的吃完了这碗药和水鸭母，当时就不知那药是苦呢，涩呢，甜呢，还是别的什么滋味，因为我想起我小时候患了病，我妈也是站在一旁侍候我吃药。章大队长也像我妈，那慈祥的目光像，亲切的笑脸也像。可这会儿我妈远在成都，要知道我病成这样子，会急成啥样子噢？
章大队长一连给我送了三天药，我的小命儿就从黄泉路上捡回来了。长满全身的水痘变干瘪了，一片片痴子像鱼鳞脱落。开始我怕脸上破相不敢见人，没想到吃完最后两副药，我脸上身上的疤痕一扫而光。我照了照小镜子，看见我的脸色红润而光鲜。
谢天谢地，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可是，我身上的病好了，心里的病却开始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我想起前些日子中队长一次一次找我谈话，要我交待吕金妹和我到底是怎么揍了梁佩芬的。我一直不肯说实话，编着词儿诓中队长。我真是拿着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呀，我还算个人吗？
这天晚上，我就主动走进中队部办公室。我对中队长说，我有要紧事向干部报告。
中队长问：“什么事？”
我说：“报告中队长，就是我和吕金妹打了梁佩芬的事。以前我们说的，全是假话，这回我要原原本本向你报告。”
中队长给我端来一张小凳子：“好，关飞鸾，你坐下慢慢说。”
关飞鸾——
自从同改梁佩芬住进９号号房，已经有好几个晚上，一到深更半夜，就从她的床旮旯里传出一阵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这个秘密最初是吕金妹发现的。她和我并排睡在上铺，一到深更半夜她就听到这个声音。到了第三天夜里，她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忍不住坐了起来。她用手指在我的腮帮上挠痒痒，我醒了过来。她对准我的耳根说，“听，这是什么声音？”我咬着她的耳根说，“可能是老鼠吧？”她又说，“你再听听，是一只很大的老鼠呢！”
我竖起耳朵，追循那声音是来自何方。我很快弄明白，是梁佩芬躲在床旮旯里吃零食。开头是芝麻糖的香气冲上来，接着是高级饼干的香气冲上来，再后来是带咖啡味的巧克力的香气冲上来。
像一个盛大宴会，一道一道上菜，同时还有喝啤酒或是饮料的声音，咕嘟咕嘟响。梁佩芬享受着她家里带来的零食，成为每天夜里必不可少的“宵夜”。每一顿“宵夜”，至少要花个把小时。深更半夜的，四周一片谧静，她吃东西虽然尽量不出声，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响声，那也是十分尖锐的，像小刀一样刺激我的神经，刺伤我的肠胃。我的肚子一阵痉挛，感到特别饥饿。梁佩芬吃完“宵夜”很快睡着了，我却好久好久也不能入睡了。我想吕金妹也肯定如此，我听见她的床上一直嘎吱嘎吱响个不停。
第二天在果园干活的时候，吕金妹把我叫到一棵柑橘树下，撇一撇嘴说：“他妈的，梁佩芬这臭娘们天天半夜三更吃‘宵夜’，弄得我不能睡觉。”
我说：“对对对，我也被她弄得不能睡觉。她妈妈的，她怎么有这种臭习惯？”
吕金妹说：“她当官当久了，哪能吃得惯牢里的‘猪食’？”
我说：“她怎么有那么多好吃的？”
吕金妹说：“你以为梁佩芬跟我们一个样？我一犯了罪，连个探监的人也没有。人家梁佩芬家里有钱有势，想吃啥子家里都能往里送。”
我说：“操，干部也不管一管。”
吕金妹说：“官官相护呗，不是干部通融照顾，她家里能送进这么多好吃的来。”
我们俩愈说愈有气，我说去报告干部。吕金妹说没这个必要，倒不如来个“吃大户”。开头我不知道“吃大户”是啥子意思，吕金妹又轻声嘀咕一阵子，我心里大喜。
这天晚上熄灯铃声响过后，我们号房的同改们很快睡着了。
我侧耳细听，梁佩芬也发出轻轻的呼噜。吕金妹早摸准她的习惯，她总是先香香地睡上一觉，然后才醒过来吃东西。吕金妹就蹑手蹑脚下了床。她摸到梁佩芬的衣箱—我们叫它“百宝箱”，用一根发卡子，三捅两捅，很快把箱子打开。这一手，吕金妹不知道向哪个盗窃犯学来的，号子里啥样子的能人没有呀！吕金妹自吹，只要给她一根小铁丝，一枚发卡子，天下就没有她打不开的锁。一会儿工夫，吕金妹从梁佩芬的“百宝箱”里偷了许多好吃的，我们装做上厕所，躲在卫生间里饱餐了一顿。梁佩芬这家伙真有钱呀，她老公每次探监给她带来许多吃的，什么饼干呀，蛋糕呀，巧克力呀，芝麻糖呀，火腿肠呀，都非常高级。我爸我妈已经很久没有给我寄钱了，这种意外的收获真让我们快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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