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臭娘们这一顿宵夜一般要吃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才能安安静静睡着。可我的肚子却叫得愈来愈响了，我真恨不得下床去打开她的“百宝箱”。但是，我不敢。新来的任中队长刚刚找我训过话，要是再栽个筋斗，我还活不活呀！
“你要好好交待，你和关飞鸾在背后搞了些啥名堂？”
任中队长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这黄毛丫头没啥好怕的，她要想跟我斗，到老君炉里再炼上三年也不到火候。我想她对我盘根刨底查问，准是洪大队长的主意。那个活阎王母老虎有多狠心哪！要真给定上个啥罪名，我准要罪上加罪。再加判个三年五载，我这一辈子可就玩完了！
我不能坐着等死，我得赶紧找关飞鸾想想办法。
号子里非常静，我支起耳朵听了听，同改们都睡死了，梁佩芬也睡死了，还不断磨牙，准是半夜吃东西不刷牙，虫子这会儿来“吃”她了。我轻轻坐了起来，猴着腰去摸关飞鸾的脸蛋儿这小妞也睡上铺，脑袋瓜紧挨我的脚丫子。我伸出一个手指，在关飞鸾脸上挠着痒痒。这小妞的皮肉真嫩，脸蛋儿像水豆腐。我刮她左脸，她侧身向右；我刮她右脸，她再侧身向左。折腾好一会儿才把她弄醒。她哼哼唧唧说，干吗呀干吗？我拖着她的手说，快，到我铺上来！她磨蹭着，我硬拽她，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对她说，她才不大情愿地爬到我床上来。
关飞鸾钻进我的被窝里，我禁不住把她紧紧搂着。这小妞儿浑身没骨头似的，像鱼儿一样滑溜溜的，搂在怀里真舒服。我亲了亲她的脸蛋儿，心里就火烧火燎。她进号子那会儿，我跟她结过“对子”，还偷偷亲过嘴，后来干部看得紧，我们都死了那个心，不敢往一块儿黏黏糊糊。关飞鸾在我怀里忸怩着，还以为我要跟她亲昵呢！我说，你臭美啥呀你？就要大祸临头了，我还有那个心思！关飞鸾说你别唬我，到底出了啥子事？我说中队长今晚找我谈过话了，问我们俩背后有没有搞名堂，这不是要查我们有没有搞地下团伙吗？要是真定下这个罪名，我们就得罪上加罪，死在这牢里啦！关飞鸾在我怀里一个劲颤抖起来，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我把关飞鸾搂紧了些，说，别怕！小妹，我们只要死不承认，她们也不能定个屁罪。
在号子里，“５８条”明文规定，犯人之间只能叫名字，不能叫绰号，更不准称兄道弟呼姐叫妹的。可我和关飞鸾关系特好，在背地总是姐妹相称。因为这样一叫，真会想起我的亲妹子，想起我的亲人们，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儿。我蹲大牢她们一次也没来看过我，我真想死她们了。
关飞鸾也亲亲地叫了我一声姐，说还有梁佩芬呢，她要是把我们揍她的事情全抖出来，我们俩也吃不消。我想了想说，你放心，我有办法。关飞鸾已经被洪月娥那只母老虎吓破了胆，连连说，姐，你千万别再揍她，她一叫唤，倒霉的又是我们俩。我对着她的耳根说，放心！小妹，我不会再动她一指头，但是，我有治她的办法！关飞鸾问我有啥子办法，我说暂时保密，你走着瞧好了。
临了，我又抱着关飞鸾亲了个够。嘿，那妞儿的细脖子像笋尖尖样白嫩，有种香香的气味，真好闻！
第二天深夜，在同改们都睡死的时候，我听到梁佩芬那臭娘们又开始吃她的宵夜，嘴馋加上饥饿，呼地一下把我心头的怒火点燃起来了。我掏出一小包细沙，这是我白天下地干活早准备好的。我把床单草席掀开一点儿，找准了床板的缝隙，撒下了一小撮沙子。心里骂道：臭娘们，我给你来点胡椒面！我听见梁佩芬摊在被子上的一张报纸，响起了沙沙声，她以为是我翻身撒下的灰尘，也没太在意，把报纸拿到床外抖了一抖，又继续吃她的“宵夜”。
我看这招不灵，又掏出一只装着毛毛虫的小药瓶。这也是白天下地干活悄悄准备好的。女监果园和菜地里毛毛虫多的是，有白的、灰的、黑的、菜青色的，捏在手上像蚕一样，软绵绵的叫人毛骨悚然。更可怕的，是毛毛虫大都有毒，在你胳膊上一爬，就会肿起一条紫疙瘩，一溜红疙瘩，那种钻心的奇痒会持续好些天，弄得你站不安宁睡不安心。我用这种办法整过不少敢于跟我过不去的同改，每回都吓得她们丢魂失魄，还没有谁敢不服我。
借着窗外的月光，我用发夹子把一条肥嘟嘟的毛毛虫拨拉出来。
它像知道即将去担负什么重任，居然把粗壮的脊背拱了几下，像是对我表示忠诚。我又掀开床单和草席，对准床板的缝隙，瞄准一个最佳位置，把毛毛虫拨拉下去。随即，我听见梁佩芬轻轻惊叫了一声，一家伙就蹦下了床。毫无疑问，那条毛毛虫已经准确无误地掉在她的脖颈里。
我连忙下了床，假惺惺地问道：“怎么啦？怎么啦？”
自从前天晚上跟梁佩芬干了一仗，我们已经白眼相对，两天多没说过一句话。我主动下床关心她，她好像很感动，连声说：
“谢谢，谢谢！好像有一条虫子掉在我的脖子上。”
我说：“让我帮你看看。”
这晚月光很亮，从铁窗照进来，我很快就找到那只毛毛虫。
我拈起那条该死的虫子让梁佩芬瞧了瞧，一下扔到窗外去。
我说：“你得赶快去抹点肥皂，要不，会把你痛死痒死的！”
梁佩芬趿着鞋子去厕所，我立即跟了去，主动效劳，用香胰子沾上点清水给她红肿的脖子抹了一遍又一遍。梁佩芬受宠若惊，对我千恩万谢。我说你也不要谢我了，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梁佩芬陡地又紧张起来，瞪大眼睛说，有话明天说好不好，现在深更半夜的。我说，这话就是深更半夜才好说，这会厕所里只有我们俩，最好说话。
梁佩芬两眼怯怯地盯着我：“说吧，说吧，我听着。’我说：“梁佩芬，你不要生气！前会儿的沙子和毛毛虫都是我为你准备的。”
梁佩芬一下子脸都吓白了，话也说得结结巴巴：“你、你、你为啥恶作剧？我、我、我要去报告”
“你别嚷嚷，也别去报告。你要敢去报告，最后都会像毛主席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说，“你想想，我们经常进果园下菜地干活，谁的号服里带回一点沙子一条毛毛虫，那可是常有的事，干部就能相信我是有意要整你？”
梁佩芬一下就泄了气，可怜巴巴说：“嗨，吕金妹，我跟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为什么老要跟我过不去？”“是你跟我过不去。”
“我哪里得罪了你？”
“你天天深更半夜在我下铺吃东西，你说你说，我能受得了？”
梁佩芬在黑暗中沉默着，愣了半天才叹了口气：“嗐，你想吃啥，只要说一声，我分一点给你吃，我不会小气的。”
我说：“我不是贪吃的猫。”
“你要怎么样？”梁佩芬急得快哭起来，“快快说吧，被干部发现，我们都要倒霉！”
“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出卖我。”
“啥叫出卖你？”
“不管干部问你什么话，你都不能把我端出去。”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比如，我们前天打架的事，你不能出卖我。”
“嗯，还有呢？”
“我和关飞鸾的事，你也不能多嘴！”
梁佩芬这臭娘们到底是当过大官的，低着头，一张臭脸拉得老长，像思量着什么大事，默神了许久，也不肯给我干脆的答复。
我不得不给她加点儿温。我说梁佩芬，你也不要端你那臭官架子了。你判十五年，我才判十二年，两人是半斤对八两。可我才二十二岁，你已经四十出了头，你要跟我过不去，我就奉陪到底，要上铐，两人一块上；要关禁闭，两人一块关；要加刑，两人一块加。就看谁耗得过谁吧！我出去的时候，还有一大把日子好过的。你呢，多熬几年也就熬成个老太婆！
梁佩芬还是不吱声。我不得不再给她一点厉害的。我说好吧，好吧，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会奉陪到底的。你呢，在我下铺，我今天给你床上撒一把胡椒面，明天给你床上放一条小虫子，我就看你还敢不敢跟我作对！
梁佩芬叹了口气，说：“好吧，好吧，今后我再不会惹你了。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这还不行？我会要求调换一个铺位，甚至调换一个号房。”
我轻轻冷笑一声说：“哼，不管你逃到哪里，你的‘百宝箱’是保不住了。”
这是对梁佩芬最致命的一击，她一下子就老老实实投降：
“别，别，请你千万别把这事报告干部！”
我说：“这么说，我说的条件你都同意了？”
“好吧，好吧！”梁佩芬回答得很勉强，几乎快哭出声。
我主动伸出手，说：“来，我们握握手。”
梁佩芬很不甘愿地把手伸给了我。嘿，这臭娘们的手细皮嫩肉，到底是当大官的手。
任思嘉——
下一个站在中队部办公室墙旮旯里的女犯，是关飞鸾。
我还没有开口问话，先把关飞鸾上上下下瞅了一眼：她清亮的黑眸子里稚气尚存，胸脯发育得不够丰满，嘴唇微微上翘，唇角隐约可见细细的茸毛，整个儿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女中学生。我不由在心里暗暗叹息一声：这个女犯真是太年轻了！
随即，关飞鸾犯罪档案里一些主要文字，在我脑子里蹦了出来：她只有十九岁，却判了二十年徒刑，入狱才一年多一点。她的父亲是四川某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母亲是一家夜总会的女老板。关飞鸾刚出娘胎那会儿，家境并不阔绰，她记得小时候住的房子小得像鸽子笼。到了她上幼儿园的年龄，家里突然暴发，她就过起像小公主一样奢侈的生活：有最新的玩具，最好的文具，最漂亮的时装，还有左右不离的小保姆。上了中学，父母又给她买了吉他、小提琴、电子琴、钢琴，还走马灯似的给她换了无数家庭教师。总之，她要啥有啥，父母无不有求必应。但是，只有一件东西极其悭吝，那就是时间！父母太忙，只顾挣钱，对女儿的学习、成长，从来无暇过问。关飞鸾上重点小学，上重点初中，上重点高中，一关一关都是花了大钱“买”来的。
十八岁高考，她考砸了，无须等待发榜，她断定自己肯定名落孙山。心情有些郁闷的时候，她常去逛逛歌舞厅。她偶尔认识了几个哥们姐们，又偶尔吸上了白粉。当父母源源不断给她的几千元，上万元，都在眨眼间随着缕缕青烟而化为灰烬的时候，她开始为哥们姐们带“货”。这是吸毒者的必然之路。无钱吸毒的时候，都得“以贩养吸”。她把“白粉”藏在高跟鞋底，扎在双重皮带，埋在礼品盒的生日蛋糕里跟着旅游团来Ａ省的“小香港”旅游，头一回和第二回，她都顺利得手，像电影里带密电码的地下工作者，她做得非常秘密而机智，不仅挣够了吸毒的票子，还从冒险中获得有趣的刺激。但是，第三回她再来“小香港”，打了一辆的士去住一家豪华宾馆，刚从车上钻出来，就被两个便衣警察截住。带进局子里，警察搜遍她的全身，一无所获。最后，两名女刑警“请”她上一次洗手间，而且要看着她解一次小便。她拖拖拉拉褪下长裙、短裤，女警察又命令她解下安尔乐卫生巾。至此，用塑料纸包扎好的五十克白粉才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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