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次听到梁佩芬的大名,但从女警官们面面相觑的样子,已经掂出这个女犯的分量。但天真的我相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古训,一个副市长犯了罪来蹲大狱,也值得她们如此惊慌?张子善、刘青山贪污不照样枪毙示众?陈希同贪污腐败不照样判刑蹲号子?
王莹好容易从惊讶中挣脱出来,说:“天呀,天呀,梁副市长今年‘三八节’还带着一帮子人来我们女监慰问呢,才半年工夫,就成了我们的罪犯!”
董雪问道:“她到底犯了什么罪?”
章彬彬说:“贪污、受贿,听说从她家搜出金条、金砖就有十多块,美元一大捆,最后坐实总共33.6万元。”
王莹问道:“判了多少年?”
章彬彬说:“十五年。”
几位女警官又同时惊叹:“哎哟!我的妈呀,坐满十五年,她梁市长也成了个老太婆了!”
章彬彬说:“真作孽!自己犯罪,还把老爸活活气死。”
我就轻声问王莹,梁佩芬她老爸是谁?
王莹说:“就是我们的老司法厅长梁建成呀!清水潭女监就是在他老人家手上建起来的。”
“哦!是他啊!”这回大吃一惊的轮到了我。
因为我这才想起来,我到女监第一天,章彬彬带着我在女监转了一圈,一再听到她怀着无限敬意说起过这个威名赫赫的名字。走到了女监大门口,我看到女监的八层大楼是如此气派,真是惊诧不已。章彬彬就说,你再仔细看看,那大楼屋顶上的造型像个啥玩艺儿?我看了一会儿说,是不是古建筑上的翘脊屋顶?
章彬彬笑笑说,不对!你看,那两头弯弯的造型,像不像半个月亮?我再凝神看了看,说像,像,太像了!章彬彬说,因为楼顶上的造型是半月形的,我们又把女监大楼叫做“半月楼”。为什么是半月而不是满月?半月就是残月,女犯都是些残破的“月亮”残破的灵魂么!
呵呵,我张着嘴半天合不拢了,真有意思,真有意思!我问这是谁的创意呀?章彬彬说,“是我们的老厅长梁建成。”
章彬彬又提醒道:“小任,你再看看,这幢大楼的外壳,贴上这些白瓷砖,漂亮不漂亮?”我看了一会儿说,“漂亮,漂亮,贴上这些洁白的瓷砖,万绿丛中一片白,这幢大楼就更加抢眼了!”章彬彬又问道:“你看清没有?瓷砖上有什么花纹?”我细看了一会儿问道,“哟,每块白瓷砖的四角都有三个小黑点,这又有什么含义?”
章彬彬说:“这也是女犯的象征,女犯们不都是些心灵上有污点的女人么?”
我问道:“这又是你们老厅长的主意?”
章彬彬得意一笑:“当然!”她就给我介绍这个梁建成战争年代是个威风凛凛的英雄团团长,建国后,他在这一带剿匪,抓了许多蒋介石的残渣余孽,就在这里建了一座清水潭监狱关押这些罪犯。后来他当了省司法厅厅长,清水潭女子监狱从选址、设计到施工,都是他亲自过问的。
还未见过那位老厅长的尊颜,但梁建成这个名字从此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我听到监狱长、大队长等等领导也常常把“梁建成”的名字挂在嘴边,可以说,在A省司法界如果有人不知道梁建成,几乎等于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
但是,一个省司法界赫赫有名的老前辈,到头来自己的女儿却进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女子监狱。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我正在回忆中为这位老厅长扼腕叹息的时候,洪月娥一串可怕的冷笑把我吓醒了。“哈,哈!”她说,“活该,活该!这么大的罪,要换成别人,早拉去毙了!”
洪月娥真是出了名的“铁拳头”,对女犯们总嫉恶如仇。前副市长梁佩芬分配来五大队服刑,她可不像别人那样一惊一诧。
随后,她又粗门大嗓说:“行呀行呀,不就是个常务副市长么,有什么可怕的!来十个八个也不在话下,赵监狱长不是给我们女监的工作目标定下四句话十二个字嘛:‘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改造好。’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堂堂的警官、管教还能怕罪犯!喂,时候不早了,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欢迎这位大人物吧!”
看洪月娥这气壮如牛的气魄,我想她是非亲自接收梁佩芬不可了。但是,她很快说出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她明天要进城去跟兴隆鞋业公司订生产合同,时间是早约定好了的,不能更改。
,她轻而易举地把这桩挠头的事儿推给了章彬彬。
洪月娥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大队就任思嘉是远从北京来的,和梁佩芬毫无牵连,这个女犯自然分配在第三中队。”
这是组织决定,我不能反对,心里却咚咚地敲鼓。我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和研究生,从来没有跟官员们打过交道。好了,现在,我天天要管教一个当过市长的女犯,心里能不发怵?
那天吃过晚饭,我去章彬彬家串门。我想向她了解一下,这个梁佩芬到底是何许人也。
我们女监干警宿舍楼,和“半月楼”隔着一个大操场和一口大池塘,为一大片松、杉混交林掩映着。又因为宿舍楼住的都是女干警,大家就戏称为“女儿国”。工余时间,我除了读书看电视,常常“周游列国”,不过拜访的都是些“女皇”。章彬彬与我住在上下楼,她不仅是我的头儿,还很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去她家串门的时间就更多了。
我走进章彬彬家时,她和小女儿章黛正在吃晚饭。
章彬彬住的是那种一间一厅的小单元。客厅的摆设简单、大方又挺有情调。几件家具都是白木制品,但小圆桌上铺上一方印有花饰的软塑餐桌布,小茶几上铺上一片洁白钩花纱巾,而且搁上一瓶万年青,电视机上兀然立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锦鸡标本,这屋里就显得相当优雅。我看见章彬彬的伙食很简单。小饭桌上只有一盘炒青菜,一碗豆腐汤,一盘葱花蛋。我心想这母女俩的生活过得挺清苦。女警官们往人前一站,全身上下一套橄榄绿,像春风中的一株翠柳一样招人眼目;大盖帽上的国徽,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那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多么令人羡慕!其实,她们的工资收入很有限,丈夫又都在外地工作,许多票子要换成火车票汽车票扔在铁路公路上,日子大都过得紧紧巴巴的。
章彬彬见我来串门,就对女儿说:“小黛,你吃了饭,帮妈妈洗碗好不好?妈跟阿姨聊聊天。”
章黛才念小学三年级,是个很听话的孩子,吃过饭,收拾好碗筷,就去房间做作业。
我由衷地夸了一句:“章姐,小黛真乖!”我在章彬彬家里都叫她“章姐”,这样更显亲昵。
章彬彬说:“有什么办法,她爸爸长年在省城工作,顾不了家,我的小黛很小就会帮我做点事。”
我们在小客厅的木头沙发上坐下来。我直奔主题说:“章姐,清水潭女监上千名女犯中,当过处长、当过厅长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今天来了个梁佩芬,怎么就把你们弄得六神无主?”
章彬彬连连摇头:“这个事呀,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我说:“梁佩芬今后就归我们三中队管呢,关于她的情况,你要给我交个底,日后我也好掌握个分寸。”
“该怎么管就怎么管吧。不过,我还是很愿意跟你讲讲我和梁佩芬的故事。”
章彬彬秀气的眼睛细眯起来,那神情像竭力追忆一个年代久远的梦。至于这个梦,是像童话一样美丽呢,还是像灾难一样不堪回首,我一时还难以揣测。
章彬彬——
我认识梁佩芬,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闹得天翻地覆。我从小胆小,对造反派冲冲杀杀那一套不感兴趣,整天躲在家里看小说。忽然,有一天,最新的最高指示传下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个铺天盖地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很快搞起来。这一关我怎么也躲不过,就打起背包到了西部山区西源县。
那一年我十七岁。我比别人稍稍幸运一点的,是我的父亲是个从军队转业下来的医生,过去的老首长梁建成,当时是A省生产建设兵团独立师师长。有了这棵大树,我没去农村插队,直接当上一名兵团战士。一套散发着棉布和染料混合气息的绿军装,穿在我发育不全的身上,显然太过宽大,邋里邋遢的。但是,我总是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觉得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参军是当时最大的光荣,绿军装是当时最时髦最漂亮的服装。虽然生产建设兵团的兵没有列入正式的军籍,军帽上也没有那颗闪闪发亮的红五星,但是心里那个高兴呀,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因为有父亲老首长的关照,我在兵团的境遇又比别的战士优越。才扛了两个月锄头,修了两个月地球,又被选拔进了兵团文艺宣传队。梁师长的小女儿也在兵团文宣队当兵。他把我们俩拉到身边介绍说:“小芬,来认识一下,这是爸爸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叫章彬彬,你们今后就天天在一块了,要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他又对我说,“彬彬,你比小芬大两岁,算是姐姐了,又是上过省城高中的,墨水也比小芬多喝几瓶么,有空儿,多教小芬学文化。”
小芬就是梁佩芬。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从此,我们俩好得像亲姐妹。一起出操,一起排练节目,一起演出,一起下乡下连队。我们枕一个枕头睡一个铺,连内衣内裤也不分彼此轮换着穿。佩芬老爸是部队的大首长,在那个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他每月有一斤油、两斤肉、半斤糖等特殊供应。隔一周两周的,梁师长总要用吉普车把佩芬和我接到家里,吃一餐饺子,打一顿牙祭。临走,佩芬的妈妈少不了往我俩书包里塞满水果和水果糖。当然,我也没忘记梁伯伯的嘱托,一有空儿,就辅导佩芬补习功课。梁佩芬那时有幸读到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都是我从城里带去的。
那年梁佩芬只有十五岁,站着只有我的耳边高,在文宣队里也上不了大节目,就跟着大伙唱唱歌,跳跳舞,跑跑龙套。我可不同,从小有点艺术细胞,只经过半年多训练,就开始挑大梁。
样板戏里的小常宝、李铁梅、吴琼花都是我的保留节目。不是自吹自擂,年轻那会儿,我比现在漂亮多了,身段苗条,脸蛋儿也上妆,扮相好看,唱腔又学得十分地道,每到一地,观众就盼着看我的戏。那两年,我真是出尽了风头。可是,有一回,我差点儿就为演出的事栽了大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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