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前晃动着从一次展览会上看到的清末民初“鸦片鬼”们形销骨立的骷髅，又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那一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惊天壮举，对关飞鸾陡地增添了几分憎恶。我提高了嗓门问道：
“关飞鸾我昨天叫你想的事情，想好没有？”
关飞鸾回道：“报告中队长，想好了。”
被洪月娥铐了一个通宵，关飞鸾也老实多了，低着头只顾看自己那双穿着解放鞋的脏脚。
我绷着脸命令：“你把你们打架的过程说一说。”
关飞鸾说：“报告中队长，前天晚上，我就说过了，就是那么回事么。”
她一只腿屈起来，水蛇腰快折成三段。这家伙从来都是站没站相，我想，她入狱前大概常在舞厅鬼混，跳舞跳成这个熊样。
“是怎么回事，你从头说一遍！”
“报告中队长，就是睡在上床的吕金妹啦，下床小便的时候踩了梁佩芬的手，梁佩芬就动手打人，给了吕金妹一拳，我去拉架，梁佩芬把我也打了啦”
我一听就火了：“这些我都听腻了，不要再说了！我来问你，你和吕金妹在背后还搞过些什么鬼名堂？”
这话一出口，我就有点懊悔，这样的问话也太直截了当了，一点也不知道迂回包抄、声东击西、出其不意等等常用的审讯战术。果然，关飞鸾和吕金妹一样，一下子就把口封死了，她说她啥子名堂也没搞过，她一向人前人后一个样，老老实实遵守监规那一套和吕金妹说的如出一辙。
“闭嘴！闭嘴！”我突然提高声音打断关飞鸾。
我从来不骂女犯。从上幼儿园起，我的父母和老师都教育我不能说脏话，更不准骂人。犯人也是人，我当然也不会骂犯人。
“闭嘴”算是我嘴里最严厉的词汇了。关飞鸾看我真的动怒，立即闭嘴。
我说：“关飞鸾，你和吕金妹是订了攻守同盟怎么的？两人说的一字不差。”
关飞鸾低眉顺眼回答：“我们哪敢订攻守同盟呀！事情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章大队长常常教导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从来不敢说假话。”
听关飞鸾提到章彬彬，我也想起章彬彬常常说：“跟犯人谈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要老是压服，压服是压而不服的。”
我就开始耐心地对关飞鸾摆道理。“关飞鸾呀关飞鸾，你看你多年轻，才十九岁，就犯了那么大的罪，一次贩毒就贩了五十克，还有好几次没给你算总账呢！按说，把你拉去毙了也不冤你呀！
你的一个哥儿一个姐儿不是毙了吗？政府可是念你年纪轻轻的，又有立功表现，才给你留下一条小命呀！可是二十年徒刑也真够呛，你要是表现不好，你就是拿着青春做赌注了。你算一算吧，你今年十九，才坐了一年牢，还有十九个年头，那时出了狱，你也快满四十了，连找对象的年龄也耽误了；要是表现好，能加分，能减刑，判二十年徒刑的，提前八九年出狱的多的是，你那时才三十来岁，也还有个奔头呀！”
关飞鸾听着听着，眼圈儿就有些潮红起来，小鼻子也轻轻抽搐了几下。
我觉得有点门儿了，颇有信心地追问道：“关飞鸾，你再想想看，你有什么要说的，快快竹筒倒豆子，一家伙都倒出来！”
关飞鸾嘴巴一撇一撇的，半晌不开口。
我揣摸关飞鸾心里怕是有啥顾虑，就给她讲了半天政策，说天大的事情，只要她主动说出来，保证不上铐，不关禁闭，更不会扣分加刑。
关飞鸾仍不说话。她像一只羽毛脱落的高脚鹭鸶那么独脚站立着，另一只脚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儿。我忽然又走了神，心想，这双女孩子小巧白嫩的脚丫子，如果套上肉色的丝袜，再穿上钢蓝色的高跟皮鞋，扭达扭达走在大街上，会有多少回头率？
如果更幸运一些，她穿上红舞鞋在舞台上翩翩起舞，说不定还能当上个红舞星，能倾倒多少观众？可惜呀可惜，现在她脚上没穿袜子，裤腿挽得一高一低，腿肚子上有许多泥斑没有洗净，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是蚊子小咬亲吻过的痕迹；鞋呢，是女监统一下发的解放鞋，半年一双，关飞鸾这双已经提前穿破，鞋头上有个大窟窿，脏兮兮的大趾头肆无忌惮地探出头来我的天！这样一副鬼样子，让她的“大款”父母瞧见，该会怎样的心疼？
我心里有点酸酸的。但我意识到不能让任何怜悯泛滥开来，连忙镇定自己，用冰冷的声音继续审问。
“关飞鸾，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妈就生我一个。”
“你爸你妈有多大年纪了？”
“有五十来岁吧。”
“有没有来看过你？”
“来过。”
“几次？”
“一次。去年来的。”
“为什么不常来？”
“他们在四川老家，路远，不能常来。”
“想不想家，想不想你爸你妈？”
“想，非常想，做梦也想！”
“关飞鸾，就是为你爸你妈着想，也该把你做的事全说出来呀！你想想，你再这样表现不好，要服满二十年徒刑，你出狱的时候，能不能见到你爸你妈，也很难说呢！”
不知怎么搞的，我说这些话，无意中改成一种跟朋友谈心的语气，轻轻的，缓缓的，却意外地把关飞鸾说得伤心啜泣起来。
我想乘胜追击，要关飞鸾把她和吕金妹在暗地的不轨行为痛痛快快说出来。可一问起这事，关飞鸾立即不哭了，同时也再没有别的话。
转眼间，熄灯的铃声又响了。叮铃铃的，骤然打破监室的死静，真像一只带着鸽哨的鸽子在空中盘旋。
第二个回合，我依然没有什么“战果”。
清水潭女子监狱又陷入深夜静谧的重围。我打开那本粉红色塑胶封面的日记本，记下与关飞鸾谈话的大体情况。最后写道：
“女囚徒们一个个都会装得像绵羊一样温顺老实，心灵却都上了一把锈锁。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它打开呢”
任思嘉——
此后几天，我连续找了９号号房其他几名女犯谈话。我想她们与吕金妹、关飞鸾朝夕相处，也许能了解一些蛛丝马迹。可她们也只能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除了说明吕金妹与关飞鸾特别要好，有钱买点零食的时候，常常不分彼此吃来吃去；有时她们在院子里捡到几个香烟头，就偷偷躲在号房里抽。除此，一点也说不到“地下团伙”的点子上。
最后，我准备传讯梁佩芬。我把这着棋放在最后走，一是梁佩芬是个入狱不久的新犯，她知道的情况想必不会很多；第二，也说不出是啥原因，我对这个身份特殊的女犯，既有几分同情，又有几分发怵。是不是“虎倒威在”？我在精神上威风上还不足以压倒这位前女副市长？
梁佩芬是我到任一周后人监的。毕竟是当过副市长的女犯，她入监的那个来头就非同凡响。
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一个天气特别晴朗的日子，洪月娥和王莹等带着女犯们到果园采柑橘去了，五大队只留下章彬彬、董雪和我正在办公室里批阅女犯们的作业和周记。清水潭女子监狱有一项明文规定：凡四十周岁以下而一字不识的女犯，必须上完扫盲班而达到小学文化程度；凡三十周岁以下而未达到初中文化的女犯，一律要进女监附设的“曙光中学”，争取达到中学水平。
此外，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女犯，则鼓励她们报考函授大专班。
同时还规定所有初通文字的女犯，每周必须写一篇周记。要女犯写周记的目的，一是练习文笔，二是汇报思想。女犯们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所写的周记和作业五花八门，有的文句流畅，有的狗屁不通，有的像鬼画符，比天书还难懂。我们得在上面批注意见，有鼓励，也有批评，还要一一订正错别字。这样，我们管教干部的许多时间，就花在女犯们那些精彩无比的“杰作”上。有人把我们比做“特殊的园丁”，既要为女犯们重塑灵魂，又要教给她们文化知识，我看我们享受这份殊荣，可是当之无愧。
我们正伏案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坐在靠窗位子上的董雪站起来朝楼下的大操场瞧了瞧，说：“嗬，好家伙，今天来了些什么大头头？大车小车好几辆呢！”
章彬彬和我也走到窗前去看热闹。女监大楼前的大操场上，停着三辆车顶装有红色警灯的小面包和一辆很气派的大奔驰。一会儿，车门打开，先走下五六个身穿警服的中年人，接着，再走下几个穿便衣的男女。赵监狱长等几位头儿，早在车前迎候，一阵热情的握手后，就把来人领到会客室去。章彬彬和董雪认出这些来客中，有省监狱管理局的副局长和罪犯关押中心主任等等。
这几位是清水潭女监的顶头上司，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她们仅仅从他们走路的姿势，一眼就认出来了。于是，她们以为是省里的领导下来视察，没有特别的惊奇，依旧回到桌前伏案批阅作业。
一会儿，女监办公室主任给章彬彬来了电话，说头儿们有急事找她，要她立即赶到会议室。章彬彬走了，董雪和我继续伏案工作。上头来了人，叫大队长去汇报汇报，也是常有的事。可是，半个多小时后，章彬彬回来了，我发现她脸色灰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半天不说话，眼神也有点不大对劲儿。我问，出了啥事？她说，没事。就那么不露声色地坐着，直到洪月娥和王莹等人从果园收工回来，大家动手收拾桌面上的东西，准备下班了，章彬彬才突然站了起来，对洪月娥说：
“洪队，刚才监狱长找我谈了话，要我们收押一名大名鼎鼎的女犯。”
章彬彬说这话的声音不高，但大家都听到了，便刹住脚，不急着下班，都支棱起耳朵听着。章彬彬却又半天不吭声，只顾咕咚咕咚喝水。
洪月娥急了，催问道：“怎么的？要给我们送来个溥仪皇帝那样的大人物不成？”
章彬彬说：“对我们女监来说，接收这个犯人，也许比侍候溥仪皇帝更头疼！”她脸上神色严肃得不可思议。
洪月娥拍起了桌子：“我的妈呀，你痛痛快快说出来不就结了，干吗吞吞吐吐的？”
章彬彬这才一板一眼宣布：总部要我们五大队接收的这名女犯，就是西源市原来的常务副市长梁佩芬！是省监管局的头头们刚才亲自把她送来的。
女警官们的眼睛都睁圆了：“哦，是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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