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月娥说：“好啊！你们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垃圾也搬进来，这不是搞复辟、搞倒退吗？改革改革，还要不要社会主义？
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双方争吵得非常激烈，各不相让，互不服输，会上形成旗鼓相当的对峙局面。洪月娥继续向章彬彬施压，说：“章副，你自己也听见了，群众意见一大堆，这个方案怎能拿出来？”
章彬彬针锋相对：“洪队，是不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听到支持这个方案的意见，好像还占多数！”
最后，只好矛盾上交—把这份改革方案上报女监总部，请总部拍板。
任思嘉—
我们五大队的管理改革方案在总部压了一周。听说头头们都一一过目了，但是许多人仍举棋不定，不好表态。赵监狱长决定召开总部扩大会议来讨论。监狱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狱政科长等都到场，我们大队去了洪队、章副和我。这个会本来扩大不到中队长这一级，章彬彬坚持推荐我。说方案中许多新东西是我这个研究生的创意，经赵监狱长特批，要我列席参加，并且作重点发言。
这次会议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严肃的一次会议。我跟着章彬彬走进会场的时候，看见围着一张长长的椭圆形会议桌，已经坐满了女警官，眼前尽是一片橄榄绿。有几位肩上扛着四条杠一颗星，大多数肩上扛着三条杠三颗星或两颗星，也就是说，坐在这里的是些将校级的老警官，是从总部到大队一级的头头脑脑。她们都已从警二三十年，管教罪犯经验之丰富，洞察世事目光之敏锐，那都是没说的。我看见许多人手上拿着我们草拟的那个方案打印稿，上面用红笔蓝笔做了许多记号，我想她们已经在脑子里贮存足够的疑惑的子弹，时机一到，就会朝章彬彬和我万炮齐发。
果然，赵监狱长说完开场白，洪月娥就抢先开炮，把在大队讨论时说过的老话再说一遍，言词更加激烈了，让监狱“复辟”
就是让“坏人当道”，就是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等等大帽子都扣过来了。接着，其他几位大队长跟着发言，对方案提出种种质疑。
章彬彬脸上已经有些挂不住，不断拿眼睛瞟我。但我不急于申辩，我想后发制人。我知道，章彬彬是个很棒的管教员，理论却稍稍逊色。我在大学学了多年的专业知识，这里正是用武之地。
赵监狱长频频用目光示意我作解释答辩，我都说不急不急，让大家把话说完。当然，也有许多同志对这个方案表示赞赏和肯定，但那肯定都是在很有限度之内的肯定，或者说，是虚的肯定实的否定。我知道，退路是没有的，妥协也办不到。我原以为参加拟定改革方案，就跟我在读研究生时参加一个科研课题讨论一样，绝无风险可言。谁知在实际工作中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只要稍稍不慎，就容易陷入恼人的人事纠纷和政治漩涡之中。我像一名被不由自主地推上擂台的斗士，陡地精神亢奋起来。我准备作一次总答辩，立论必须鲜明坚实，观点要毫不含糊又有说服力。
老警官们像扣击连发机枪朝我开火的时候，我一边听着，一边已经在脑子里整理回击的思路。当大家说到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从容不迫站了起来。我并不急于从方案的文字条款作具体解释，而是从人道精神、科学方法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来说明监狱管理工作有待改进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我说：“毫无疑问，监狱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我国的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我们制订改革方案当然不能背离这个基本原则。我想先简单考察一下监狱的来源。各位前辈肯定比我更加熟悉。我国古代最早的监狱叫‘丛棘’，也就是用灌木扎起来的猪圈、马厩和牛栏、羊栏吧，那是用来关牲口的。古人所创造的许多与罪犯有关的字，如‘犯’字、‘牢’字、‘狱’字，都带有反犬的偏旁，可见也是把犯人当牲口看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了数千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监狱与旧社会的监狱当然有了本质的不同，但是，我们的监管人员是不是已经完全摆脱这种旧观念的影响了呢？我们的许多老前辈是非常优秀的，我从她们身上学到许多好东西。但是，也有不少老干警老是改不了打骂罪犯的习惯。这种作风，从表面上看，是对罪犯嫉恶如仇，是爱憎分明，是立场坚定，但是我以为，我们如果仔细想想，在骨子里有没有把罪犯看成牲口呢？有没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呢？因此，我觉得监管工作改革的出发点，是必须肯定罪犯是人，不是牲口。
“毫无疑问，判了徒刑的罪犯，是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和行动自由的。因此他（她）们又是有限的人。但是只要我们承认罪犯是人，那么，她们就应该享有人的某些基本权利，比如，人格受到尊重，亲情和爱受到尊重，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特点获得关怀，等等。我这里想说说我掌握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女犯监管工作的情况。美国目前有十一万三千多正在服刑的女犯，其中有四分之三拥有１８岁以下的子女。有些女子监狱就考虑到，如果完全割断这些女犯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联系，除了她们自己心灵上将经受长期的熬煎，以后还将成为孩子们眼中的陌生人，既不利于本人的改过自新，又不利于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这些女监就千方百计探讨罪犯亲情渠道的疏通。比如，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女子监狱明文规定：准许女犯与不足一岁的婴儿同住一间特殊的号房，准许女犯每月有五个夜晚与一岁以上的孩子一起度过；准许女犯每周与家庭通一次电话，准许女犯每月同与案情无关、又不至于有不安全因素的丈夫团聚一次，等等。目前美国的女囚至少还有一半不能经常与子女见面，内布拉斯加州女子监狱是做得最好的。
“我不是说我们要照搬美国女子监狱的这些做法。这里除了国情不同，更重要的是监舍的条件受到限制。但是，外国一切有益的事物，我们拿来作为参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我们建设文明监狱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见老警官们听得很专注，会场上没有人随便走动，爱喝茶的放下手中的杯子，女人常有的爱交头接耳的小动作都停止了。我从她们一眨不眨的目光中看出对我发言的兴趣。当然，从一些老同志下意识皱起的眉头，我也猜到有些人不会轻易地接受这些新事物。这无关大局，我相信我继续的论述大体能化解她们心中的疑团。
我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有些老同志可能会担心，按照这个改革方案去做，我们的监管工作太心慈手软，难免要出大乱子。我以为这种忧虑是多余的。作为一名人民的管教员，我们是不是心慈手软，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我觉得不是看我们对罪犯凶狠不凶狠。而是要看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其检验的标准不仅仅是罪犯当前的俯首听命，遵守监规，更重要的，是长远的社会效果如何。我们创造各种条件疏通女犯们与她们的父母、丈夫、子女的联系，让她们打打电话，让她们有一定的见面团聚的时间，它的好处起码有以下几点：一、女犯一般意志脆弱，入监后想轻生自杀的占２６％左右，这大都是断绝亲情联系后陷于绝望境地而造成的，如果看到亲人不会唾弃她们而且经常保持联系，肯定能够稳定她们的情绪；二、罪犯的亲人参加对罪犯的帮助教育，是扩大社会帮教力量的重要途径，许多罪犯的思想死结我们怎么也解不开，她们的亲人一来就解开了；三，社会调查表明，许多女犯的子女成为有亲情缺陷的子女后，比正常家庭的子女犯罪率要高出６０％，从杜绝社会犯罪根源的观点来看，从有利于我们下一代儿童的健康成长的角度来看，这样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四、女犯们濒临破碎的边缘的家庭，很可能由于我们的改革措施的得当，可以得到挽救和维持，女犯刑满出狱，不会无家可归，不会无亲可靠，她们重新犯罪的危险性也将大大减少。
看看，这项改革方案的付诸实行，能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效果，难道不是验证我们才是真正的站在人民的立场吗？”
我再次端起杯子喝水。论辩的热情燃烧得我口干舌燥。我看见许多老警官频频点头，看到有些人脸上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我相信多数人已经认同我的观点。有凯旋之星的照耀，我智慧的火花璨然迸射。许多当代外国女监的资料涌到我脑子里列队，机智的语言有如不竭之泉源源喷涌。说到一些具体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我接着说：“改革方案提到把女犯的劳动时间限制在每周四十八小时，这不仅仅是对罪犯的仁慈和人道，更重要的也是对社会负责。当今时代是知识时代、信息时代，女犯们刑满出狱后，如果没有一技之长，难以生存，她们将成为社会的包袱，有的难免还会犯罪。从我们清水潭女监来看，大多数大队女犯的生产劳动，往往是加班加点超负荷的。这不仅不利于女犯的身心健康，还挤掉她们的学习时间。说到女犯的学习，有人会说，我们哪儿去找老师呀？其实女犯中人材济济，如今罪犯也有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光我们大队的经济犯中，就有市长、处长、工程师、会计师，各种专业人才都有，把她们组织起来当老师，低文化的女犯能学到知识，高文化的女犯不至于业务荒疏，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我跟大家汇报一个法国弗雷里?梅奇女子监狱的例子吧：
那里有一个年已七十的杀人犯叫伊丽莎白老太婆，她很有学问，监狱请她作了许多场学术专题报告，她讲过《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危机》，讲过《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还讲过《五世纪雅典的民主》，让管教员和罪犯们都大长见识。这些工作不花一分钱，我们也是不难做到的。总之，现代的、人道的、文明的监狱，应当办成一所改造和教育罪犯的特殊学校。”
我当然还有许多话说。从事一年多的监管工作让我有太多切身的体会。但是，我的发言戛然而止，就像我的导师讲课总是推向高潮时突然谢幕。大家显然兴犹未尽，会场上至少静穆了两三分钟。
赵监狱长作了简短的总结。她说：“小任的发言很精彩，她四年大学、三年研究生可没有白念。其实，她们这份改革方案我和政委、副监狱长看了就很满意了。今天开会讨论，是想听听更多意见，同时也好统一思想。现在，这个改革方案就算正式通过了，交第五大队先试行半年，然后总结经验，全面铺开。”
这事可把章彬彬乐坏了，事后她咬着我的耳朵说：“小任，你这张嘴呀，真厉害！”
我说：“章姐，其实，思路大都是你的，你不过借用了我这张嘴。”
章彬彬又说：“还记得吗？你刚来的时候，第一次站在女犯队前讲话，女犯们叽叽喳喳交头接耳，你还说什么：‘喂，同志们，请注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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