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过这样的场面，所以在我确定了“二劳改”身份的几天之后，我就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只要我不离开劳改农场，我绝不娶媳妇儿。破镜难圆，那就别圆吧。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挣这三十二块钱无法养活老婆孩子，更主要的还是我不想像他们那样挤在俱乐部或水泵房里过这种“集体的夫妻生活”！
第五章 人憎我不憎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这次闯进了“天堂”，确确实实没有想在天堂里找对象的意思。尽管慧芳连连向我靠近，桂芳频频向我暗送秋波，但我回到二中队，躺到了自己的铺位上，却暗暗打定了主意：天堂之行，可一而不可再。慧芳吗，听她自己所说，这里那里的人都认识她，肯定也是个“玩儿闹”的“圈子”无疑。如果我带她出去，万一碰上个膀大腰圆的氓爷上来要“截圈子”，我可没那能耐跟他们耍胳膊根儿。何况她还没有那么多的动人之处，值得我去为她做出这样的牺牲。因此下个星期天的约会，我是决心不去的了。至于桂芳嘛，尽管她早熟，也有些楚楚可怜之处，看上去比慧芳还可爱些，但她到底还是个孩子。这样小的姑娘，即便是逢场作戏，尽管她是自愿的，似乎也不应该、不忍心。
相比之下，我倒觉得李全真和那个俄专的学生还有可取之处。李全真虽然在技术员的引诱之下失了身怀了孕，但应该考虑到任何人都有意志薄弱的时候，何况是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之下，对一个无助的弱女子绝不应该有太高的苛求。俄专的学生则根本就没有罪，既然“无产阶级无祖国”，相爱的男女为什么要分国界呢？糟的是那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已经被遣送回国，她就是有通天的本事，这一辈子也别想再见到她的如意郎君了。
不过这也是我“比较而言之”的念头。真要我去跟她们求爱，似乎还不到时候。
转眼又过了一个星期。到了星期六下午，这一回“古兰达姆”不知道使出了什么高招，居然没被氓爷半道儿上截走，而是早早儿地就来到了小崔的身边。第二次见面，“古兰达姆”跟我也算熟识了，吃饭的时候，因为我的铺位紧挨着小崔，所以她也笑着向我点点头，算是跟我打招呼。
他们两个一边吃饭一边嘻嘻哈哈地聊着各自的所见所闻。聊着聊着，终于聊到了“天堂”中最近一周来所发生的最新新闻。“古兰达姆”说：就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她们提前收工之后，分场部召集了全场职工开了个简短的会，由分场长宣布了姓王的那个俄专学生劳动教养的决定，原因就在于她对自己的错误缺乏认识，四处告状，这一回，算是她把自己告下来了。
最后分场长还捎带着点了李全真一板：如果再不认识自己的错误，不主动检讨，下次休息，就别想回家了。等等。接着她就评论起这两个“大傻帽”的死心眼儿来，我却被她说得陷进了沉思之中，再也听不见她说的是什么了。
我居然也为这两个傻姑娘的死心眼子发起愁来。“理”这个东西，是只能够跟“懂理”或“讲理”的人去理论的。劳改队里的队长，有几个是真正懂得“理”的？古话说：“秀才碰见兵，有理讲不清”，就因为那时候当兵的既不懂理也不讲理。一个精通俄语的大学生已经被毁灭被糟蹋了，另一个无辜的姑娘难道也要这样自己葬送自己么？
我一边吃饭一边沉思，眼前闪现的是那张被雨水淋湿了的苍白的脸，居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味道是咸是淡。我总觉得：这个无辜的姑娘，根本就不值得为那个完全出于逢场作戏而又不负责任的男人去作出这样重大的牺牲。是她的本性善良？还是受人蒙蔽？她的周围怎么就没个明白人给她点拨点拨呢？大家不喜欢她，叫她“李全憎”，我却觉得她并不那么可憎。根本原因，在于她和“小圈子”们不是一个体系，既不能相容相处，也不可同日而语。
我立刻作出了决定：明天我必须进城去，去与慧芳见面，目的是通过她，交给李全真一封信。我打算用我的生花妙笔剀剀切切地开导她一番。尽管我与她只有一面之交，但我相信她一定会听我的话。
难办的是明天我们不休息。公安局为了减少是非，有意不让团河和天堂河的怨男旷女们有会面的机会。当然，“二劳改”们出工没有武警押着，农场四周也没有高墙或铁丝网，年轻的小哥儿们要去与小蜜儿幽会，办法多得很：或直接从工地上溜号（园林工每人管理一个葡萄床，一进了葡萄园，谁也看不见谁），或者先泡病号，等别人都出工了，再悄悄儿溜出去。
但是我刚到园林队没几天儿，还不到独自管理一个葡萄床的水平，目前还只能给班长打打下手，根本离不开班长的眼皮子底下。更主要的是时间来不及：不论我是从工地溜号还是假借上医务所看病再溜号，九点钟是无论如何赶不到北京图书馆的。我得想一个主意，正大光明、合理合法地一早就进城去。
管理我这个小队的小队长叫王承宗，小个儿，三十多岁年纪，就已经头发稀疏，几乎秃头了。仅仅因为中队长也姓王，年纪比他大，所以大家都叫他为“小王队长”。他解放前在北京有名的“馄饨侯”那里当学徒，据说还是个地下党员或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解放后不知道怎么的进了公安局第五处，当过食堂管理员。他有一手极快的包饺子本事：三个人擀皮子，不够他一个人包的，他一手抓起一摞饺子皮来，只看见一个个饺子从他手里往外飞；反过来，如果他擀皮子，只看见饺子皮一张张往外飞，却三个人包也来不及。他本来文化不高，通过坚强的毅力自学，不久就提高到中学水平。
“文革”前第一次号召学“毛著”，他学得很认真，心得体会写得相当好。根据他的表现，也许是他自己的要求，调到团河农场园林队来当小队长。他对园林业务并不熟悉，生产上的事情他也不怎么管，主要依靠技术员，但是对老就们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却抓得特别紧，天天晚上组织全小队读报，还要讨论，由他自己坐镇，比别的小队严多了。
他有一个特点：对小流氓特别凶，从来不给一个笑脸，对老反革命次之，独有对右派却特别客气。我来二中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读报主动，发言踊跃，劳动积极，还主动在全中队教唱歌，生活上更是规规矩矩，所以他对我的印象相当好，见了面总是笑嘻嘻的。农场的规定：请一天假，小队长有权批准，两天以上，就得中队批。我利用了这么个关系，打算去找小王队长请假。
要想请假进城，得有“急事儿”。我有什么急茬儿，非得明天进城不可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的眼镜儿， 一九六一年在监狱剧团的时候打碎了，当时就曾经请假出去到精益眼睛公司重配了一副，那副碎的，并没有扔掉，原本不过想万一再坏了可以用来拆零件，如今就拿它来做个借口吧。
我把戴着的眼镜摘下来藏进口袋，却把破眼镜找出来，拿到小王队长面前，要求明天请假一天，进城配眼镜去。
小王队长先是要求我克服几天，等到公休了再配。但是我却声称我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见，如今正在采摘二茬果，根本没法儿干活，接着就要剪枝，剪错了枝条还是小事，要是把自己的手指头剪下来，可就是大事儿了。小王队长听我说得邪虎，沉吟了一下，只说了一句：“你没了眼镜，进城可得小心，快去快回。”一天事假，就这样诳下来了。
我回到宿舍，“古兰达姆”还在和小崔又喊又叫又打又闹地起腻，一会儿滚在一起，一会儿搂在一起，简直是旁若无人。反正星期六晚上是法定的“自由活动”时间，不读报也不讨论，我就盘腿坐在铺上，恳恳切切地给李全真写起信来。
信写得很简单。我先告诉她：我就是那天帮她挖苹果坑的人。接着写：我到二分场以后，听说了她的事情。第一我对她目前的处境深表同情，第二我对她所遇见的麻烦表示惋惜。然后很坦率地告诉她：第一：对那个玷污了她却不负责任的男人绝不能姑息，尽管你不想报复，但至少应该杜绝他故伎重演；
第二，所怀孽种，绝不能留恋，一定要根绝，不然的话，将造成终身的拖累和遗憾。如果因为超过五个月怕手术有危险，我嫂子的嫂子是北大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这个后门我出面帮她走。最后请她慎重考虑后，在下个休息日上午九点到北京图书馆主楼门前等我。一者那里清静，二者离北大医院近，走几步就到。
写完了信，又反复看了几遍，自己觉得态度是明朗的，言词的恳切的，特别是我曾经在雨天帮她挖过苹果坑，给她留下过“大侠风度”的印象，这回再次援手，对她来说，也不会感到突然。我想，只要她还爱自己，她一定会接受我的帮助的。何况我无求于她，我不离开劳改农场，根本就不考虑婚事。不过我却很希望有一位过心的异姓朋友，能够推心置腹地畅谈，互相帮助，相濡以沫，以求得心灵的慰藉。这样的朋友，只有与我肩膀一般齐的女性才有可能，而在天堂诸神女中，又只有她一个人有可能与我谈得拢。
我说的嫂子的嫂子是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并不是瞎话。尽管这门亲戚我很少走动，求上门去，估计还不会被拒绝。实在不得已，我干脆就承认那孽种是我的。
总之，那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觉得我并不是自作多情，而是在具体环境中的必然选择。如果我不那样做，我就似乎不是我了。
为了避免车子拥挤会晕车，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绵纺厂”车站等车。这个车站离我们二中队最近，是黄村始发站的第二站。车子过来，果然车上人不多。到了终点站永定门，刚八点钟。我不慌不忙地吃了早点，乘105 路电车到了西四，想了想，又到红楼电影院买了两张电影票，这才安步当车，慢慢儿地往北京图书馆方向走。
到了北图门口，我四面看了看，并没有慧芳的影子。看看表，差五分九点。想起我与她约的是第一阅览室前面，就一直往大门里面走。还没到阅览室门口，忽然有人在我背后轻轻地拍了一下，又“嘻嘻”地一笑。我急忙回头，原来是慧芳。
看得出来，今天她是刻意打扮了一番的，料子裤子烫得笔挺，皮鞋也擦得贼亮，穿一件紫红色的薄呢短大衣，脸色白中透红，明显涂有脂粉，比上次在黄村车站邂逅相遇时漂亮了一些，但总不脱俗气，还不如李全真那纯粹的苍白自然动人；特别是她那带笑的眼神，分明带有三分媚气，也不如李全真那双茫然、怀疑、求助、感谢的眼睛，平淡而庄重，却有一种瞬息万变的美。
“你刚来么？”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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