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她，她就说是流氓截她，她也没辙；抓不住，她就落几个零花钱。上个星期我们休息，包的汽车都开进来了，我们都准备上车了，有人报告分场部，说桂芳的裙子里面，那条衬裤是带拉锁的。陈干事拦住她掀起她的裙子来一看，立刻发了大火，罚她不许休息，临开车之前，愣把她给扣下了。扣下她，还得一个人看着她不是？这就临时把我也留下了，只为我是她的班长。不过话也说明白了：下次休息，给我补上，桂芳不补。
今天是她闹着一定要上街买东西，我们的老队长是孟良崮战役起义的，也许当年就是桂芳她爹的部下，平时对桂芳就有点儿另眼相看，总说她年纪小，是受害者，处处护着她。这次又开了恩，准了她半天假，让我带着她进城去。”
我没有想到这个年仅十五的小姑娘，竟是一头自觉自愿的小野鸡。再往前想想，这样的悲剧，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是她自己，是她爸爸，还是战争抑或社会？我沉默了一阵子，接着问：“咱们俩演的戏，她会到队长那里捅出来么？”
慧芳很自信地摇摇头：“这个绝不会。甭说这个主意是她出的了，即便不是她出的，她这个在福长街长大的孩子，性格脾气我了解，别看她年纪不大，重义气，不出卖朋友，是她做人的第一信条。何况我是她的班长，我管着她的时候，给过她的方便也不少，她不会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的。”
尽管我也算是个作家，自谓“阅人多矣”，但是对这个特殊世界里的特殊女人，懂得的实在太少了。我觉得今天收获颇丰，绝不虚此一行。
说话间来到了上午我帮人干活儿的那个地方，我指着一个苹果栽植坑，告诉慧芳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同时给他描绘了一番那个在雨中挣扎着干活儿的姑娘的模样，问她可认识李全真此人，为什么就没个人同情她，帮她把活儿干完了一起收工。
慧芳首先对我的活儿干得如此漂亮感到惊讶。接着就说：“您帮她完成了任务的那个李全真，跟‘七王妃’是一个班的。她自己所讲的情况，基本属实，不过也有三条没说清楚：第一，她父母亲都没了，家里只有她哥哥嫂子，其实两个人挣钱养她一个绝没问题，可她自己要强，不愿意在家里吃闲饭，一定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还要想办法拿到北京户口，这可好，挣钱挣到这里面来了；
第二，是她自鸣清高，觉得自己没有犯过错误，跟这里的人都不一样，眼睛里看不起人家，处处不合群，还特别爱打小报告，班里甚至全中队的人都不喜欢她，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李全憎’，结果成了孤家寡人，谁都不爱理她了；第三，她自从来到二分场以后，就走上层路线，拼命讨好队长、干事、技术员、统计员这些人，所以这半年多来，她总是干最轻松的活儿。
她不是告诉您她在放水班里干过吗？您不知道，果园放水，累起来累死，闲起来闲死。如果一切顺利，只要开一个口子，让水自己流进床子里去，水到了头了，把畦口堵上，就算完事儿，一天也动不了几铁锹；要是不顺利，埂埝上缺口跑水，堵起口子来，那个紧张劲儿，跟打仗玩儿命也差不多。特别是这里的沙土地，跑起口子来，用铁锹铲土根本堵不住。泼辣的姐儿们，就整个人横躺在口子上，先挡住了激流，再让别人在她身后一锹一锹重新叠起一条埂埝来。
堵完了口子，姐儿几个是人是猴儿也分不出来了。‘李全憎’是个娇滴滴的姑娘，哪儿干得了这个？调她到放水班，是技术员的主意。一者放水班的分儿高，工资多，二者技术员可能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她到了放水班以后，只会干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水泵房里看电闸：床子里水满了，要堵口子了，放水的大喊一声‘关闸’，她把电闸一拉；口子堵上了，再大喊一声‘开闸’，她把电闸一合，就完成了任务。
别人放水，一身泥巴，全身湿透；她放水，全身上下，干干净净，连一个泥点子都没有。可她是技术员点名的，连放水班班长都拿她没辙，让她一连轻松舒坦了好几个月，直到前不久她感冒了住院，才发现怀孕已经三个多月。干事再三问她孩子是谁的，她就是不肯说。算日子，是六七月间有的，那时候，她常常上夜班放水，只有她一个人坐在水泵房里，时间、机会的条件都很充份。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她怀的很有可能是技术员的种子。因为整个二分场拢共没有几个男人，除了干部之外，就只有技术员有机会接近她。果园放水，技术员有责任检查、指导，可又没有固定地点，跑到水泵房去睡上三个钟头也不会有人知道。
这个技术员，是从团河农场调来的，听说还是个国民党特务，劳改释放出来的，不但有老婆，孩子都不老小的了。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不说月月都有吧，至少年年有，说清楚了，写一张检讨，进一趟医院，回来躺两天，也没人大惊小怪的。偏偏这丫头死心眼子，咬住了牙关就是不肯说。
这一来，干事也火儿了，干脆不再问她，且看是谁沉得住气儿，还不许耽误天天出工，流产了活该。这就是大伙儿都不爱理她的根本原因，还给她起了一个新的外号，叫‘假正经’。要不是你这个不明底细的好心人帮她一把，只怕到现在她还在那里崴（音w ǎi ）泥呢！”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里集中了五百多个女人，而且个个都是惹是生非的“罗刹女”，不懂得什么叫做安份守己，这里的故事之多，可以想见。我不过是偶然地闯进这个女儿国来做两个小时的客人，听到的故事，就够我写几篇小说的了，要是在这里扎根儿，深入生活一个时期，把每一个典型人物的心理状态都摸透了，写一部传世之作，还有问题么？
我们边走边说，终于又到了天宫院汽车站。这里来往的长途汽车多，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辆车停靠。我这小半天儿的经历，也可以说是一场奇遇，说起来，应该感谢这个临时的外甥女儿。如果我现在依旧是个作家，也许我会以假作真，抓住这条线索不放，来一个顺藤摸瓜，从而写一部《女儿国探秘》的。
但是现在我姓了“西贝”，西洋景不能拆穿，“天堂”之行，可一而不可再。车站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很诚恳地感谢了她，说她给我增加了许多见识。她拉着我的手，真像我的亲外甥女儿似的，靠得我很近很近，居然有了一点儿依依不舍的样子。我见她鼓了好几次勇气，方才用很低的声音问我：“下个星期日，我可以休息四天，能和您再见面么？”
我的天，下个星期日，可不是我的休息日！不过这话我怎么跟她说？我只能潇洒地表示：“当然很愿意再见到你。有许多故事，我还想接着听呢。特别是关于你自己的。”
“那么，咱们在哪儿见？”
“你家不是住在草岚子胡同吗？那里离北海公园近，上午九点，咱们在北海前门见，怎么样？”
“不行，不行，公园我不能去，那里磕头碰脑的尽是熟人，说句话也不方便。”
“那就在电影院门口吧。从你家往西，是胜利电影院，往东是蟾宫，你愿意到哪家？”
“哪家也不行。电影院门口，认识我的人更多。您不能……不能把您的地址告诉我，让我去找您么？”
“我住在西郊，远着哪。再说，单身宿舍里人多，你来也不方便。干脆，我到你家里找你吧？”
“那也不行。我爸脾气不好，一有男的来找我，他就骂人。还是找个远点儿的地方、清静点儿的地方吧！”
虽然她没有告诉我她自己是怎么进“天堂”的，但从她拒绝与我在公园或者电影院门口见面，声称那里熟人太多，就可以想见她当年是一个怎样的“活跃分子”了。我灵机一动：“有个地方，特别清静，离你家也近……”
“什么地方？”
“北京图书馆，咱们在主楼大阅览室门口见。怎么样？”
“好，太好了！到那里，准碰不上熟人。咱们说好了，上午九点，不见不散。”
“不，一过九点要是我不到，就是我临时有别的事情去不了了，你别傻等。”
这时候，一辆车子开过来“嘎”地停下。我急忙迈上车去。车门关上，她在下面大声问：“如果到时候您来不了，那咱们怎么联系呀？”
“我给你家里写信吧！”
车子开动了，她紧追了几步，大喊：“千万别给我家里写信！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吧！”
这个傻姑娘，她怎么就想不到：为什么我不给她留通信地址或者电话号码？
她当然不会想到，我已经骗了她一次，可不想把她骗得太苦了。
第四章 破镜难圆不再圆
从“天堂”回来，我的眼前时时闪现那几个“天堂神女”。
根据我以往与女孩子们周旋的经验，我明显地感觉到：张慧芳和刘桂芳对我都有好感，都希望再次见到我，并希望感情和关系都有所发展。当然，她们两个对我的要求绝不一样：一个是希望我给她带来永久的幸福，脱离这个她并不喜欢的“天堂”；一个则是希望我带给她暂时的幸福，每逢星期假日我会带她去看电影、上饭馆儿、逛公园，做一天我的临时夫人，然后从我这里带走一笔不多也不少的“零花钱”。
自从我进了劳改农场以后不久，原来与我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妻，也得到了“下放劳动锻炼”的恩遇。当然，这与我戴上了“桂冠”有关系。离京之前，她向法院递交了一份离婚申请。她是“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两个已经不是一股道儿上跑的车，“划清政治界线”这样的离婚理由，法院连调解也不考虑，派了一个司法警察把一纸判决书给我送来，就算完成了任务。
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春节我回上海看望父母，有幸与她见了面，她向我说了当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苦衷：第一，她是大学毕业生，出身名门，我只有高中一年级的学历，当兵的出身，是个标准的“土包子”，何况她还比我大五六岁。她当初嫁给我，父亲和妹妹是不同意的，只是出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教养，谁也不明白表示罢了。我“出事”以后，她父亲和妹妹的风言风语她无法忍受；
第二，她不是一个家庭妇女，不能带着“右派家属”的身份下放而无法工作、无法生活，特别是不能让孩子因为是“右派崽子”而受到歧视；第三，她想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刺激来激发我的改造决心，以便我早日摘掉帽子，成为新人，重新一家团圆。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两个从此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而且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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