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散场以后，我到西四新华书店给她买了一本钢笔字帖，又买了一本横格稿纸，这才进了同和居饭庄，点了四个菜一个汤──当然都是比较便宜的，一共不到十块钱。我的积蓄已经花完，刚发的三十二元工资，我还要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将近十二点半，她才姗姗而来，进门先警惕地四周看了一眼，见没有熟识的人，这才快步走了过来，在一个背对着大街面朝墙的位置上坐下。我笑了笑，低声说：“你又不是逃犯，这样小心翼翼干什么？难道有人抓你不成？”
她却没笑，一本正经地说：“我这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你。你不知道，我认识的那些人，说话都比较粗鲁。看见我跟你在一起，要是过来说两句不中听的话，我怕你受不了。你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有些话，只怕你从来没听见过呢。”
她说的不错。隔行如隔山，一行有一行的同业语，外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学的是语文，但在进公安局之前，连北京下层社会最常用的“丫汀的”都没听见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悟”出：“丫汀的”是“丫头生的”的合音，先合为“丫腾的”，后来又发生音转，变为“丫汀的”；北京下层社会有一句歇后语：“捂着腮帮子进医院──装牙疼”，可以反证）。她哪儿知道，自从我进了劳改队，每天与小流氓老流氓为伍，所搜集的北京流氓黑话，已经记满了一个小本子，足够编一部《北京黑话小词典》的了。既然我装的是“上流社会”的人，只能继续装下去，给她来一个笑而不答。正好这时候我要的菜送来了，我给她斟满了一杯啤酒，她也不推辞，看样子，她的酒量还不小，至少在我之上。
不过她并没有放量喝，而是时不时地把眼光投向四座。两个人只喝了一瓶啤酒，她就不肯再喝了，匆匆吃了一小碗饭，坐在一旁看我吃。要按我的饭量，能吃三碗，但在这样的场合，我只能装得文雅些，吃了两碗饭，似乎还不饱，只好又喝了半碗汤。
我不等她问我到哪里去，忙从提包里取出字帖、稿纸和写给李全真的信来，对她说：“我下午还有别的事情，不能陪你玩儿了。你下午要是没别的事情，回家去开始练字，好不好？这封信，是我刚才写的，你带给李全真。她要是听我的话，肯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我还会帮助她的。”
她似乎对李全真的孩子不感兴趣，而是盯住了我问：“那么咱们俩下次哪里见呢？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很从容地回答说：“我的电话倒是不保密，不过告诉你也没有用：你星期六到家已经是下午六点，我早下班了。我宿舍没电话。星期日我不上班。星期一我要上班，出不来。这样吧，你家附近有传呼电话没有？要是有，还是我给你打电话比较方便。”
她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我家对面，就是传呼电话，不过管电话的是居委会的人，特讨厌。再说，我爸也最烦我的电话多。所以不是十分着急的事情，你尽量少给我打电话。有事情写信到农场也不要紧。我的信，场部还从来没扣过。不过也要尽量写得简短些，以防万一。”说着，她接过我的笔去，在稿纸上写下了她家的传呼电话号码，撕下来给我。然后要求我再坐一会儿，让她走了以后再走。
等她走远了，我到眼镜铺子里花一块多钱换了一副镜框，以便回去以后好给小王队长有个交代。
我撒出了钓丝，且看李全真是不是肯上钩吧。
第六章 情丝无情空飘忽
我回到团河农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进城唱过这样一出好戏。
农场的规矩：每逢场休，牛圈、猪圈、粉房、值班等等必须正常运转，属于这些部门的人如果要休息，就需要有一批人“顶班”。顶班的人另外安排时间休息，称为“倒班儿”。许多娶了天堂神女而又有个“家”的人，大都被安排到这些部门去替班儿。我既然约了李全真在她的下个休息日见面，不管她去不去，我必须准时去等她。因此，一周后团河农场休息，我跟统计员说了一声，愿意倒班儿。统计员安排我到粉房烘干室干了一天活儿。到了下一周天堂河农场休息的日子，我又一早进城了。
因为我不知道李全真家住何处，而北京图书馆正好在市中心，更主要的是那里离北大医院近，所以我约她见面的地点，依旧是北图主楼门口。
那天天气比较冷，小风凉飕飕地刮着。我穿着长毛绒里子的派克大衣，还觉得冷，不得不站到主楼大门的里面去，隔着窗玻璃往外看。管理员问我为什么不进阅览室，我说等一个朋友，我的工作证在他那儿。管理员也没难为我。
九点差五分，忽然看见一个穿棉猴儿的女人匆匆往大门这边走来，但不像是李全真，而是像张慧芳。更糟糕的是，在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我的心“突突”地狂跳起来，一时决不定如果真是张慧芳带人来盘问我什么，我该怎么回答。这可是我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我眼看着他们款款地走来，近了，近了，可以看清确实是张慧芳了。只见她走到台阶前面，站住了脚步，向四周观察了一下，似乎决不定上不上台阶。而走在她身后的那个男人，却步履矫健地迈上了台阶，终于推门而入。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们俩人原来不是一伙儿的。
我不能再躲在大门后面偷看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李全真没来，我必须与张慧芳见面，问个清楚明白。我拉开大门走了出来，喊了一声“慧芳”，又朝她招招手，示意她走上台阶来。
我们一起走到大门西边的一个角落，这里背风而向阳，至少比在台阶底下暖和些。
她走了过来，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先发制人地问：“你一定要问，为什么李全憎没来倒是我来了，是不？”
我有些尴尬。因为这一回我没约她而是约了李全真，事先并没有跟她说。不过她不等我答复，就接着下茬儿又说开了：“别以为我没把信交给她。我一回农场，就把信给她了。还是在她干活儿的时候给她的，当时周围没有别人。她问我是谁写的信，我说是返场的时候在黄村车站碰见一个人让我转交的，我不认识。她当着我的面就把信拆开了。
看了信，她问我：‘这不是你舅舅写的信吗？’我反问：‘这跟我舅舅什么关系？’她说：‘那天帮我干活儿的人，他说他是市局的，不过后来我听说是你舅舅。你跟我说实话，这信是不是你舅舅写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她又说：‘我把信读给你听听，是不是你舅舅你就明白了。’她真的把信都读给我听了。你信里先说那天帮她挖过苹果坑，你们俩算是认识了。
你介绍你自己，说你原来在《光明日报》当记者，后来调到了国务院系统，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现在已经摘了帽子。接着写：你到了农场以后，听到了关于她的一些传闻，你对她的处境非常同情。接着下面说了许多道理，要她把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揭发出来，又劝她千万不要把孽种留下。
还说如果因为胎儿月份太大不好做人流，北大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是你嫂子的嫂子，你可以帮她去走后门。下面就是约她今天这时候到这里来跟你见面了。难怪你要约她到这里来呢，原来这里离北大医院只有几步路。”
我有些奇怪，反问说：“我这样写，没错呀？上个星期天，不是跟你商量过的么？”
她负气似地耸耸肩膀：“对你来说，也许没错。可你这样一写，就把我搁里面了。我舅舅姓赵，你姓吴；我舅舅是机床厂的技术员，你是个记者，还是个右派。更糟糕的是：那天你跟李全真说你是市局的。你一下子有了三个身份，其中一个与我有关，可我又说我不认识你。这样的戏，你叫我怎么唱？”
“这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要跟她交朋友，我在她面前，难道还要隐瞒自己的真名实姓么？”
“你在我面前，可就没说你是个右派。在她面前，你说这些干什么？你倒是老实，不想隐瞒你的身份，可你知道她怎么说？‘一个右派，也想来打我的主意，别痴心妄想了。’还说世界上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我告诉过你，她这个人脾气古怪，有时候固执得简直不可理喻，好像世界上只有她一个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都想害她。她不单不合群，还特别爱打小报告，把周围的人都得罪了。
你这么一闹，她跟我翻儿了，说我跟你合着在算计她，她逼着我说出你的单位地址，要不就把你这封信送到分场部去。可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你的单位在哪里，也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他要是真把你的信拿到场部去，你假冒我舅舅的戏也非被揭穿了不可；我在二分场干部的眼睛里，就不是个听话的好班长了。你想啊，这一来，我是不是栽在她手里也就是栽在你手里了？”
我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只好无可奈何地问她：“那么你是怎么跟她说的呢？”
“我还有什么办法？只好把那天怎么在黄村车站遇见你的经过统统都跟她说了，还帮你说了许多好话，说你是真的关心她，为了她好。可她怎么也不肯相信。我跟她说了半天好话，她总算答应不把信交到分场部了。可又不肯把你写的信还给我。她这样的人，一会儿一个主意，谁敢担保她不会改戏呢？都是你事儿多！就算她不报告分场部，从今往后，她抓住了我的把柄，我还不得什么都听她的呀！”
我绝没想到李全真会是这样一个姑娘。正像人们说的那样：可怜之人，必有可气之处。真是个“李全憎”，如今连我也憎恨起她来了。我原来的想法，觉得她不是个女流氓，在农场不合群是必然的，但与我必定有共同语言。没有想到我的一片好心让她当成了驴肝肺。现在事情闹僵了，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大不了以后不再到“天堂”去猎奇就是，可张慧芳一时半会儿的还离不开那个人间的“天堂”，为了我的一念之差让她吃挂落，这可不是我的本意，但又无可奈何。世界上，再也没有不被别人所理解、所误会更为难受、更为别扭的事情了。
现在的情况是：我不憎厌她，她却憎厌我。我自以为以我“右派”的身份跟她这个“天堂神女”交个朋友是“肩膀头”一般齐的；可在她看来，她不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比我的社会地位还要高出一等，根本无法俯就。如果我不写明我的真正身份，仅仅只提就是那天帮她挖过苹果坑的人，事情的发展也许不会是这个样子。我暗暗好笑：“人贵于有自知之明”，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老几，难怪到处碰壁，寸步难行！
文章地址：http://www.4721.com.cn/jishi/298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