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我还留有最后的一手，没把我是团河农场就业人员的底牌翻给她看，至少还好说话些。我打开手提包，在小本子上刷刷刷快速写了几行字，然后叠成一个“马莲垛儿”递给慧芳，说：“你把这个带给她，告诉她不要把世界上的人都想得太坏了。她不肯接受我的帮助，我也不勉强。不要怕她把我的信交给分场部。我的信里没一句出格的话，拿到哪里去都不怕。你带我进了一次天堂河，让我了解到许多本来无法了解到的事情，我再一次感谢你。为了不再给你带来麻烦，你们农场，大概我也不会再去了。从你的言语中我也听得出来，你得知我是个右派分子，对我也很失望。所以咱们俩的戏，也只能演到这里为止了。我还有些事情，咱们再见吧。”说着，我伸出了右手。
她迟疑了一会儿，终究还是伸出了右手，却又不甘心就此收场似的问了一句：“如果事情有了变化或者发展，我怎么跟你说呀？”
我把手缩了回来，说：“我知道你家的传呼电话。过一段时间，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说完这一句，我就大踏步地走下台阶，头也不回地出了北京图书馆大门。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为自己这样不负责任地把麻烦留给她而感到羞愧。不过当时我确实考虑过，我既不能跟她说实话，又不能再一次欺骗她，结果只好这样不了了之了。
几个月之后，我请假回上海去探望父母，上车之前，忽然想到那天正好是天堂河农场的休息日，就在车站附近给她打了个传呼电话。正好她在家里，不久就回了电话来。长话短说，她只简单告诉了我两件事儿：第一，李全真肚子里的孩子，终于有人承认了。那是她哥哥的朋友。也不知道是临时拉来垫背的，还是真有那么一回事儿。关于那封信的事儿，她也没有再提起。第二，慧芳她自己春节期间也要结婚了，对方是机床厂的工人，是她舅舅给介绍的，婚后她也有可能到机床厂去当工人。因为她在天堂河农场表现良好，没有犯任何错误，农场领导表示可以放她。
我终于完全放心了。两个与我有过莫名其妙关系的天堂神女，从此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到了上海，买了一条乔其纱的披巾，用一个女性化的名字寄到了慧芳家里，算是感谢她给我提供了这样好的写作素材，算是舅舅对外甥女结婚的祝贺，也算是我们之间一切关系终结的纪念。
第二篇：“舅奶奶”列传
我在前面说过：“二劳改”们并不个个都是光棍儿汉，其中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是有家室的。这些人，有的是判刑劳改之前的老夫老妻，有的是当了“二劳改”以后才娶的媳妇儿。
被安排在劳改单位强制就业的人，统称“就业人员”，简称“老就”。“就”与“舅”同音，“就业”与“舅爷”音近，因此就业人员自己戏称为“舅爷”。以此类推，“舅爷”的老婆，当然是“舅奶奶”了。
“舅奶奶”中，除去劳改以前就结婚的老夫老妻之外，只要是当了“老就”以后娶的媳妇儿，一般说来，大都是“错位”的婚姻。“错位”，指的是男女双方文化程度、素质修养、政治地位、经济收入、面貌长相诸多方面的不平衡。在老就夫妻中，大学生娶文盲或半文盲、反革命娶共产党员，都不是个别的例子。这其中，有些“舅奶奶”的确是受骗上当者，只因为既成事实，也就算了。下面不妨举几个例子：
有个广东人，我们都叫他“老广”，与我同一个班。他原来是个学徒出身的外线电工，只懂得爬杆子紧电线，年龄不到三十岁，却不识几个字，写信、写总结一向都要请别人帮忙。他攒了几个钱，想在农村娶个媳妇儿，就托人介绍。见面的那一天，他穿了一身新衣服，骑一辆新自行车，头发梳得镜光，加上新皮鞋、新手表，打扮得挺精神的，除了一口广东普通话，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样子。女方是个高中毕业生，见他模样端正又能说会道，当时就表示可以考虑。尽管男方也跟她说过“我可是个文盲”这样的话，但女方总认为他是客气或打哈哈。
特别是男方相亲回来以后，托班里一个原来教中学语文的老师帮他写的一封信，不但文字优美，那笔字更是铁划银钩，没得说的。因此，仅仅通了两三封信，他们就登记结婚了。直到结婚以后许久，女方都怀孕了，要丈夫给孩子起名字，才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个真正的文盲。
在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的“舅奶奶”中，特别是从农村来的“舅奶奶”中，小陈是长得最漂亮风度也比较好的一个。他丈夫大老李，外号人称“区长”。他这个外号，就与他搞对象的故事有关。原来，他到农村去相亲的时候，告诉女方他是个区长。等到结婚以后，把老婆带到农场来，才知道他是个稻田管理责任区的“区长”。
大老李的老婆最漂亮，至少他自己打扮起来也不是太俗气，从外貌上看，两口子倒也还般配。在于家岭分场的“舅奶奶”中，两口子相貌最不般配的是傻子夫妇。“傻子”不是外号，而是真的有点儿傻。不过他的“傻”属于北京人所说的“傻奸傻奸”的那一路人：只傻进，不傻出。
他瘦得皮包着骨头，焦黄的脸，两只眼睛白眼珠多黑眼珠少，略微有点儿歪的嘴角老是流着口水，说话含混不清，嘴里像含着个橄榄，走路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一只脚还在地上拖着画圆圈儿，基本上是个残废人，也干不了什么活儿，只能看个堆儿打个杂，一个月勉勉强强挣二十七块钱。但他却娶了个白白胖胖、唇红齿白、眼睛大大、辫子长长、有模有样的媳妇儿。这样漂亮的姑娘怎肯嫁他？这里面当然有故事。
原来，傻子有个弟弟，长得还算可以。相亲的时候，结婚登记的时候，都是他弟弟替他去的。只是进洞房的时候，就换了一个人了。具体的掉包方法、女方发现受骗以后为什么没有闹起来，他老婆没有细说，我不能瞎编。总之是结婚以后女方居然跟他到农场来了，而且有了一个不傻的漂亮儿子。不过“一朵鲜花儿插在牛粪上”，女方终究很不满意，情绪低落，整天闷闷不乐。有一次傻子一个人回家，把媳妇儿留在农场，又怕她偷汉子，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居然故意把他媳妇儿的阴道用手指头抠破了。他媳妇儿哭着把这些事情跟家属们说了出来，人们才知道。大家虽然都很同情她，可谁也没办法帮她处理这些“家务事儿”。
像这种错位的婚姻，并不是“二劳改”所特有的，“骗媳妇儿”的事情，在社会上也有。因此在本文中并不把这一类事件当主题描述。
反过来，女就业的错位婚姻，也不少见。有个社科院的女研究员，错划为右派以后，进了劳改农场，从此下决心不想再过问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是是非非，一心只想老老实实地通过劳动“自食其力”，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安善良民”。摘了帽子当上了“二劳改”以后，那么多的“同类”向她求婚，她一概摇头，最后嫁给了当地公社一个生产队大队长，据说基本上是个文盲。
她原来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立场就转变了，就是与工农兵结合了，却没有想到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世界分属两个体系，结婚以后，夫妻之间根本没有共同的语言。特别是一九八○年女方落实政策以后，回到北京，出任某研究所的所长，而男方则在当地继续当他的生产队大队长，只是每逢女方发工资的日子，男方必定到研究所来，也不进她的办公室，而是在传达室的门外一蹲，叭哒叭哒地抽他的旱烟，等到女方下班出来，他才笑嘻嘻地迎上前去，说了声：“家里的生活……”于是女方打开钱包，递给他一百两百。他揣起钱来，扭头就回家，绝不找她别的麻烦。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固有道德。因此凡是在当了“二劳改”之后娶了农村姑娘的右派分子们，落实政策之后，或官复原职，或飞黄腾达，却都维持着明显是错位的但却是“责任型”的夫妻和家庭关系，继续共同抚育子女，极少有人当陈世美的。个别人也许有外遇，借此填补精神世界的空虚，多数人则连情人也没有一个，把感情世界完全封闭起来了。
团河农场第一因为离北京近，老就们每两周放假两天，回家方便，第二因为土地有限，加上管理或住房的困难，根本就不允许老就们把家属带到农场来，更没有把老就的家属们组织起来成立家属队的打算。清河农场离北京远，老就们每年只能回家一两个星期，加上土地辽阔，劳动力只嫌少不嫌多，因此各分场都盖起了家属宿舍，鼓励老就们把家属接来“以场为家”。有此条件，老婆年纪还轻而又没工作的，特别是家在农村收入不多的，纷纷把家属接来，安家落户了；
没有老婆的，也借此东风到外地搞个对象并把户口迁到农场来了。所以清河农场各分场大都有清一色由“舅奶奶”组成的家属队。于是，各种各样好戏，也就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台”，轮流演出了。
由于这些“舅奶奶”们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出身都有，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有的是党团员，作风正，人品好，但是一旦到了这个地方，虽然是党团员，却因为是“二等公民”，不能与干部职工们共一个支部，许多会也不能参加。
有的本身就是女流氓，虽然没有被公安局抓起来过，或者虽然被抓过却没有被处分过，但在北京已经无法存身了，只好找一个与自己肩膀一般齐的结了婚，然后以“家属”的身份到农场来当家属工，一个月挣三十来块钱。这些人本来就好吃懒做，要她风里来，雨里去，一天只挣一块来钱，总觉得“亏得慌”，不如她出卖色相和皮肉挣钱容易，哪怕一次只收五块钱，也比干五天体力活儿轻松许多。因此，就有那么一些人乐于操此“副业”，自愿当“破鞋”，以便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儿。有两个出名的破鞋，外号叫“大拉锁”、“小拉锁”，据说就是因为她们在裤衩上安装拉锁，以便随时随地零售的。
当然，其中的确也有生活困难而出此“下策”以求“贴补家用”的。有一个姓盖的妇女，解放前原是一个军官的姨太太，长得相当漂亮，都四十来岁的人了，看上去还像三十岁左右。特别是那风度，绝不是一般妇女所能企及的。她丈夫解放战争中死在战场上，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老就，自己也成了家属工，却想让两个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妈妈或婆婆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生活。为了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她不得不委屈自己以每次五块钱的价格贱卖。“文革”初期，在荡涤污泥浊水的口号下，她被揪出来批斗，让她跪在翻过来的板凳脚上，让她跪在碗碴上，她都面不改色，独有一声“把你孩子接来批斗你”，竟引得她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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