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农场的家属队，是一个大杂烩，是一个特殊的天地，劳改圈儿之外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许多人见怪不怪，早就失去了羞耻之心；许多人说起粗话来，你绝想不到她是女人。不妨举两个例子：有个叫“海大奶奶”的，年纪其实不过三十多岁，干活儿从来不怕脏，是个插秧的能手。她下水田插秧，只要天气不是太冷，总是只穿一条花裤衩，光着上身，让两只大乳房在胸前耷拉着，弄得一身泥水。每逢她遥遥领先赶到前面去的时候，就回过头来，托着乳房对身后的男人说：“小子诶，快赶上来，赶上来给你咂儿吃！”──吃咂儿，是农村人指吃奶。
提到说粗话，那个花哨劲儿，也绝不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所能想象的。作为举例，这里不妨也引几句，诸位听了如果嫌脏，再去洗耳朵好了。
有一次在秧田里播种，两个“舅奶奶”吵嘴，一个说：“像你那样儿的，就欠大鸡巴把你肏死。”一个说：“像你那样的，大鸡巴肏你美死你了，就是要把大鸡巴搁在你屄帮上不往里肏，馋死你！”
我在前面也说过：如果我不离开劳改队，我是绝不会娶媳妇儿成家的。因为那不是“家”而是“枷”。我不想让自己也扛着这样沉重的“枷”继续我的劳改征途，更不想我的老婆也生活在这大杂烩的家属队之中。“天堂”之行，不过是误打误撞，原来的想法是观察一下那里的神女们怎样生活，给李全真写信的目的是想交个异性朋友，聊解性的寂寞，距离搞对象成家还有很远一段路程。没有想到天堂神女也怕沾上“摘帽右派”，我与她们的肩膀并不一般齐。是我自作多情，于是演出了一场没有结尾的喜剧或闹剧。
但是事实上我的确在一九六六年秋天结了婚。从一九六三年的秋天到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我在观察着周围勇敢地扛着“枷”长征的“二劳改”及其女人们。是他们的事例阻止我不敢去担当这样的勇士，却也是他们出于好意让我鼓起勇气来自觉自愿地扛上了一具沉重的“枷”。
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之前，先让我来扫描一下我所认识的“舅奶奶”们，作为故事的铺垫。这一篇，我就专门来讲有关“舅奶奶”的故事。
我劳改二十三年，认识的“舅奶奶”没有一千，也有几百，如果写一部“列传”，即便是用提纲挈领式的笔法，浮光掠影地介绍，也能写出一部洋洋几十万字的巨著来。为了故事的典型性，我只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二十几个“老舅”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女人们进行“最简略的概述”。其中有几个并不是“老就”的妻子，而是对象或未婚妻，只能算是“准舅奶奶”或“候补舅奶奶”。
为求故事的完整，每个故事的时间自成起讫，就不照顾到“横向关系”了。至于人物姓名，不论男女，绝大多数是真的，考虑到有些人的故事讲出来不太光彩，为了照顾“面子”，也为了避免因此而打“名誉权”官司（现在有许多声名狼藉的人却特别珍惜自己的“名誉”，动不动就与作家或记者打官司，
而且一打就赢；1998年我就曾经被这样的人“咬”过一口，赔了2800元诉讼费和“精神损失费”；幸亏中央电视台给我拍了一部长达46分钟的专题片《作家吴越打官司》，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法庭之外为我赢回了名誉；而那个告我的人，则终于案发被捕，彻底失去了名誉），有的人只好用假名字，算是我“为尊者讳”吧。凡是用了假名的，我在文章中都有说明。
第一章 “洋舅奶奶”小翠花儿
在团河农场二大队的就业人员中，有一个高鼻子蓝眼珠的大个子洋人，年龄不到三十岁。虽然我和他不是一个中队的人，也不住在同一个宿舍院儿里，但每次召开全大队的会，我都能够看见他。起初还以为他是个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刑满释放以后，也被强制就业了；后来听说他的姓名叫“林校书”，不由得更加奇怪起来，因为这不仅完全是中国人的姓氏，而且“校书”一词，还是我国古代对妓女的尊称。是谁跟这个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洋人开这样大的玩笑，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名字？
“文革”开始以后不久，团河农场奉命把场地让出来交给公检法系统办五七干校，团河农场从此分崩离析：一大队的犯人和三大队的少年职工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二大队包括右派中队则转场到了天津市北面宁河县境内的“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所有人员包括干部职工在内一律重新编队。于是我有幸与这个男性的“校书”编在同一个中队管理稻田，后来又编在同一个组里管葡萄园和苹果园，天天一起采摘整枝，闲来无事，不免聊聊彼此的际遇，对他的历史方才逐渐有所了解。
原来他是一个有双重国籍的人：中国政府坚持说他是中国人，而美国政府则认定他是美国人。他的真实姓名也不叫林校书，而是叫Daniel Kelly，汉译应该是丹尼尔·凯莱。
他的父亲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美籍大夫，娶的却是中国女护士，生了三个孩子，丹尼尔最小。他生不逢时，刚刚出生不久，就全家被日本鬼子关进了设在山东某处的集中营，罪名仅仅因为他父亲是个不肯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美国人。好不容易等到抗战胜利，方才回到了北京。这期间他哥哥和姐姐都回美国上学去了，他因为年纪还小，留在父母身边，没回美国。解放后他父亲还在协和医院任职，但不久后就去世了，于是留下了孤儿寡母，也留下了一连串不好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国籍问题。他母亲虽然很早以前就嫁给了美国人，但当时并没有办理改变国籍的手续，所以解放后登记户口的时候，依旧填的是中国人。如今他父亲一死，尽管他从名字到外表整个儿都是“外国货”，但根据新中国“儿女的户口从母而不从父”的规定，他母亲不得不给他报了中国户口，不然，可就要连口粮都没着落了。
他从来没有上过中国的小学，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后来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上了华侨补习学校，算是学会了简单的汉语和汉字。这期间，他的哥哥、姐姐接连来信要他到美国去读书，他母亲也想到美国去与儿女团聚，可是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他们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母子同时出国的申请，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和目的，当时的政府当局却只批准其中“一个人”可以出国：或者他走，或者他母亲走，总之必须留下一个当“人质”，以免走的人一去不回头。
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时候，华侨补校中有个从东南亚来的同学叫林校书的，年龄与丹尼尔相仿，正在办理手续，准备回国去。临走之前，把自己过期作废了的护照送给丹尼尔，告诉他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警戒很松懈，基本上没人守卫，只要大着胆子往前闯，没准儿就能闯过去。如果万一被巡逻兵碰上了，就用他的护照抵挡一阵，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
那一年丹尼尔只有十六岁，既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中国的国境线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就贸贸然做出了让母亲从正当渠道申请出国而自己则采取偷越国境出国的方法以达到母子二人同时或先后到达香港的目的。等到母亲的出国探亲手续办了下来，他立刻先期到达广州，也不知道先去看看国境线的警戒情况，当天夜里就大着胆子往香港方向走。边境线的无人区果然没有铁丝网，也看不见有守卫的哨所、碉堡之类。他一看真是这个样子，证明林校书所说非谬，就直着身子大踏步地向前走去。还没等他到达交界线，一头警犬冲了出来，不客气地把他咬住了。这时候他才发现，就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比地面高不多少的暗堡，守卫的边防战士，早就盯上他了。
当天晚上他就被送进了广州市公安局。但是不管公安人员怎么问他，他装聋作哑，就是不说话。一搜查，发现了林校书的过期护照，于是只好暂时用“林校书”的姓名登记在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之是他咬住了牙，愣是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公安局也并不因为他不说话、年纪小而宽恕了他，不久之后，就以“偷越国境”罪把他送到青海劳改城劳动教养了。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情况通知了母亲的，也许是真正的林校书在香港久等他不到，写信或设法通知了他的母亲。总之是他母亲得知他被边防军抓住以后，也没出国。不然，可就两头错包，他最终要成为国内没有亲属的“孤儿”了。
他在青海一呆就是六七年。这期间，公安局虽然终于搞清了他的底细，但是登记在案的“林校书”这个姓名，却从此与丹尼尔·凯莱划上了等号，继续沿用，并不因为海外还有一个真的林校书而否定这个姓名。不过在我们“舅爷”之间，大家都叫他“大老美”，很少有人叫他林校书或丹尼尔的。
劳改城的领导看他年纪小，又是个“洋人”的模样，特别是得知他的父亲是协和医院的美国大夫以后，就把他分配到医务室打杂。在这里，他多少也学到了一些打针换药之类的医药常识。后来他是怎么从青海牢城通过合法的途径回到北京的，他没有跟我说起。总之是他回到了北京，先在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所属的通县小五金厂干了一个时期，后来又调到了团河农场来种葡萄。
这时候，他已经是个中国通，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北京下层社会嘎杂琉璃球的黑话，也没有他不懂得的。不久他结了婚，而且有了两个女儿，模样儿像中国人。转场到了清河农场以后，又有了一个很漂亮的儿子，模样完全像外国人，起名叫“小静”。
他的夫人生下小静以后不久，就带着两个女儿和幼子到清河农场来与丈夫同甘共苦了。他夫人姓许，因为长得极胖，我们都叫她“胖墩儿”，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翠花儿”。
她原来是协和医院的护士，丹尼尔从青海回来以后，他们两人相识并相爱了。父子二人走的是同一条路：都爱中国女护士。双方政治地位悬殊，相爱已经为组织所不容，要开出结婚证明来，更是难上加难。按照当时的认识标准，凡是偷越国境，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一律认定是“叛国投敌”的行为，甚至连投向苏联、朝鲜和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投敌”，何况他想偷渡的国境线，对面就是“英领”香港，因此绝对是与“叛国”同罪的。当时协和医院的领导人林巧稚找胖墩儿谈话的时候就曾经说：“他连祖国都不爱，能爱你吗？”胖墩儿也不含糊，响亮地回答：“他是美国人，他爱他的祖国，所以他才偷越国境。”
这样的答复，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其结果是胖墩儿失去了工作，回到了父母家里。没有了组织，婚事倒好办了：在大陆的这个“林校书”，可是一个重新登记了北京户口的中国“公民”，胖墩儿拿上户口本儿到民政部门要求和林校书登记结婚，绝对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谁也没有理由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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