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丹尼尔接受一家报馆的聘请，当了记者，专程到台湾去采访过一次，胖墩儿则在一家水果公司当临时工，干的是检查水果的工作，也就是开箱子、钉箱子的体力活儿，每小时工资美金八元，比她丈夫当年在农场一个月的工资（36.5元）几乎高一倍。丹尼尔的母亲已经年过六十，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尽管她没在美国干过一天活儿，但仍享受每月500 美金的养老金，完全够她自己一个人用的了。他们全家在印第安纳州威廉堡郊区租了一座房子，虽然是平房，但有大小十几间房间和两个卫生间，还有两个车库，夫妻二人每人买了一辆小车子。随信寄来了四张照片，除了一家五口的“全家福”之外（没他母亲），还有他们在客厅、大门口和车子旁边的照片。
为了写这一节文章，我本想把这封信的原件翻出来照抄，但由于我最近搬了一次家，把东西都放乱了，一时找不到，这里无法引用他信里的原文了。
一九九六年，胖墩儿来大陆探亲，通过朋友的联络，终于由汤宗哲的夫人（她与丹尼尔原来同住一个院子，是由丹尼尔介绍给小汤的）陪同，到我家来拜访我。我让老伴儿做了几个菜，大家坐下来边吃边聊。通过交谈，方才得知她们到了美国以后的一些情况。
第一，她已经改名为Floral Kelly. 在英语中，Floral是“花卉”的意思。看起来，就是她的外号“小翠花儿”的英译。
第二，得知他们一家六口到达香港的那一天，尽管他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老百姓，当时全家人还没有一个是美国公民，但是美国驻香港领事居然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并安排他们在香港游玩参观了将近一月，凡是香港著名的地方，包括海底公园在内，几乎都去看过。胖墩儿有一句话说得平淡但却很深刻：“人家美国政府，对于在海外的侨民，是很关心的。”
第三，丹尼尔一家定居美国之初，因为他是个“中国通”，曾经以雇员的身份给几家报纸当记者，专门到台湾采访。我在广播中听到的，正是他当了记者到台湾采访临上飞机回国之前向广播电台记者发表的感想。他接受我的建议，没给政府部门工作，而是给民办报纸当记者。
后来考虑到自己既缺乏学历（他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也缺乏真才实学，尽管他已经四十来岁，儿女都已经长大了，仍下决心上了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现在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不过他在中国的遭遇和经历也没有浪费：他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监狱生活三十年》──其中可能有一些他童年时代在日军集中营中的生活叙述，当然是他母亲的回忆了。
至于胖墩儿自己，早期因为语言不通，只能干些体力活儿，在水果公司检查水果质量，每周干五天，每天干六个小时。她很快就越过了语言障碍，现在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一家公司当雇员，当然不再是开箱子钉箱子了。只是她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相当于从北京到保定，每天要在高速公路上浪费四五个小时。
有一次驾车不慎出了车祸，车子报废，人也进了医院。幸亏车和人都有保险，所以车子换成了新的，人也康复出院。如今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而且都已经结婚。她拿出照片来给我看，小静已经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标准美国青年，当然再也不叫“小静”了。刚到美国的时候，为了适应语言环境，他们在家里一律不许说汉语。其结果是：不到一年，孩子们的英语都过关了，在班上的名次也逐渐提高。两个女儿汉语还没忘记，可惜的是：儿子小静已经把汉语忘得一干二净，再也不会说汉语了。
她临走的时候，我送她《括苍山恩仇记》和《岷江三爪龙》各一部。她曾经答应回美国以后给我寄丹尼尔写的书来。不知道是她没寄还是寄而没到，不但书没有寄来，从此以后，竟连信也没收到过。
胖墩儿是我在劳改农场所遇见的女性中最令我佩服的两个女性之一（另一个就是“小月亮”，详下节）。她对爱情忠贞，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作为代价，去换取两心融洽、虽苦犹甜的贫困生活，特别是心甘情愿地跟他一起在劳改农场苦度光阴，更为难能可贵。老天爷不辜负她的选择，终于给了她一个完满的结局。
祝福她在大洋彼岸生活幸福，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第二章 在他心中的“小月亮”
除了“小翠花儿”之外，我在劳改农场所遇见的最令我佩服的另一个女性，外号叫“小月亮”。
一九六三年的八月中秋，正好是国庆节的第二天，两个节合在一起过，放假两天。团河农场二大队七中队的干部为了安定人心，让大家更好地在农场继续改造自己，实行了一系列“安抚”政策：家在北京而表现良好的，让他们回家去与亲人团聚；剩下的人，则尽量改善生活，除了晚饭有带鱼、有炖肉之外，每人还发给四块月饼，五斤葡萄──当然要从工资中扣钱。至于酒嘛，那是绝对不许喝的。
入夜以后，皎洁的明月，像一个巨大的银盘高高地挂在天上，普照着大地。吃过晚饭，许多人把小板凳儿搬到院子里，围成一圈儿，中间放一张报纸，各人把自己的月饼、葡萄之类拿出来堆放在面前，一面赏月，一面海阔天空地胡侃神聊，一面各人吃各人自己的东西──在劳改队，“伙吃伙喝”是不允许的，哪怕是在节日里。
在花坛的旁边，王同竹半坐在水泥的围栏上，脸色凝重地拉起了手风琴。他拉的是德沃夏克的《思故乡》，是《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歌。琴声凄凉而哀婉，许多人触景伤情，停止了神聊，入神地听他演奏。
王同竹是个才貌双全的小伙子。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学的是俄语，进公安局劳改之前，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据说他父亲是个地主，在土改中被镇压了。幸亏他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要是再晚几年，不仅进不了中共中央的机关，很可能连大学都不能上。他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是不是与他的父亲有关，我不知道。
但知道他的妻子是西藏的贵族，相当于“郡主”的身份，为此，我们都开玩笑地喊他“郡马”。“郡主”是在四川上的中学，在印度上的大学，精通藏语、汉语、英语和印地语。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她来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当藏语和印地语广播员。当时王同竹被借调到国际台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编译一些俄文的广播资料，两人因此相识并相爱了。
结婚的时候，老丈人除了给女儿送来丰盛的嫁妆之外，还特地给他们送来一个“陪嫁丫头”，是个世代为奴的女奴隶。不过王同竹很不习惯于被女奴伺候着，因此不久之后，就与妻子商量好，把这个女奴送到民族学院读书去了。只有到了星期假日，这个已经变成了大学生的女奴才“回家”来继续担当她奴隶的任务。
王同竹有轻微的胃病，一饿就胃痛，因此陪同苏联专家外出，总要带一包饼干，饿了就吃。一次与某处长陪同苏联专家外出，王同竹在汽车里吃饼干，被处长大人指责为“对苏联专家不尊敬”，当面制止，而苏联专家却支持王同竹，反过来批评了某处长，弄得某处长很下不来台，为此算是把某处长给得罪了。
到了一九五七年，王同竹没有逃脱 “反右”这一劫，终于被某处长找了个碴子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被送劳动教养的那一天，警察进门用铐子铐住了王同竹的双手往门外推，怀孕已经六七个月的“郡主”连哭带喊地追了出来，王同竹眼看着妻子不慎滚下了楼梯，也不被允许上前搀扶一把。他进了收容所，才由“女奴”来给他送信：“郡主”流产了。
他老丈人以“养病”为由，把他的妻子连同“陪嫁丫头”统统召回西藏去了。不久之后，也就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她一家都随达赖喇嘛去了葛伦堡。从此天各一方：一个住在劳改营里，一个住在难民营里。他名义上算是有妻子，实际上也和我们差不多。他给我看过他老婆的照片，那“郡主”是个小个儿，相貌一般，打扮得也很朴素，根本看不出是个西藏人，更看不出是个留学印度的西藏贵族。
“文革”期间，王同竹因为企图偷越国境去苏联，与另三个“同犯”姚祖彝、陆鲁山、孙本乔（都是三余庄右派队出去的“二劳改”）一起在南京被枪毙了。他们是“三余庄右派队”中死得最惨的几个人。
这时候，不知道他是想起了父亲，还是想起了妻子，抑或两者都想起来了，总之是他把全部心神都集中在琴上，把那曲子拉得比任何时候都好，简直催人泪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论是想家的还是想老婆孩子的，也不论是懂音乐的或不懂音乐的，人们渐渐从宿舍内走出来，聚拢来，集结到了王同竹的周围，静静地听他拉琴，借此寄托心中的“哀思”。
不知道是积极分子到队部汇报的，还是队长自己发现这些“老右”们今天情绪有些不对头，想来一个因势利导，总之是忽然通知全体集合，就在院子里举行一场即兴的、临时的中秋月光晚会，让宣传员杜高（著名作家兼戏剧评论家，落实政策后出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是我的顶头上司）主持。
这是三余庄成立右派教养队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包括我在内的不明就里的人还挺高兴，纷纷出节目凑热闹。来自中央歌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郭东海跳了一段芭蕾，来自中国戏剧学院的声乐教师徐公瑾唱了一支歌剧《茶花女》插曲《饮酒之歌》，北影著名演员巴鸿（现在是名导演，曾导演电影《知音》）说了段单口相声，接着有唱京剧的，有唱评剧的，
连我都唱了一支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中的选段。这可真应了一句四川谚语：“黄连疙瘩当箫吹──苦中作乐”了。但是表面的欢笑，难掩心中的悲戚，昂扬的歌声，宣泄的是忧郁的块垒。也不知道是谁觉得这样文质彬彬地轮流出节目没什么意思，建议王同竹拉起舞曲来，大家一起跳舞。这一建议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没经主持节目的杜高点头，手风琴又一次响起，立刻有许多人两两相拥着跳起舞来。
单是一架手风琴伴奏，不免势孤力单，缺乏“欢乐”的气氛。有个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叫朱仲康的，带有一个铁皮焊成的小衣箱，他回宿舍把衣箱里的杂物往铺上一倒，抱着小铁箱来到王同竹身边，拿铁箱当大鼓，“嘭嘭嘭”地敲了起来。有他带头，又有一些人拿来脸盆或饭盆当锣当镲，于是“嘭嚓嘭嚓嘭嚓嚓”，节奏感强烈了，热烈的气氛制造出来，参加跳舞的人越来越多。连平时从来不跳舞或者根本就不会跳舞的人，也下意识地参加了，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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