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本应该在心情愉快的时候进行，而且应该是一男一女相拥而舞。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场合，一个男人拽着另一个男人疯狂地旋转，看上去像狂欢，但分明是一种宣泄，是一种长期压抑后的突然喷发，是一种畸形心理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带有歇斯底里狂的性质。事后有人形容这场舞会是“群魔乱舞”，是“有声有色”的抗议，也不无道理。但这是队部明令布置的月光晚会，在晚会上跳跳舞，也不算太出格的事情，所以尽管队长就在旁边看着，而且面有忧色，生怕会出事情，可也不便于立刻制止。一直让这些“魔头”们折腾到十点钟，超过了平时熄灯时间半个小时，这才以“天色已晚，明天还要出工”为由，用“劝慰”的口吻要大家进宿舍去休息。
这场“月光晚会”，三余庄所有的右派几乎都参加了。这里强调“几乎”二字，是因为确实也有一个人自始至终没有参加。
这个人叫史镇华，浙江宁波人，是建工学院的教师。他独自一人，在空无一人的后院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月亮，在长吁短叹。
他为什么不参加这场狂欢呢？他是在清静地独自赏月么？不是的。他在想念他的未婚妻，他心中的“小月亮”。
他有个未婚妻在上海，是一家工厂职工学校的老师，据说还是他的表妹。那年月，正式结婚过的夫妻，丈夫一旦划成了右派，还要离婚呢，何况是未婚妻？再退一步说：也有些右派的未婚妻因为相信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第一性质不太严重，第二过不多久摘了帽子就与人民没有两样，所以等待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人都不算少。
过了一九六○年，看看帽子尚且不摘，工作更其无望，本着“政治经济是基础，婚姻是上层建筑”的准则，终于掉头不顾而去了。因此，在三余庄的四百多名右派中，除了划右以前的单身汉不算，凡是有妻室的，离婚的占多数，凡是有对象或未婚妻的，几乎全部都“琵琶别抱”了。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三余庄的右派中，有个叫郑光第的，浙江省象山县人，北大学生。上学的时候，有过一个对象，而且是山盟海誓，即便海枯石烂也永远不会变心的。他对“右派分子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到人民队伍”的说法深信不疑，所以劳动十分积极，连生病也不休息。他的教养期定为两年，到了一九六三年五月，终于按期“摘帽、解教、强制就业”了。
他自以为已经是“人民”的身份，喜孜孜地去见昔日的女朋友。尽管海没枯石也没烂，但却因为他依旧是个“摘帽右派”的身份而被拒之于门外。一九六三年的国庆节，他想进城去看看天安门广场的烟火，又被队长所不许。于是他在国庆前夕忿而出走，从此一去就没回头。后来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国庆的当夜从北海大桥上面向中南海跳了下去，自我了断了。
据分析很可能他连天安门广场也进不去，这才感到绝望而轻生的。因为那是有组织的联欢，即便郑光第是真正的“人民”，也进不去的。又据说因为从北海大桥往中南海里跳的人太多，所以后来北海大桥两旁只有半人高的白石栏杆被拆除，换上了一人半高的顶部带尖刺的铁栏杆，而且增加岗哨了。
只有这个史镇华的表妹，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等起，一直等到了一九六四年，六七年时间过去了，依旧在苦苦地等待，还在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良好祝愿。因此她在三余庄被称为“蝎子的岜岜①──独一份儿”。以未婚妻身份而苦苦等待的，除她之外，确实没有第二个了（后来知道还有一个敖乃松的未婚妻蕾蕾──详本篇后文──但她是与敖乃松同居过半个月的，虽然没有登记，实际上已经是妻子的身份，不算未婚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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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岜岜──北京方言中的幼儿用词，指大便。岜，音b ǎ。有音而无字。这里是借用。
人们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就给史镇华的表妹起了一个外号，叫“小月亮”。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主动给史镇华提供了一些方便：当时教养分子的来信，队部一般都要拆开来检查，而发信则必须贴上邮票交给队长，而且不能封口。在这种“一切公开”的通信中，史镇华当然不可能与心中的“小月亮”畅所欲言。我利用我当中队值班员的方便，就主动地悄悄儿给他往上海发信。
说起我在三余庄当值班员的经过，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因为前任值班员李喜兰被调去担任小队长，他特地向队部推荐我接替他的工作。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冬季我在劳动教养收容所反省室担任值班员期间，李喜兰正好被送来劳动教养。他原来是北京国际书店（即外文书店）的门市部主任，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以后，被留在原单位监督劳动。
一天在家里他夫人不慎把他的一副金丝边眼镜打碎了，他本来心情就不好，气愤之下，伸手就给了老婆一个耳刮子。偏巧他夫人是房管局的装修工人，尽管他夫人自己没说什么，可街坊四邻的积极分子们不干了，出面以“阶级报复”的罪名汇报到派出所。于是派出所民警半夜里把他从被窝儿里掏了出来，大冬天的连外衣也不让他穿，只让他穿着秋衣秋裤就把他送进了劳动教养收容所。
由于他在派出所因为心情不好加上“饥寒交迫”有过企图自杀的举动，所以一进收容所，就被编进了“严管组”成了“反省号”，交给我看管。我看在“同类”的份儿上，对他特别照顾，让他围着被子坐着反省。等他家里送来衣服和被褥，我又主动建议结束他的严管，让他参加洗碗、扫地之类的“小值日”活动，因此他一直对我的印象不错。这次他荣升小队长，就把他的“值班员”肥缺主动让给了我。于是从一九六三年的五一节晚上开始，我就当起了“七中队值班室值班员”的差使来。
值班员的具体工作，除了在中队大门口看门、出收工敲钟、清点统计每天的出工人数和病号人数之外，还管环境卫生、登记来访家属、分发信件报纸等等。与我同时值班的专职值班员程志雄，则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据他自己说，他在外国语学院学习的时候秘密参加了中央军委特工系统，毕业后成了中共中央调查部的成员，派驻外贸部当密探，公开身份是图书资料室外文资料员，真正的任务是监视部里的领导干部。他出身资产阶级，平时生活吊儿郎当，爱跳舞、打牌，看上去是个不修边幅又不求上进的人，因此也不为人们所注意。
但是他的“道行”不济，虽然不是英雄，却难过“美人”这一关，竟与哪位首长的夫人有了不应该有的关系。这种事情，在现在并不触及刑法，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连党籍都不见得会开除，但在当时，却是很严重的错误，特别是他这样的身份，不论外贸部还是调查部，都不能容忍。总算考虑到他曾经有过的“贡献”，加上为了保护女方的“名节”，这事儿没有张扬，开除党籍之外，又受到降职降薪处分，然后悄悄儿送到公安局来，不按干部而按职工的身份分配工作。于是他就到了团河农场二大队七中队，当起专职的值班员来了。
我到值班室以后，跟他成了莫逆之交，两人无话不谈。他很同情右派们的遭遇和处境，许多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不斤斤计较，小小不然的事情，还能够帮上一点儿小忙。例如右派们有不希望队长看的信件，只要悄悄儿交给我，再由我悄悄儿交给他，他就会把信件带到城里去代为发出。
我所能够提供给史镇华的，就是帮他转托程志雄往上海发信。
一九六三年秋，我的两年半教养期到期，成了“二劳改”，不过总算有了探亲假。一九六四年二月春节期间，我请了十五天探亲假回上海看望父母，同时也帮助家在上海但还没有解除教养的难友们办一些事情，例如带走家信、带来食物用品等等。
史镇华也托我替他办事。他交给我一封写给“小月亮”的信，同时嘱托：如实介绍劳改农场以及他的情况，能够解释的加以解释；了解女方的处境和困难，能够安慰的尽力加以安慰。
到了上海，按地址找到了“小月亮”的家：在人民公园的西边，电视发射塔的东边，南京西路的南面。还真巧，正赶上她在家里。“小月亮”的脸型长得很美，瓜子脸，大眼睛，小嘴巴，但是脸色憔悴，尽管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失去了少女的肌肤红润与光泽。可以想见，倒退六七年，她一定是个娇滴滴的美人胎子。当时的上海人住房都比较紧张，她与父母兄弟同住，一个人有一间仅能回旋的斗室，就很不简单了。他看了我带去的信，先向我挤挤眼，接着说：“老张借给我的那本书，不在我手上，在我一个朋友那里。不过离我家很近。你要是急着用，我现在就带你去拿。”
我虽然不是个极聪明的人，但她的弦外之音，还是能够领会的。我装出一副十分着急的样子，说是正等着要用，不然也不会找上门来了。她立刻就揣起信来，围上围巾，穿上大衣，与我一起走了出来。
到了大街上，她这才向我道歉说：她与史镇华至今仍有书信来往，她家里人都不知道。尽管当初他们俩相爱的时候家里人并不反对，但是自从史镇华被划为右派以后，特别是被送进教养所又过了若干年以后，家里就人人反对了。随着时间的延长，反对的温度逐渐升高，至今六七年过去，史镇华还没有出来的希望，反对的温度也就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
父母反对，主要是从女儿的青春年华考虑，要她放弃已经没有指望的史镇华另找一个对象，早点儿结婚，以免耽误了择偶的最佳时机。反对得最激烈的弟弟，则是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姐姐都快三十岁了，还不出嫁。
姐姐的房间腾不出来，弟弟也就无法结婚。利害相关，也难怪弟弟着急。为了避免争吵，图一个耳根清静，她在父母和弟弟面前，都说早就已经与史镇华断了关系，而且已经有了另外的对象。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家里知道我是给史镇华投书递柬的“信使”，即便不当着我的面给她难堪，等我走后也少不了会有一场吵闹。幸亏我一进门没有说出史镇华的姓名来，至少这头一关，总算阴差阳错地蒙过去了。她说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我细谈，明天上午她要到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如果我有工夫，希望我上午八点以前到医院门口等她，在候诊的时间，我可以谈谈农场的情况，等她看完了病，再到外面去接着谈她的近况。
她的处境，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好在我回家只是探亲，除了为难友们办一些杂事儿，没有别的事情，就这样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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