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第四医院门口等她。她在八点以前到达，挂了号，我们一起到候诊室等待喊号就诊。我问她有什么病，她说所有内脏几乎没有一处是好的，心、肺、肝、胆、胃都有问题，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一点我完全理解。一个人，心情不愉快，最容易得内科病。像她这样，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的压力如此巨大，又没个知心的人可以排解，忧虑成疾，是很自然的事情，能够坚持上班不倒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我抓时间跟他说了史镇华的情况：把所有还在教养的右派集中到团河农场来，根据传说和推测，是中央有可能要重新起用这些有能力有用处的人。估计再有一年，大家都会彻底解放了。我鼓励她再坚持一年，一定能够争取到最后胜利。
等到她看完了病，我们一起到人民公园去转了转，当然不是为了逛公园，而是继续我们的谈话。
我说完了农场和史镇华的近况，她也问起了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她：我原来的妻子，也是上海人。一九五二年，我从部队转业回上海，分配在江湾的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是一个大同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女同志，名字叫做“怡”。她比我大五六岁，我总是叫她“怡姐姐”。由于她长得很漂亮，看起来却好像比我还小似的。
当时正有五六个主任、干事之类的人在追求她。我呢，有个女朋友叫做“萍”的，在嘉兴当小学校长，是我初中时候的同学。我和“怡姐姐”的关系处得相当好，她的男朋友来信，常给我看；我的女朋友来信，也给她看，还常常彼此商量怎样回信最好。但是就在我和萍的关系发展到最最热烈的时刻，她却忽然从福建漳州给我写来一封信，宣布她已经结婚了，连通信地址也不留。遭此突然变卦，我情绪低落，一连两个星期没有回家。
她见我情绪不好，约我星期天到她家去散散心。我说每到星期天她家里高朋满座，我可不愿意去赶这样的热闹。她叫我一早就到她家，躲开那些登门求爱者，然后我们一起出来在外面玩儿：上午逛公园，中午下饭馆儿，下午看电影，尽一日之欢。我如约而去，也按计划执行了我们的游程。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她忽然轻轻地跟我说了一句：“如果我不是比你大这么多，那该有多么好！”我立刻作出了反应：“只要两心愉悦，大几岁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们俩没有经过恋爱阶段，直接就切入到“婚娶”这个主题上来了。但是她始终顾虑重重，怕亲友笑话。一九五四年我奉调北京，她才下了决心嫁给我。
她来到北京与我结婚之后，和我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反右高潮中，生了一个女儿，外公给起名叫吴永。我划右派以后，她是“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与我水火不相容，不得不与我离婚。现在下放到海门县一个中学教英语。这次我回上海来探亲，也曾经贸贸然闯到她家里去看望过她，可是她还在海门，没回来，不过倒是见到了我们的孩子。孩子当然不知道我是她的爸爸，我也没有说穿。孩子的外公出于礼貌没有驱逐我，还给了我一张孩子的照片，所以我很自觉地只坐了十来分钟，就告辞出来了。
我说得很坦然，她听了却眼角涌上了泪水，很为我的妻离子散而伤心。
我乘机又说：我的老丈人解放前是上海海关帮办（即第二把手），我的离妻是大学毕业生，而且比我大五六岁，所以老丈人本来就反对女儿嫁给我这个只有高中一年级学历的“土包子”，现在当然更加痛恨我毁了他女儿的一生。但是我很想再见孩子她妈一面，只是无法与她取得联系。写信是不行的。她家里有电话，但是老丈人知道我回来以后，一定严加防范，我打电话去，一听是我，肯定不会让女儿接。我请她帮我把电话接通，老丈人听见是女人的声音，大概不会起疑心的。
她立刻答应照办，当时就到公用电话亭去帮我把电话接通，让我与离妻说上了话，而且定了时间地点与我见了面，各诉离情。──这是题外的话，这里不多说它了。
我给“小月亮”带去了希望，她果然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下又坚持了一年。到了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史镇华等定期三年的人全体不予解教摘帽，重返岗位的幻想彻底破灭。一九六五年二月我再次返沪探亲的时候，史镇华要我带给“小月亮”的话，已经不再是希望她继续等待，而是劝她放弃等待，早日为自己寻找一个“良好的归宿”了。
尽管这样的话过于残酷，难于出口，但是我受人之托，还是照办了。“小月亮”神情黯然地对我说：作为一个女人，在这样的感情前提下，她既然不能与史镇华如愿结合，本来不应该再考虑结婚问题的；但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她又不忍心让弟弟无法成家。所以考虑再三，她已经决定出嫁。反正与对方不是由感情而结合，只要对方条件不是太差，待她也还可以，随便找一个男人就可以嫁出去。我听了虽然满不是滋味儿，但也只能长叹一声，表示无可奈何。
尽管她自己的婚事磨难重重，可对我的婚事却依旧表示关心，再一次打电话把我的离妻约出来与我面谈。──当然，双方社会地位的悬殊，复婚的可能根本不存在，见面的目的，只不过互道一声珍重而已。
自从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以后，公安局对右派分子的管理是日见其严而不是逐渐放宽。到了一九六六年，先是宣布取消就业人员的探亲假，接着就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灾难一个接着一个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三余庄定期三年而到期没有解除教养的人，包括史镇华在内，不久也统统撤离三余庄，与我再没有联系，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直到一九九○年，才有消息传来说：史镇华先是被遣返回宁波老家交群众监督改造，“小月亮”也不得已而违心出嫁。落实政策以后，史镇华到一所大学任教，“小月亮”也毅然决然地与她的丈夫离婚，与史镇华重组家庭。一桩本来非常幸福美满的爱情，因为莫须有的政治原因，棒打鸳鸯，生生地把他们两个给拆开，变成了一场令人心酸的悲剧。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折磨，悲欢离合，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但是这时候美丽的“小月亮”已经是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妪，晚来的爱情，恐怕也难以熨平她心灵中那沟壑纵横的创伤了。
一九九七年，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史镇华因为患有鼻癌，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他们两口子只靠微薄的退休金过活，平时生活就很拮据，一旦身罹重病，当然无力购买滋补食品。为此有人发起对他资助，我也汇出了二百元钱，聊充薄仪。后来又传来消息，说他的病经过手术以后，已经基本上好转，没有危险了。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真是高兴。他们的晚年总算“如愿”了，如果再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老天爷不免也太狠心、太残酷了吧。
可是天不假年，二○○○年初，一个三余庄时代的老“同窗”高作纯先生来我家串门儿，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是史镇华的癌症复发，很有可能难逃这一劫了。老高说这话的时候，不免红了眼圈儿；我的心中，也一阵阵发酸。三余庄的“老庄员”，能够挣扎着活下来的，也一天比一天少了。
第三章 三余庄的“牧马人”
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后来改编为电影《牧马人》，写一个青年右派在劳改期间娶了一个农村姑娘，后来落实政策也没遗弃这个姑娘，而是白头偕老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轮廓也许到处都有。因为青年右派在劳改期间娶农村姑娘的事例太多了。患难夫妻，没有爱情也有感情，右派分子中的“陈世美”终究不多，不像解放初期进城的老区干部，总惦着换个“城里姑娘”做老婆。一般说来，只有暴发户和新贵才会“富易妻，贵易交”，中国的知识分子信奉这一教条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尽管是“责任型夫妻”，也甘愿把这责任负到底而没有反悔。这就是《牧马人》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在三余庄的老庄员中，就有一个与《牧马人》电影情节十分相似的故事。
张永贤，出生于祖籍湖北荆州，抗战中随父亲逃难到四川重庆，在重庆读书长大。错划右派之前，原是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的助教。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属于军工系统，他教的课程是陀螺仪原理与应用。
他酷爱读书，因此是一个知识面极广的人。他上知天文历算，下知水文地理，古今中外的历史即便不是尽在心中，至少也是略知一二。他学的是理科，但是文科知识绝不比正牌儿文科大学生少，写起总结来，条例分明，用词准确，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秘书。当时三余庄右派队中有个杨路（现任四川社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百花学社的主将，上学期间就在国外的数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有关数学上的问题，别人无法与他讨论，只有张永贤跟他说得上话。当时我在研究古汉语和方言，和他谈起有关音韵学上的问题，他也知道得不少。他父亲是个医生，因此有关医学知识更是得之家传。他爱好音乐，嗓子也不错，是标准的男高音。“文革”期间，我还和他合作谱写过许多首“毛主席语录歌”。我常常开玩笑地说：这是个总理的人才。因为当总理不一定需要专家，但必须是个杂家，必须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我也曾经说过：尽管我有1500万字的著作，而他至今连一本书也没出版过，但是我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我却大都不知道。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七十年代，中国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什么叫电脑的时候，他偶然看见一本讲计算机原理和BASIC 语言的书，就啃了起来。没有电脑而要学计算机语言，简直就好像在沙漠中学游泳一样，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见。到了八十年代，我和他都有了电脑之后，他立刻就能够用BASIC 语言编写应用程序，而我则至今仍处于一知半解的水平，什么程序也没有写出来过。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三余庄年代，我担任大门口值班，他担任二小队小队长。当时我与他的过从并不密切。我的教养期定为两年半，一九九三年仲秋季节，就从教养队搬到了就业队。他的定期是三年。前面说过，凡是定期三年的三余庄庄员，除少数几个外，基本上都无限期延长了。他恰恰就是那少数几个三年到期准时解除教养中的一个。他之所以能够准时解教，不是因为他表现得特别突出，而纯粹是“撞大运赶上了”。
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给全体教养分子定了教养期，日期一律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算起。但也不是一刀切，其中也有例外。张永贤就是这少数例外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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