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安局在教养分子中召开大会宣布教养期固然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进行的，但是给教养分子定期限这一决策，则必然早于五月二十四日。由于个别案件个别处理，凡是五月二十四日前不久处理的案件，所定的教养期就是从宣布教养的那一天算起的。张永贤被错划为右派以后，先在清河制呢厂监督劳动，是因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于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海淀区公安分局宣布“升级”送劳动教养的，定的教养期是三年。因此到了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他的教养期满了，农场当局就准时宣布他解除教养。而在他之后，凡是三年到期的，时间虽然不到一个月之差，因为政策临时有变，就再也没有人准时解除过。他搭上的是三年到期准时解除的头班车，也是末班车。
他解除教养以后，没有搬出教养队，而是担任七中队统计员，与中队技术员云照洋合住一屋，房间里有火炉。除此之外，一切待遇不变。
他是三余庄出来的右派中第一个娶媳妇儿的。但这绝不是他主动想争这个第一，而是“天上飞来的凤凰”，真正的“喜从天降”。
三余庄七中队是个教养中队，当时的规定，教养人员是不许结婚的──也许可以结婚，但是从来没听说过，《劳动教养条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一旦解除教养，留场就业，至少名义上是“公民”了，允许结婚了。事实上当时就业人员在农村搞对象结婚的也不在少数。只是右派教养队出来的人，幻想比较多，总惦着能够回到原单位去，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有人想到要在劳改农场娶媳妇儿安家就是了。
三余庄七中队猪圈有个喂猪的老头儿，姓韩，家住德胜门外，他老婆是延庆县人。他见新上任的统计员年轻英俊，为人厚道，一打听，原先还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就惦着让老婆在延庆给他找个对象，于是这个“月老”就主动地找到了张永贤，半年中不下三四次跟张永贤说起这件事儿。说了许多姑娘怎么漂亮、怎么贤惠之类，今年还只有十八岁，等等。那一年，张永贤二十八岁，两人相差十岁，相差不算太大。但是他也很犹豫。不是年龄问题，而是劳改农场不是成家立业的地方，他根本就没考虑过要在这样的场合结婚。可又架不住老头儿一个劲儿地相劝，张永贤被他说活动了心眼儿，答应先见见。时间定在一九六四年的国庆节。
到了国庆那一天，姑娘已经到了德胜门外韩老头儿家，张永贤却临时有事情去不了了。
什么公务如此重要，连相亲这样重大的事情都顾不上？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而是与教养人员的利益有关的小事儿。
那时候，团河农场承接了一宗买卖，要在农场的南面开挖一个人工湖，把挖出来的泥土堆成假山，再建起一些房屋来，以供市政府官员们度假用。任务就落到了三余庄这些右派们的肩上。挖土方可是个重活儿，不论是挖土的，抬土的，每天都要出几身大汗，光靠早晨那一个窝头一碗粥，根本顶不住。因此凡是北京有家的，纷纷要求家里送吃的，最好是肉食，最多的是炒面；北京没家的，就偷偷儿写信回家要家里寄。其实，这些人都不是为了贪图享受，而的确是肚子饿，干不动活儿。按说，教养人员从自己家里拿吃的来，给农场干活儿，是一件大公无私的事情，应该鼓励、至少不应该反对才对，但是当时的劳改农场最怕传出“劳改队里吃不饱”的“谣言”，因此特地规定：不论是接见送来的还是邮包寄来的，食物一律不得超过一公斤。我值班的时候，采取的是“瞒上不瞒下”政策，让队长检查的，的确只有一公斤左右，剩下的，都塞在我的铺底下，等晚上再叫人家悄悄儿拿走。曾经有过一个姓林的温州人当值班员，采取的是“铁面无私”政策，接见的日子，凡是家属送来的食物，愣是用秤称过，多出一公斤的一律退回！在队长面前，他固然赚了个好，在教养的心中，可赚了不少的骂！
在南苑街上，有一家小饭馆儿。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透露的消息，得知三余庄有这么一批饿鬼，常年患有“胃亏食”症，于是每逢三余庄休息日，就派两个姑娘用三轮车蹬来油饼、火烧、猪头肉之类，在七中队门口叫卖。开头只限于手头有几个零钱的人光顾，后来有人到队部去苦苦哀求，总算说动了队长的心，允许手上没有现金的人，采用统一记账的方法，也能吃到油饼，但是一次只允许买两个，多了不许。
统一记账，任务就落到了中队统计员的身上：谁买了油饼，要开列名单，从各人的存折中提出钱来，汇总后交给买油饼的姑娘。原先主持这一工作的统计员姓苏，上海人，这个人劳改出身，对教养人员的饿肚子，有些“饱汉不知饿汉饥”，执行队部的指示很坚决：队长指示每人一次只许买两个油饼，他就多一个不许。因为他说话有些女里女气的，大家都叫他“苏三”，以此发泄对他的不满。
自从张永贤接任统计员以后，他是亲自尝过“饿鬼道”中的滋味的，知道饿着肚子做土方，饿得眼前金星乱迸有多么难受，因此采取的也是“瞒上不瞒下”政策，只要买油饼的时候队长不在旁边盯着，就网开一面，油饼、火烧、猪头肉，尽量满足“饿鬼”们的要求。
国庆期间，正是“油饼姑娘”来卖油饼的日子，张永贤如果不在，势必由队长亲自“主持工作”。那么一来，“每人每次两个”的规定，势必坚决执行，节后的一个星期，必然又要“眼冒金星”了。
就为了这件事情，张永贤国庆节期间没有休息，十月三日赶到德胜门外，那姑娘见他老也不来，差点儿就要走了。
一见面，那姑娘果然长得不错，脸皮白白的，眼睛大大的，辫子长长的，身材也很苗条匀称，即便没有好感，至少没有恶感，于是进了一步，答应两人出去谈谈。 既然是“相亲”，反正就是玩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怕路途遥远，一起到颐和园去玩儿个痛快。
姑娘姓阎，延庆县紧北边的阎庄子村人，家里父母双全，贫农成份，有个哥哥是乡村小学的教员，还是党员，她自己小学毕业，是共青团员。
一听她家的政治情况，张永贤就觉得两人的身份相去悬殊，无法结合。如果女方是地主或富农的女儿，倒是“门当户对”了。于是他尽自己所能，给她解释什么叫做“右派分子”，简单地说，右派分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从性质上说，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阎姑娘不信，反问：你不是已经摘了帽子了么？只要摘了帽子，就说明你不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了。张永贤只好再给她解释为什么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依旧是右派分子。但是说来说去，怎么也无法使她明白他们俩是两个政治体系中的人，是不能结合的。说到后来，阎姑娘下了决心地说：要是就因为我是个团员你不能娶我，那我就去退团。
看起来，阎姑娘是真喜欢上这个一肚子学问的右派分子了。也许她十分明白，张永贤要不是一个右派分子，像她这样一个农村户口的小学毕业生，是说什么也不可能跟他谈嫁娶问题的。
张永贤被阎姑娘的朴素纯真感动了。这是一张真正的白纸，可以让张永贤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天的畅谈，婚事就这样基本上定下来了。
接着就是带着阎姑娘去购买结婚用的衣服。张永贤是个三级工，每月工资四十一块六角，比我多十来块，因此积蓄比我多，买几套毛衣毛裤、单衣单裤之类，还是满能应付的。
定好了“元旦”结婚的日子，阎姑娘的叔叔和哥哥亲自送她到农场来与张永贤成婚。消息传出，这是“三余庄庄员”第一个娶媳妇儿，而且娶的还是贫农的女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纷纷给他凑了“份子”。登记以后，借住在城里一个姓郭的二劳改家里，举行了既简单又隆重的结婚仪式，担任司仪的是一位姓牛的就业人员（他原是通县某公社的书记，在五八年“大跃进”中因为瞒产私分河滩地的收成而被撤职查办，判了徒刑；但因为此举救活了许多人，所以虽然撤职查办了，在当地依然享有很高的声誉，后来离场回去，受到了社员的热烈欢迎），然后我们二十几个“二劳改”一起到前门外丰泽园饭庄喝了喜酒，品尝了丰泽园的传统佳肴水晶肘子和烤馒头的风味。当时的价格，两桌水酒只花了六十块钱，就相当丰盛了。
张永贤是三余庄右派“老就”中第一个在劳改农场娶媳妇儿的人，也是婚礼最隆重、婚宴最丰盛的第一人。在他以后，大都仓促成婚，草率成礼，根本就不请客或至少不请外客了。
张永贤后来也调到了二大队二中队，和我在一起。我娶了媳妇儿以后，在大兴县黄村（县治所在地）一街周广金家租了一间农民房苦度光阴。通过我的介绍，他也向周广金的弟弟周广银租了一间房间，把老婆孩子接来一起过。我和他同住一个院子，一起早出晚归。
周广银的媳妇儿，是大辛庄一个地主的女儿，初中毕业，我们跟她谈过话，发现她知识面还挺广的。但是这个地主的女儿嫁到贫农家庭来以后，却是家中最勤俭、最能干的劳动力。她有两个孩子，交婆婆照顾，她自己天一亮就起来，捧着一个纸盒儿，先到公路边的白杨树底下寻找“知了猴儿”（这是当地土话，指的是蝉蛹），在春夏之交的季节，每天都要捡回半纸盒儿知了猴儿来，放进锅里炒熟了，给两个孩子当零食吃。用张永贤的话来说：“她这是每天给孩子采购饼干呢。”然后点火做早饭，伺候婆婆和丈夫吃过以后，还要喂完猪，这才背上背筐下地干活儿去。中午收工回来，还要背回一筐利用工间休息时间打来的猪草。到家顾不得擦擦一脸的汗，赶紧点火做午饭。等到一家人吃完，又到了下午出工的时间了。下午收工回来，依旧是一筐猪草，然后赶紧做晚饭。一天到晚，几乎就没有她歇口气儿的工夫。
据邻居们对我说：她这样卖命地干活儿，也难以报答婆家对她的救命之恩。因为她是全国震惊的大辛庄血案的幸免者之一。如果不是她婆家的力量大，她早就被填进井里活埋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她的娘家──大辛庄的“革命造反派”发明了一种最简单也是最彻底的“革命措施”：把全村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全部填进了井里，包括还吃奶的孩子在内。于是宣布：敌对阶级已经彻底地被消灭了，革命也就胜利完成了。
在大辛庄的带头之下，附近几个大队也群起而仿效，一时间消息不胫而走，震惊全国。据传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到大辛庄看过，而对血案的制造者，则定性为“犯了错误的好干部”。──当然，当时的报刊上是从来不公布这些消息的。因为新闻具有阶级性，而这样的新闻，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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