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辛庄血案一共杀死了多少人，当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而传说多出于估计，数字不一，有说七八十人的，有说一百多人的。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九八六年九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说：一九六六年九月，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提到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的五天中，县内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了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
《传记文学》一九九五年第六期上《“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文，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大兴县十三个公社的四十八个大队，仅在五六天时间内，就杀死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出生仅三十八天的婴儿。”
以上两文所引的数字完全一样，估计《传记文学》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的。
另据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惨绝人寰的北京大兴屠杀调查》一文披露，“革命派”杀人非常残酷：“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儿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就把活人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大辛庄就是当时改名的“中心大队”，离黄村不过十几二十来里路。当时大辛庄的“革命造反派”也曾经派人到黄村一街来要求把这个“地主的女儿”提回村去批斗处理，好在周广银也是当地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坚决地拒绝。于是，一条生命在贫下中农的掩护之下得救了。
张永贤在黄村一街住的日子也不长。一九六八年冬天，团河农场改办公检法系统的五七干校，我和张永贤都被“转场”到清河农场去继续就业。我的老婆出身中农，受不了这份儿苦，离我而去了；阎姑娘究竟是贫农家庭出身，再苦也仍跟着张永贤。
到了一九六九年，公安局根据林彪发布的第一号战备疏散令，又把清河农场的许多职工主要是带家属的职工疏散到山西霍县、临汾、侯马、曲沃、永济一带的劳改单位去，张永贤也在其中。他去了永济县董村农场，后调伍姓湖农场，而我很可能是因为没了媳妇儿，变成了光棍儿汉，居然没被疏散，继续留在清河农场。
第一次去新疆，我因为娶媳妇儿而没去成，这一次去山西，我又因为离了媳妇儿而没去。在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两次都是媳妇儿救了我。非是命也，数也！
被疏散的职工，是一律不许带家属的，于是阎姑娘只好回延庆娘家去住。
这期间，张永贤为了让我懂得什么叫做“贫穷”，给我上了一堂课：在他回延庆探亲期间，以给我介绍对象为名，让我请假到他家去住了三天。他是个三级工，原来挣四十一块六毛钱一个月，到了山西以后，按当地的三级工开工资，变成了三十三块八角，一下子少八块多，除了自己的吃用之外，能够汇给老婆孩子的，最多也不过二十元钱而已。但就是这样的生活水平，在阎庄子居然还算是“中上等”的。他带我去拜访他的邻居，只见许多人家全家几口人只有一床被子，根本没有褥子，晚上睡的是光板儿苇席；而这样的人家在村中还不算最穷的。比比张家，炕头上居然叠着好几床绸缎面子的被褥，难怪邻居们要眼红了。有个邻居对我说：“张家有钱，张家每月都要买一斤白糖。”一斤白糖，当时的价格是六毛三分钱，相当于他半天的工资。但是我却不知道：阎庄子的农民，出一天工所得的工分儿最高不过一毛多钱，最低的只有几分钱！难怪他们愿意把女儿嫁给劳改农场的“二劳改”们，在他们的眼中，“二劳改”也是“挣工资的”，也比他们当“社员”的强！
这时候张永贤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延风”，一个叫“延波”。他到山西以后，根据“地区差额”，工资打了折扣，一家四口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了，再要两地分居，日子更不好过。于是他媳妇儿只好带着两个孩子也到山西去，每天起早贪黑地在中条山下河滩里筛沙子挣钱补贴家用。中条山下的气候，比北京要热得多，据张夫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出的汗那叫多，十天半个月的，就能沤烂我一件小褂子。”
带着两个才几岁的孩子在烈日下筛沙子，当然很辛苦，但就是这样的活儿，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沙子筛出来，还要卖得出去。没有门路，沙子只能是沙子，不会变成钱。张永贤学的是机械工业，人又聪明，什么机器一摸索就会。他就是靠自己的技术，给人家修机器、修水泵，把关系搞好了，才把沙子变成了钞票的。
永济县出小麦、棉花，所以当地没有粮票吃饭不会发生大问题，布票也比较好买。尽管张永贤一家生活这样艰苦，一九七六年我在浙江农村娶媳妇儿的时候，他们两口子还省下钱来买了布票再买一丈二尺花布，给我寄来了一床被面做纪念，可见我们之间关系的密切。
一九七九年，中央为错划的右派落实政策，张永贤是工业学院的助教，本来应该把户口落在海淀区的，就因为他的老婆孩子户口都在延庆，算是“照顾”他夫妻团聚，把他的户口和关系都落实到延庆去了。他先是出任某工厂的工程师，后来当上了副厂长，还被选为县人民代表。但是远在郊区县，总不如我们在城里的人交往方便。
张永贤的父亲兄弟四个，他父亲是老大，他三叔在重庆被日寇的飞机炸死了，但是兄弟三个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有可能继承这三家的财产。
他父亲已经故去，在重庆遗留有97平方米的房屋，“文革”期间为了消灭“私有制”，当然也与别人一样，房产都归国家所有，而且都已经住进了“外人”。落实政策以后，房产还给了他家，但是重新丈量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一来，97平方米的老房忽然变成了108 平方米。张永贤根据房契力争房屋只有97平方米，但是房管局也力争，根据他们的实地丈量，该房屋就是108 米，必须以他们丈量的为准。别看只是十米之差，这关系可就大了。因为这些房屋都有“房客”住着，根据政策，出租的房屋不满100 平方米者，只算房产主；超过了100 平方米，就必须“公私合营”，房产主就升级为资本家了。想退掉一户吧，房客没地方可去，房管部门也不答应。这个“房产资本家”的光荣称号，张永贤也不愿意接受。他说：“右派分子我已经当了那么些年，这个房产资本家，我可不想再当了！我一辈子没剥削过人，这房子我也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房租，干脆交了吧！”
事实上即便他真去收那几个象征性的房租，拿到的几个钱，还不够用于修缮的，何况他本人不在重庆，办什么事都不方便。那时候房屋还不能私人买卖，要卖只能卖给国营的房地产公司，实际上就是房地产管理局。一九八三年，他终于把房屋交给了沙坪坝房地产公司，象征性地收了一千一百块钱，算是没有从父辈那里继承这个光荣的“房产资本家”称号。
他有个二伯父，现年九十三岁，是个美籍医生，在美国开有一家大诊所，个人财产已经有好几百万美元。
他二伯父叫张治道，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即现在上海医科大学的前身），抗日期间先到重庆，后来通过缅甸转道去美国，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打工留学，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医学院，一直在美国开业当医生。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激发了他的爱国心，当即携带了X 光机等设备打算回国为祖国服务。当时南方还没有解放，他和夫人到了香港，想到广州也进不去，只好单身一人先到海口一个美国人开的医院去当副院长。一九五○年海南解放，不许外国人当院长，就由他继任。但是当局对他这个从美国来的医生也不太信任，先是没收了他的收音机，继而还有逮捕他的打算。他一看苗头不对，只身潜回香港，在亲友的帮助下，与夫人一同跑到加拿大，继续攻读博士。──终其一生，张治道先生一共获得了八个医学技术证书。
一个爱国志士，就这样在“不信任、不理解”的“误会”下，被排挤出中国大陆了。
张永贤落实政策以后，方才与二伯父联系上。那时候他二伯父年事已高，特地召他到美国去了一趟。他二伯父没有子女，给他说起自己的财产数额不小，有意要他来美国继承财产。他二伯父是个著名的医师。在美国，除了经商者之外，医生本来就是高收入者。他本来已经开了一家诊所，打算扩大成医院，在房价很便宜的时候买进了一所房子，后来医院因故没开，房产却升值了。因此他的巨额财产中有一部分并不是靠行医所得。
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张永贤必须加入美国国籍，才有继承财产的资格。这对别人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他考虑到“糟糠之妻”不可能到美国去，居然婉言谢绝了。他建议二伯父把全部财产建立一个基金会，从事于慈善事业，他自己宁可在国内过清贫的生活。──这一条，跟《牧马人》的情节更加相似。
他二伯父接受了他的建议，筹建了一个“张治道基金会”，基金会章程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明确宣布，凡是张氏族人，都无权享受基金会的利益，并规定基金会的基金只用于资助医学研究、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
张治道先生现在还健在。截至目前为止，他已经出钱给自己的母校──当年的上海医学院、现在的上海医科大学建起一座十一层高的科研大楼，并提供部分科研设备，大楼被命名为“治道楼”。这座大楼，没有几千万人民币，大概是建不起来的。还出钱资助老家──荆州的一个科研机构，从事与某一个项目的研究。此外，他还捐资资助四十九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仅这一项，大概没有二三百万美金，是无法完成学业的。
一九九九年，张治道先生因为他的无私资助，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白兰花奖”，而且名列第一。白兰花是上海市的市花，“白兰花奖”是专门奖给对上海市有突出贡献的非中国人的。由于张治道老先生已经入了美国籍，所以不能称之为“爱国人士”，而以“上海市有突出贡献的非中国人”的最高奖项奖励他。其实，许多华裔美人，虽然入了美国国籍，其拳拳之心，总是向着生他养他的早先那个“祖国”的。这就是所谓的“人已经入了外国国籍，心还是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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