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到上海领奖，张永贤也去了。这不单单因为张老先生已经是九十高龄的老人，更主要的是：他对上海市的无私贡献，是在张永贤放弃继承权，并建议他二叔向中国资助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朵白玉兰，也应该有张永贤的半朵！
现在张永贤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在延庆开一家科技服务公司，买了住房也买了汽车，生活“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至少比我这个靠“贩卖文字”混饭吃的穷作家强得多矣。
他继承张氏族人安贫乐道的家风，不追求奢华，不追求享受，而以造福人类为其人生目的。可惜的是，他的才华，照我看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第四章 “成天混”犯浑娶媳妇儿
团河农场二大队二中队有个“老就”叫程天惠，外号人叫“成天混”，江苏省连云港市人。这是个精灵鬼，年龄不到三十， 相貌一般，眼睛虽然小点儿，干活儿却很有眼力，生活也很俭省，一个月三十六块五角的工资，手里居然攒了有五百多块钱。那年月，特别是在劳改队里，手中握有五百块钱的人是不多的，除非是华侨或资本家。他见张永贤娶了个延庆姑娘，在黄村一街租了间民房住着，至少比在集体宿舍里挤着睡统铺强，就托张永贤替他在延庆找个对象。
张永贤出于好心，通过老婆的关系，果然给他在阎庄子张罗了一个。不久之后，姑娘到团河农场相亲来了。
姑娘只有十九岁，长得相当精神，圆圆的脸儿，胖胖的身子，说话延庆口音不重，行动走路满有风度，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就是个儿稍微矮了点儿。她是阎姑娘的小姊妹，也算是阎姑娘介绍的，因此来了以后，理所当然地就住在张永贤的家里。
张永贤只租了一间房间，好在有一张小床，原来是给儿子睡的，姑娘来了，个子也不太高，就腾给姑娘睡。
程天惠和姑娘见了面，很是满意，姑娘对程天惠也没有意见，两个人出去玩儿一天，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他托张永贤给他在黄村一街找间房子，张永贤也帮他办到了。结婚那天，姑娘的父亲亲自送女儿来农场，办好了手续，也没喝喜酒，当天就回延庆去了。
姑娘挨家分送喜糖和瓜子儿，知道是通过我的关系给她找到的房子，特别过来道谢，多给了几块糖果，还说了一句“瓜子儿不饱是人心”。我是第一次听到这句北京人的客套话，惊喜之余，觉得这个姑娘相当讨人喜欢。
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发现新娘子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似乎挨了打了。但是我媳妇儿问她是怎么回事儿的时候，她却苦笑了一声，说是新来乍到，对环境不熟悉，晚上出门不小心，在台阶上摔的。
程天惠呢，早上虎着个脸去上班，晚上仍然虎着个脸回来，而且只给新娘子买了几个馒头，连菜也没买，明显透着对新娘子很不满意。
第三天，她的房东到我的家里来说：一连两个晚上，新房里都有不正常的响动，听见姑娘哭得很伤心，加上她脸上的伤痕越来越多，估计挨打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了。
三天之后，按当地规矩小两口儿应该双双回门。但是程天惠却借口农场没放假，让新娘子一个人回娘家去了。
几天以后，老丈人就把新娘子送了回来。先是翁婿二人在房间里戗戗了起来，接着把张永贤找了去，程天惠却跟张永贤翻了脸，大吵了一场。
我问张永贤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张永贤苦笑着说：洞房之夜，程天惠发现新娘子不是处女，火冒三丈，一边打一边问，一定要她说出是什么时候跟谁有事儿。一连审了三夜，新娘子都矢口否认，却为此一连挨了三夜打。老丈人送女儿回来，发话说：“你对我女儿不满意，可以办理离婚手续，我会把女儿领回去。我的女儿长这样大，我没打过她一下，嫁给你头一天，你不问青红皂白动手就打人，这可不行。”程天惠却犯了浑，说是新娘子骗了他，要包赔一切。什么时候把他花费的钱赔够了，再办离婚手续，就这样把女儿领回去，门儿也没有。老丈人来请张永贤从中说和，程天惠居然说出更加难听的话来：他老婆来农场，头一天夜里住在张永贤家，没准儿就是张永贤抽的头。气得张永贤跟程天惠又大吵了一场，几乎打了起来，气得新娘子哇哇大哭，气得老丈人当天就回了延庆，临走之前，还再三嘱托房东和阎姑娘多多照顾他闺女。
从此以后，新娘子天天眼泪和饭吃，房东也常常听见程天惠打老婆，可两口子又天天在一张炕上睡觉，也不知道他们究竟算怎么回子事儿。程天惠见到了张永贤，不是怒目相向，就是口出脏话，好几次几乎大打出手，气得张永贤说出“这一辈子我再也不做媒人了”这样的话来。
一晃过了几个月，新娘子终于受不了折磨，病倒了。到医院一检查，却是怀孕了。法律有规定，怀孕期间，不得离婚。新娘子回延庆养病，程天惠也无可奈何。
孩子终于生了下来，是个儿子。按日期算，程天惠也无法证明这个孩子不是他的。恰巧这时候农场通知程天惠准予离场，遣返原籍。程天惠离京之前，与妻子到区政府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归他扶养。姑娘两手空空回到村里，人们都说：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个浑小子，怎么放心？就是要饭，也应该把孩子要回来自己带。姑娘让人家给说动了心，程天惠前脚刚走，姑娘跟脚就追。一追追到了连云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住又住了半年多，这才手上抱着一个，肚子里怀着一个回来了。不久临盆，又是一个儿子。村里人都说：追儿子追儿子，一追追回两个来。
事后我问张永贤，是不是知道那姑娘的底细。张永贤说：那姑娘的为人，在村子里是数一数二的。做媒的只看姑娘人品，谁能担保是不是大姑娘呢？阎姑娘则说：我们同在一个村子，风言风语里也曾经听说她和村里某个干部有些不清不白，可那时候她才十五岁，谁会相信？这种事情，传说归传说，谁也不能当面问她自己。即便真有这种事情，过去的事儿，只要现在已经断了，也就算了。糟的是程天惠是个浑人，生生地把一个挺好的媳妇儿给赶跑了。
胖姑娘的命运还不错，后来带着两个儿子嫁了个工人，又生了两个儿子，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第五章 拉套老马安来福
在延庆娶媳妇儿的“二劳改”，除了张永贤和“成天混”之外，还有一个安来福。
安来福原来是第五步兵学校的学员，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活动，但却稀里糊涂地竟给送进了劳改队。尽管他一直在翻案，但一直没有成功的希望。
他的老家在内蒙古。他那个地区是蒙汉杂居区，他不是蒙古族人，而是汉人。一九四五年前，他那个村子被日军占领，但也是八路军的势力范围。抗战胜利后，他那个村子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但仍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所以他那个村子的村长具有双重身份，明面上是给敌人工作，实际上是给共产党工作。
他思想进步，抗战还没有胜利或刚刚胜利，他还不满十八岁，就被村长悄悄儿送到八路军部队当兵。四五年来，他作战勇敢，从战士升到了班长。但是他没读几年书，文化太低，再要升就困难了。一九五○年或一九五一年，部队领导有心培养他，把他送到第五步兵学校学习。这是一座“士官学校”，培养的是下级军官，一面学军事知识，一面也学文化知识。
他进步兵学校的时候，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镇压反革命，学校里也相应地开展“民主运动”。部队里的“民主运动”，包括交代个人历史这样一个项目。像他这样单纯的人，十八岁以前没离开过自己的村子，又是作为八路军秘密联络点的村长送来参军的，填写历史表格，只要写参军前在家种地，参军后在部队打仗，两句话就完了。可他偏偏“愣管丈母娘叫大嫂──没话找话”，在班内学习的时候，讲了这样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
有一天，村长家里来了一个八路军的联络员。他亲眼看见黄昏的时候村长把他送出门口的。但是第二天一早他却发现这个八路死在村子口，是被人家用刀子捅死的。到底凶手是谁，始终也没查出来。
正因为故事没头没尾，班里的人就开始追问了：第一，既然是八路的联络员，当然身份是保密的，你既不是八路，又不是党员，你怎么知道他的身份？第二，村长送联络员出村，怎么可能让你知道呢？除你之外，还有谁知道？第三，第二天怎么是你发现联络员被杀的？村子里那么多人，为什么别人不发现，偏偏让你发现了？
一问两问的，安来福成了杀死联络员的最大嫌疑人了。
安来福当然不承认，但是又百口莫辩。这期间校方派人到他那个小村子去外调，查回来的材料居然是：那村长是个变节分子，给八路军工作是假，给国民党工作是真，当时正好在镇反运动中，已经被枪毙了。
这可真是死无对证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怎么解释都不对，都是漏洞百出。最后只好把他送到了华北军区军事法庭审判。
他在德胜门外北苑新生砖厂（当时属于军方，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不再烧砖，而是利用这里的砖窑作为劳动教养收容所，对外的牌子是地方国营北苑农场和北苑化工厂）一面劳动一面等待判决。也许是当时这样的案子太多，也许是他的案子太特殊不好判，总之是等待了好几年之后，才稀里糊涂地给了他一张判决书，既没有说他杀人，也没有说他没杀人，仅仅因为他是“变节分子送来参军”的，而他与变节分子的关系又很密切，连来个秘密的八路军联络员他都知道，因此稀里糊涂地被判了五年徒刑。好在这时候离刑满释放也没有多少日子了，他居然没有上诉，就这样默认下来了。
可是刑满以后，既没有让他回部队，也没有让他回老家，而是留在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劳改队当了个就业职工。
一九六五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四十来岁，在劳改单位已经干了十几年。所以他是劳改队的老职工，人称“老河底”。
这一类老职工，特点是干活儿积极，靠拢政府，大都被任命为班长，工资当然也是全队最高的。安来福虽然资格老，但是没有文化，对葡萄栽培技术不过硬，只是考虑到他“工龄”长，劳动也积极，所以给了他一个四级工，当班长，月工资四十八元。
他被判刑的时候，认为反正案子搞不清，在监狱里呆几年，释放之后一切从头开始，也就完了。没想到刑满以后却不放他，为此他倒想翻案了。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样翻。他听说我五十年代初期曾经在上海法院工作过，就把他的判决书拿出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宗典型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罪行也没有，却稀里糊涂地给了五年刑期。我认为，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想翻，必须到村子里去开出一张证明来。我详细问了他村子里的情况，据说他参军之前与他同辈甚至比他长一辈的人还有许多仍在村子里，都可以给他证明。为此他果然请假回老家去了一趟，开来了包括现任村长和支书在内的有二十多人盖章的一张证明，第一证明他十八岁以前在村子里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参军出于爱国和自愿；第二证明他与被杀的八路军联络员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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