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这个年龄又具有这样业务水平的老园林工，几乎都是老反革命。我渐渐地与他熟悉以后，才知道此人来历不凡。解放前，他原来是北京有名的王府百货公司董事长，此外还开了一家粮行两家面粉厂，在旧中国，也算得上是个中等资产的资本家了。关于这一段历史，他还在中队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现身说法地“讲用”过，当然说的是老百姓怎样饿肚子，他怎样屯积粮食牟取暴利，真是罪大恶极等等。
我编进他的班里以后，他见我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写作上，对我特别有好感。不久之后就把小组讨论会的发言记录重任交给我。我也很认真地拿这事儿当一件事儿做。例如讨论会没人发言，我会在记录本上编一篇四平八稳的发言记录，让他这个当班长的可以交差等等。因此虽然我来这个班的时间不长，他与我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不但进了葡萄园耐心地手把手教我如何操作，在个人感情方面，也日见亲近起来。
（一）少见的恩爱夫妻
不久之后，我就发现王班长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律：按农场的规定，没有特殊情况（指重大节日或有外国元首访华等等），我们是每两个星期休息两天，星期六下午四点提前收工，各自回家，星期一晚上九点以前必须返场。他家住在前门外大栅栏南面的煤市街，骑自行车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每次他都是在家里吃过晚饭，然后不慌不忙地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回农场，大约八点半钟左右到达。一进入宿舍，把带回来的炸酱之类放好，第一件事情，就是坐下来写信。
开头我还不以为怪，人人都有朋友，写到农场来的信有被检查的危险，有信尽量往家里寄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家里收到亲友的来信，没工夫写回信，到农场以后慢慢儿写，也在情理之中。但他每次都如此，绝无例外，就有些奇怪了。后来我偶然问他为什么每次从家里回来都要发一封信，他倒是不隐瞒，笑着跟我说：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君子协定：他每次回农场，必须立刻写信报告平安到达，他夫人收到他的信，也立刻回信，报告他走后家里发生的一切，包括孩子的作业完成得如何、家里的小猫怎么淘气又打翻了什么等等，事无巨细，统统报告。两个星期中，如果没有什么例外，一般是往返各写两封信。十几年来，几乎从无例外。他说他家里有一只大木箱，专门收藏夫妻两人的来往信件，已经装得很满很满了。
我真羡慕这对儿老夫老妻的恩爱情深。这种热情，一般只发生在热恋中的男女青年身上。当年我正在热恋的时候从上海调来北京，也是规定每周二她写信每周六我写信，有时候信件迟到，于是就发生了一封压一封、“前言不对后语”的情况。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知道了他现在的这个夫人并不是他的原配。他的原配夫人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一直在山东荣成，是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从来没到过北京。他在北京当资本家的时候，另有一个只管跳舞、打麻将的小夫人，当然长得很美，也很会用钱。北京一解放，他因为历史问题被捕，那个小夫人就离他而去了。小夫人嘛，总是这个样子的，倒也不足为怪，怪的是他劳改之后娶的这个夫人，两人的感情居然会有这样深厚。
于是我就存心要打听他的这个秘密。不论是作为写作素材还是因为感到好奇。
（二）“红色资本家” 是怎么变黑的
因为我是个种葡萄的新手，没有管理葡萄园的经验，队部没有给我规定责任区，而是让班长带着我干活儿，算是班长的助手，也没有定额，因此我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班长。特别是在葡萄园里，不论是出土、上架、摘心、打稍、采收、冬剪、埋藏，每一道工序都要班长手把手地教，因此说闲话的工夫特别多。在果园干活儿，只要手脚不停，说说闲话儿是不被制止的。一方面我尽量向他靠拢，有意引导他说说自己的经历，一方面我也从侧面向别人打听，两方面的材料综合起来，他的经历大概是这样：
他虽然是个资本家，但是颇具爱国之心，可以说是个“红色资本家”。敌伪占领北平期间，他与八路军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一方面把自己的一个亲弟弟送到了八路军中当兵积极抗日，还亲自给敌后解放区运送过粮食、医药用品和无线电通讯器材；一方面以他精通日语的有利条件混进了日军宪兵队当上了高级翻译，不但掌握了大量的情报，还掩护了许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战胜利以后，他接受地下党的指派，又混进了国民党，当过一任辽阳县警察局局长。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根据地下党的指示，组织了一支有一百多人的武装，迎接北平解放。糟糕的是：北平解放以后，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城工部的人忽然不见了，估计有可能是光荣牺牲了。尽管他一解放就主动与军管会联系，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是没有人证明，于是他的一切作为，都变成了“说不清”的历史问题。一九五○年镇反运动中，当时他正在华北革大学习，由于他当过辽阳县警察局局长，被当地政府提走审查，最后被辽阳县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权五年。在服刑中，他层层上诉，别的材料找不着，他把亲弟弟送到八路军去（六十年代任某县教育局局长），还给敌后解放区运送过粮食和器材的证明材料是有的，因此最后以“客观上对解放区做过好事”为由宽大处理，只服了几年刑，就提前释放回北京来了。
这时候他的全部财产都已经被没收，小夫人也已经琵琶别抱，据说在北海公园摄影部工作。好在他的释放证上写明是“对解放区客观上做过好事”，也没有剥权，考虑他是个知识分子，就让他到前门外某小学当代课老师。
（三）相濡以沫的婚姻
这所小学里有一个教体育和美术的女老师，姓季，丈夫是个反革命，不久前被镇压了，留下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大的才四岁，小的才两岁，生活十分困难。特别是孩子患病期间，别人都有自己的家，何况她又是反革命家属，因此学校和同事们对她照顾得并不周到。只有这个代课的王老师，一者没有家室之累，二者有一颗仁爱之心，对两个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悉心照料，让孩子很快恢复了健康。真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季老师从感激而相爱，从相爱而委身，加上别人也不敢娶这个反革命遗孀，而王老师虽然历史上对革命有功，却是个“提前释放”的历史反革命，季老师了解到他的这些底细之后，更加爱他了。尽管季老师比王老师年轻十六岁，两人还是申请结婚，重新组织了一个完美的家庭。从此两人相濡以沫，互相用爱抚慰对方破损的心灵。
可惜的是好事不长久，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导致清理教师队伍，因为王老师是历史反革命，与地下党的联系又拿不出证据来，只好把他清出了教师队伍，由公安局安排到东北旺苗圃去当一个园林工人。一九五八年团河农场建立，需要一批基干力量，于是就把他调来了。
我悄悄儿问过王班长：像他这样对革命有功的人员，遭受到如此大的委屈，心理上怎么平衡呢？他说：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一件十分残酷的事情。从政治上说，只有证据才能说明一切。没有证据的事情，谁也无法相信。这不是情绪和感情上的问题。现在他只能一边安心在这里劳动，一边千方百计寻找线索，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知道地下党曾经与他联系过的人证，他的案子才有翻过来的可能。除此之外，一切幻想、埋怨、闹情绪，都是没有用的。
我不得不佩服老一辈子人对问题认识的深沉。
（四）引狼入室遭灭顶
大约是一九六五年年底或一九六六年年初，有一次，王一民从团河农场回家，鬼使神差地在永定门附近偶然遇见了王大利。这时候，王大利已经一抹到底，在永定门外小五金厂当仓库保管员了，但是王一民不知道，王大利也没说。
王一民是一九五八年支援团河农场成立从东北旺苗圃调出来的，东北旺苗圃与东琉璃河生产队同属公安局系统，开什么动员会、奖惩会之类，大都合并在一起开，然后由王大队长代表公安局给员工们做报告，所以王一民与王大利不但早就认识，而且也算是他当年的“老首长”。王班长对于王大利在沙石场的风流韵事似乎略有所闻，而对他跟康大夫老婆勾搭成奸的事情并不知道。六七年不见，在路上说话不方便，王一民就盛情邀请这位昔日的首长到自己家里去坐坐。王大利在厂里已经是个臭极了的人，平时没什么人理他，见王一民如此盛情相邀，也不推辞，反正路不远，就跟着到了王一民家。
季老师听说来者是东北旺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是王一民昔日的首长，不敢怠慢，自然热情接待。王大利见季老师对自己如此热情，不由得心花怒放。从此不管王一民在家不在家，他常常来串门。为了来往方便，指着自己也姓王、祖籍也是山东这两条，竟与王一民称兄道弟起来，一定要两个孩子管他叫叔叔。王一民不知底细，受宠若惊，对他也更加客气起来，却没有想到从此引狼入室，招徕了祸根，最后竟因此而导致家破人亡。
长话短说：一九六八年王一民被转场到清河农场，那里属于天津市宁河县地盘，却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飞地”（即越界管理的地盘，据说北京市公安局的飞地在黑龙江、河北省、吉林省、青海省都有），距离北京市二百多里，往后只能每年回家一次，一次不过住一两个星期，而且不是探亲假，而是请事假。因此他在离开北京之前，还糊里糊涂地托很可能已经与季老师勾搭成奸的王大利就近多多照顾老婆孩子。这可真是请小花猫看鱼，请黄鼠狼看鸡，聪明人办了糊涂事儿了。
我在团河农场就业期间，星期假日进城也曾经顺便到王班长家里去过许多次，不但认识季老师，也见过王大利。平心而论，季老师擅长书画，注重感情，绝对不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烈女怕磨郎”，何况一方面丈夫长年不在家，一方面王大利又是个情场老手，惯于陪小心说软话，一来二往的，居然也被王大利拉了过去。为了便于暗渡陈仓，王大利通过关系，把季老师的家搬到了永定门附近，不但离季老师的学校近，也离王大利的厂子近，更主要的是新房子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前后两间，前间大，给两个孩子住，后间小，季老师一个人住，第二是后间的后窗户通一条小胡同，而且窗户很大，离地面却只有一米多高，夜深人静，小胡同里很少有人来往，王大利从后窗户进出，十分方便。
沉溺在情河欲海里的人，是很难用常情来衡量的。季老师与王班长十几年来所建立的恩情，不但被王大利的凭空插一杠子而破坏无遗，一九六九年，清河农场执行林彪的一号战备疏散令，王一民又被疏散到了山西永济县的伍姓湖农场，回北京的机会，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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