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大嫂回了娘家，晚上很晚才回来。我下了学习到大嫂房间去，大嫂一见我就笑了，问我：“都知道了吧？”我说：“我知道什么呀？”他问：“小马没跟你说？”我说：“他还惦着让我来问问，探探您的口气呢！”她笑了起来：“这两个鬼东西，他们俩这一好，倒拿咱们当外人了。告诉你吧，这事儿啊，他们自己都说定了。”
我还有些不信。第一，马义扬亲口告诉我的，他们根本就没提婚事，第二，这一辈子的大事情，不是买青菜萝卜，也不像我因为支边临上火车现抓的媳妇儿，哪有刚见面还不知道对方底细呢，就谈婚娶二字的？不料大嫂却明告诉我说：“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我亲妹子。她呀，仗着自己读过几天书，心气儿高着呢！村儿里给她保媒的多了去了，有的是教员，有的是军官，可她见一个吹一个，有的连一句话都没搭上，就摇了头了。一拖两拖的，今年都二十二了，还没说定个人家。村儿里像她一般大的姑娘，早就抱上孩子啦！自从你和老张来到我们院子，我回娘家去老说你们这些右派怎么有学问，来的右派朋友也都是怎么好，他们还都不信。我就提出来要给小妹张罗一个右派，我爹妈还没说话，她自己倒点了头了，说是要见识见识什么叫右派。我为什么先不说是我妹妹呢，我知道我这个妹子爱挑剔，见了面她要是理也不理小马，我就说人家闺女脸皮嫩，见不得人，这样谁也不得罪。没想到她还没跟小马说上话，只是听你们和大哥瞎聊天儿，心里就有些乐意了。我让小马去送她，她没摇头，我就知道这事情有成的希望。昨天夜里他们一路聊过去，到我家已经十点多，我爹妈都睡了。今天早上起来问她怎么样，她说：‘挺好的，不再挑了。’这不是明摆着他们自己说定了吗？”
我又一次相信是不是夫妻，是有缘份的。没缘份的两个人，怎么捏咕也捏咕不到一起，有缘份的两个，就好像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儿似的，一拍即合！
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准备喝喜酒吧。
不过，这喜酒我们到了儿还是没喝成。他们的婚礼办得十分简单，也可以说是办得十分“革命”。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越来越高，结婚喝喜酒、分喜糖都成了“四旧”。姑娘的父亲是高米店村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不久就以“工农兵占领教育阵地”的名义进驻了村里的小学，代行的是校长的职务。在这样的政治空气下，他能够招一个右派女婿而不表示反对，就已经十二分的不容易了。
下面的戏，可就不是谁能够估计得到的。仅仅过了一年，团河农场改办五七干校，“二劳改”们全部转场到了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这一转，我和马义扬分散了，俩人没在一个分场里。接着就是林彪背着毛主席下达的一号战备疏散令，清河农场的“老就”们家在农村的，大都“遣返回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大都集中到山西的劳改农场和劳改厂矿去了。当时的“疏散转场”命令是突然间下达的，连干部们事先都不知道，命令一到要求立刻执行，三两天之内清河农场的“老就”们几乎走了多一半儿，谁疏散到了哪里，除了一个分场的有可能知道，不是一个分场的，根本不可能得到消息。我与马义扬，就这样“断了线”了。
终于到了一九七九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得到了解放，我回到原单位住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恰巧张永贤也从山西回到北京，正在办理安置手续。在这空闲时间里，我们两个一起到了团河农场，旧地重游，感慨万千：二大队那原来总产量达到过年产六百万斤的葡萄园，被“五七战士”们管成了一片草地，荒凉不堪，连农道两旁原先高大粗壮的钻天杨，也像老头儿的牙齿似的，剩不下几棵了。我们走到黄村街上，同时想起了房东，也同时想起了马义扬。按照我们的想法，在那样的年月，一个右派，一个贫协主席的女儿，阴差阳错地结合在一起，肯定又是一场悲剧。本来计划是要去看望房东大嫂的，但是想到了马义扬，总觉得是我把房东大嫂的妹妹给害了，实在不好意思。琢磨再三，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走进了那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小院子。
大嫂正好在家。十几年不见，大嫂苍老多了。当年才四岁的大嫂的小女儿，如今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大姑娘，是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如果不说她就是当年那个拖鼻涕的小丫头，谁敢认哪！说了几句客气话，我们都不敢提起马义扬，性格爽直的大嫂倒主动问起我们来了：“你们见到马义扬了吗？”
“没有哇。他现在在哪儿？”我们同声问。
“就在高米店哪！他也落实政策回来了，安排在朝阳区教育局工作。刚去报到，还没正式上班。”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简直都不敢相信，立刻就要去看马义扬。大嫂子也来了兴致，当时就跟我们一路走。在路上，大嫂这才告诉我们：小马到了清河农场以后，不知道怎么查出他的祖籍是山东黄县，而且家里当年是地主。尽管他从来没在黄县住过一天，那里也没他的一片瓦，亲戚们也根本不认识，但是愣把他押送到那里去交给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尽管他的老丈人就是村贫协主席，但也无法挽回公安局的决定。好在他老家的远房亲戚们都还念叨他父母亲当年的好处，没有难为他也没有歧视他，给他找了间空房，暂时安顿下来了。难的是：尽管马义扬身板儿壮实，劳动是一把好手，可是大队里工分儿太低，辛苦一年，连自己一个人的口粮都挣不到手。实在没办法了，就跑到北京来找老婆，一年中几乎有八九个月是在北京度过的，更正确地说，是靠老婆养活他的。这十几年中，他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还盖了三间房。更难能可贵的是：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离婚。
说话间我们到了高米店，见到了马义扬两口子。艰苦的生活，把小马变成了老马，两鬓已经见了白发。他爱人更是苍老得不像样子，当年那红润白嫩的脸庞，已经布满了皱纹。两口子见到了我们，也是喜从天降，立刻买肉和面包饺子。我们一边包一边互相打听难友们的下落。十几年不见，话题越扯越多，我和张永贤商量，今天不走了，就在马义扬这里住一夜，说不完的话题，夜里接着扯。
吃饺子的时候，马义扬见我总也不提起家里的事情，憋不住了，就问我老婆孩子近来怎样。我说：“我老婆不比你老婆，她自己不能干活儿，只能靠老公养活，在团河农场是三十二块钱凑合着过，转场以后，我一个月只能给她十五块钱，她娘儿两个怎么过？不久就提出来跟我离婚了。我们两个离婚，既不是感情破裂，也不是政治压力太大，而是出于我挣钱太少，是经济上的原因。用她的一句话来说，就叫做‘大家都逃条命’。……刚才我们在大嫂子家，还不敢提起你的名字呢，你们两个，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只怕，只怕你们也早就离婚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马义扬的老丈人插话说：“那怎么会呢，什么阶级不阶级的，只要他们两口子自己乐意，日子也过得下去，我们王家没有无缘无故打离婚的规矩……”
这就是贫下中农、而且还是贫协主席说的话。
第十一章 最佳夫妻“双就业”
清河农场有两个女队。一个是女教养队，一个是园林队的“女就业队”，也是女犯和女教养们“恢复自由”以后的最后归宿。
男就业的要想结婚，最佳人选莫过于找个女就业的，在农场被称为“双就业”，相当于社会上的双职工。这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彼此肩膀一般高，身份相同，政治地位相等，经济收入也差不多，不存在高攀或低就的问题。第二，只要在园林队找到一个对象，立刻就可以申请结婚，同时申请把女方调到男方所在的分场来，从此在农场安家，既不会婚后两地分居，也可以免除在集体宿舍中挤大炕之苦。清河农场不比团河农场，有大量的家属住房，甭说双方都是“老就”了，就是你从农村带个姑娘来，也一样给你住房。“文革”之前，还可以把女方的户口迁进来（这可是农村姑娘向往已久的“北京居民户口”啊，单是这一条，就可以很容易地把一个农村姑娘骗上手），并在农场当一名合同工，所干的活儿并不比农村重，而所领的三十几元工资，却比穷困地区的农村男劳力还高好多。
因此，清河农场的光棍儿男“老就”，每每把眼光瞄准了女就业队。女就业队里有几个女光棍儿，新来的女就业中有几个是没老公的，男就业队中的光棍儿们往往一清二楚。
相对而言，就业女队人数并不多，其中没丈夫的占比例更少。在这样“求过于供”的前提下，男就业的趋之若鹜，单身女就业的就成了“可居的奇货”，身价也就越来越高。稍微年轻漂亮点儿的，甚至仅仅平头整脸的，哪怕犯过大罪、至今仍有恶习的，也自视甚高，挑起老公来，比公主还公主。
男就业的想找个女就业的做老婆，女就业的也愿意找个男就业的做老公。因为前提是大家都离不开劳改农场。男就业的还可以到农村去找个大姑娘或小寡妇成一个每年回去住几天的家，而女就业的几乎无一例外不肯嫁给公社社员做老婆，更何况不论农村还是城里，也几乎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在劳改农场娶个老婆却一年只在家里住半个月。好在“物以稀为贵”，既然单身女就业的在清河农场是“奇货”，她们选老公的面，可就比男就业的宽得多了。
女就业的选老公，第一选有钱的，第二选年轻漂亮的，第三才选有没有学问。因为有没有学问，在劳改农场是次要甚至无用的。常常听见队长对就业的说这样挖苦的话：“就算你会造原子弹，政府不用你，管个屁用！”
因此，有钱的华侨男就业的，就成了天之骄子，在女队找老婆也最容易。
一九七四年，就业女队新从教养女队送来一个姑娘，才二十三四岁，长得相当漂亮，不但脸蛋儿白，身材也匀称，据说是为作风问题教养的，如今还是单身女子。于是她立刻成了众矢之的，介绍的，做媒的，一个走了一个来，每逢休息日，她就甭想出去，一出去就有人围着，想吃什么根本就不用自己买。她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当然也不懂什么叫做“含辛茹苦”，住腻了集体宿舍，吃厌了青菜萝卜，也想换换环境换换口味，因此很快就答应了一个华侨就业的求婚。据说这个华侨手上有一万八千元存款（请注意，当时的猪肉才六毛多钱一斤，一万八可比今天的十八万还顶用），还是给她看了全部存折又把一个五千元的存折交到了她的手上，方才跟她领了结婚证的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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